政府辞职能解决黎巴嫩的问题吗？
（原标题：政府辞职能解决黎巴嫩的问题吗？）在民众的抗议和对贝鲁特大爆炸的愤怒声中，刚任职不满八个月的黎巴嫩政府宣布辞职。辞职后，总理迪亚卜将担任过渡总理，各部长也将继续任职，直到新政府出炉。接下来，总统奥恩将与议会各党派谈判，由议会推选新总理人选。
目前的热门人选有三个：去年在抗议声中辞职的前总理哈里里、与美国关系密切的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拉姆，以及同样被视为美国盟友的黎巴嫩央行前副行长巴斯里（Mohammad Baasiri）。但想要让来自不同教派的议员们在总理人选上达成一致并非易事。
根据黎巴嫩1989年的塔伊夫协议，议会共有128名议员，基督徒和穆斯林各占一半。在两大教派中，什叶派、逊尼派、马龙派等不同教派的议员占比也有明确规定。预计新政府出炉需花费三个月到最长一年。
为了让黎巴嫩政坛大洗牌，部分政客还呼吁议员集体辞职，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要想触发议会选举，需要至少43名议员辞职。目前仅有六名议员宣布辞职。
然而，无论改选总理还是议会洗牌，都很难改变黎巴嫩高度碎片化的教派政治格局，和由此滋生的腐败问题。
从黎巴嫩内战开始，教派庇护网络就成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后，在战争中做大的教派组织和军阀迅速弥补政府在基础服务上的缺失，建立了庞大的势力网。
庇护人通过政府力量为各教派的受庇护者提供工作岗位、大型项目合同等好处，从而换取政治上的支持。
在民间，与庇护人有联系的中间人可以帮普通民众“平事”，也能在选举时为庇护人支持的候选人拉票。
迪亚卜政府成员。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教派权力共享制度
1943年，摆脱法国委任统治、正式独立的黎巴嫩推出《国家公约》。这份公约拉开了教派权力共享的序幕。
公约规定，黎巴嫩总统必须为基督教马龙派，总理为逊尼派穆斯林，国会议长为什叶派穆斯林。总统权力大于总理。根据当时的人口比例，议会中基督教议员和穆斯林议员的比例为6:5。
这种教派权力共享的体制看似公平，但实际上强化了教派之间的区别、阻挡了世俗派参政的可能，一旦有教派被边缘化，冲突便难以避免。
获得独立后，黎巴嫩的人口结构开始发生变化，穆斯林、特别是什叶派穆斯林人口大涨。穆斯林人口增长、巴以冲突期间巴勒斯坦武装将作战基地迁至黎巴嫩，最终引发了黎巴嫩1975年的内战。为结束内战，黎巴嫩冲突各方于1989年在沙特阿拉伯塔伊夫达成塔伊夫协议。
协议对此前的教派权力共享体制进行调整，把议会中基督教议员和穆斯林议员的比例调整为5:5。在权力上，总统的行政权转移到总理，总统主要起象征性作用。
在议会构成上，逊尼派、什叶派、马龙派、东正教派、德鲁兹派、阿拉维派等各教派所占的席位比例有具体的规定。黎巴嫩共有18个教派。
除了重新调整议会席位，塔伊夫协议还将“消除政治教派主义”定为“基本国家目标”。然而，这个目标到今天仍未实现。随着各教派忙于巩固自己的势力，政治教派主义越来越严重。
政府职位按教派分派、各教派仅维护自己的利益，导致黎巴嫩在推行政策时频频陷入僵局。
最典型的一次发生在总统推选上。从2014年到2016年，黎巴嫩议会对于总统人选争执不下，直到2016年10月才选出奥恩担任总统，结束了近三年无总统的僵局。
教派庇护网络
教派权力共享以及国家机构在战后的式微，催化了黎巴嫩教派庇护网络的发展。以什叶派的黎巴嫩真主党为例，真主党在内战和第二次黎巴嫩以色列战争中脱颖而出，成为比政府军还强大的武装。除了军事力量强大之外，真主党专门为什叶派居民提供住房、教育、卫生等各类生活支持。
《中东和北非的腐败及非正规运作》一书中指出，内战后，由于基建设施严重损毁、政府把重建重点放在首都贝鲁特，真主党开始在南部地区和什叶派聚集区重建学校和农业中心。
从1996年到2001年，真主党对什叶派学生的经济援助和奖学金投入了近1400万美元，高于黎巴嫩政府的教育支持投入。无法负担学费的学生均可申请奖学金。与此同时，真主党还建立了自己的卫生部门，专门负责在什叶派聚居地修建平价诊所。在2006年与以色列的战争期间，这些诊所免费提供药品和医疗服务。
2006年战争后，真主党为在战争中丧失家园的什叶派民众提供补偿，还在伊朗的资助下投入4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重建。这一系列操作削弱了国家机构的作用，让真主党成为黎巴嫩重要的教派庇护者，对黎巴嫩政坛有举重轻重的影响力。
真主党从1992年开始进入议会。在2018年的议会选举中，真主党赢得13个席位，该组织为首的政治联盟则拿下了71个席位，占大多数席位。迪亚卜正是得到真主党支持。而2005年遭暗杀的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及其家族是逊尼派的重要庇护者，与沙特阿拉伯和西方国家关系紧密。哈里里家族庇护网的势力范围主要在黎巴嫩北部。
老哈里里与小布什。图片来源：白宫 在内战后的重建中，参与重建的公司大部分都与哈里里家族有关或者来自沙特等海湾国家。重建中的腐败以及大规模举债，一直是黎巴嫩的争议问题。
除了腐败问题，政客忙于让其所代表势力获利也导致基本服务受阻。
2015年，首都贝鲁特爆发垃圾危机，市中心的垃圾长达数月无人处理。造成这种局面正是因为各路政客和教派领袖想把收垃圾的合同交给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公司，各派相互争斗无法达成一致。
透明国际组织2019年的全球清廉指数中，黎巴嫩在180个国家中排名137。世界银行则指出，黎巴嫩的教派庇护体制每年给该国GDP造成的损失达9%。《黎巴嫩的萨拉菲主义》一书中则指出，在民间，庇护人可以通过中间人影响普通民众。到议会选举时，庇护人会给中间人提供资助，由中间人动员民众投票。书中以黎巴嫩北部地区一个中等收入家庭为例说明了中间人的作用。这个家庭在没有获得政府许可情况下，在自家住宅上加盖了一层楼，政府随后开出5万美元的罚单。
为解决罚款问题，该家庭找到了一名萨拉菲派中间人，中间人与北部的黎波里的大庇护人有往来，包括时任总理米卡提。米卡提的助手介入后，罚款问题很快解决，涉事家庭无需缴纳罚款。
作为交换，中间人在议会选举时成功动员了包括该家庭在内的选民。智库阿拉伯改革倡议小组执行主席霍里（Nadim Houry）在接受NPR采访时指出，由于庇护网络和教派权力共享制度，腐败已经成为黎巴嫩政治体制DNA的一部分。
霍里表示，目前黎巴嫩没有哪位官员没有受教派庇护网络的影响。而这些庇护网络最终都是在为寡头服务，这些寡头装作代表教派的利益，实际是为自己谋利。
他认为，如果黎巴嫩真正想看到变化，应该对选举法进行修改，让更多与教派无关的政治团体，比如世俗派、独立派参加选举。
但即便在“特殊情况下”，这一过程至少也需要五到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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