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堡“病毒暗史”：泄漏事故如家常便饭，雇员与居民屡遭殃|德堡|生物战|菌株|病原体|炭疽
2020年3月末，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美多地暴发的同时，美国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悄然全面恢复了运行。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8月，这所在历史上劣迹斑斑的实验室突然被要求关闭。作为美军曾经的生物战研究基地，德特里克堡在1943年到1969年间一直是美国政府的生物战研究“前线”，储存了五花八门的致命生物武器。美军聘请的科学家们在这里秘密从事各种实验，研发的生物武器假使在战场上使用，其威力不可小觑，而如果不慎泄漏，危害也相当惊人。
正如俗话所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由于操作失误、管理不善等种种原因，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实验室在其近70年的历史中曾发生过不少意外事件，不仅有实验室内违规操作等低级安全漏洞，更有如多种致命病菌泄漏致人死亡等严重事件，甚至还有德堡雇员故意使用实验室内的高危病原体发动袭击。
纳粹科学家效劳德堡
二战结束后，为了在日后的对抗中占得先机，美国展开了对战败的轴心国，尤其是德国的军工人才的争夺。美国政府在1945年至1959年开展的“回形针计划”及后续计划的运作下，前后共招募了1600多名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赴美从事各领域的科研工作。
作为服务美国的“回报”，这些科学家与工程师被赋予了美国公民身份，其中大部分人不光彩的为纳粹德国效力的经历被美国政府隐瞒，有些人涉嫌犯下战争罪行的记录甚至直接被美国政府篡改。
在这些投靠美国的德国科研人员中，就有从事生物武器研发的沃尔特·施赖伯(Walter Schreiber)、埃里希·特劳布(Erich Traub)和库尔特·布洛姆(Kurt Blome)等人，据称这些人中有人曾在二战期间对纳粹德国集中营内的囚犯进行人体试验。
资料显示，三人中的埃里希·特劳布曾是德国权威的兽医、科学家和病毒学家，专门研究口蹄疫、牛瘟和新城疫。二战时，特劳布直接听命于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担任纳粹德国里姆斯岛（Insel Riems）秘密生物武器实验室的主任。
德国战败后，1948年，特劳布先是被英军当作“高度优先情报目标”从苏联占领区撤离，当时他已在苏联的安排下继续从事生物战研究。随后在1949年，特劳布在“回形针计划”的支持下远渡重洋，前往美国。抵达美国后，美国政府很快安排特劳布与来自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以及中情局特务进行接触，让他从生物战的角度详细讲解自己曾经从事的有关动物疾病的研究。特劳布提供的资料为德堡在普拉姆岛（Plum Island）设立细菌战动物疾病实验室奠定了基础。
正是在一个个像特劳布这样的纳粹德国科学家的协助下，美国德堡的生物战实验室才得以在短短十几年迅速发展起来。对于美国开展进攻性生物武器研发工作的秘密年代，《第十一种瘟疫》一书（The Eleventh Plague，该书主要内容有关生物武器与化学武器）的作者伦纳德·科尔(Leonard Cole)直言：“那是当时被称为‘黑色生物学’的时代”，虽然微生物学取得的重大进展帮助人类克服了大部分瘟疫，但也在无意中打开了又一个“潘多拉魔盒”。
“魔盒”开启
而就在生物武器研究如火如荼之际，德堡内接连出现了怪事——有工作人员蹊跷病倒，甚至一命呜呼。
20世纪50年代，德特里克堡有两名工作人员死于炭疽病，还有一名工作人员于1964年死于玻利维亚出血热。由于德堡的进攻性生物研究计划是国家最高机密，当时这三位受害者的真正死因均被军方隐瞒，家属拿到的死亡证明上一个字都没有提到生物武器，直到《纽约时报》1975年刊文爆料此事，真相才得以浮出水面。
既然有人遭泄漏的生物武器感染，那么德堡内必定发生过生物武器泄漏事件。《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德堡内有一座建于1953年的“470号楼”（Building 470），这座几乎没有窗户的七层黑砖建筑俯瞰着整个陆军基地。冷战时期，科学家们在这里研发生物制剂，当地人因此称之为“炭疽塔”或“末日之塔”。
1958年，“470号楼”内就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泄漏事故。一名技术人员在试图撬开生物发酵罐底部卡住的阀门时，无意中致使大约2000加仑（约7571升）的液态炭疽杆菌培养物泄漏。所幸的是，由于建筑的设计和安全措施到位，有害物质并没有溢出大楼，也没有任何人因此染病。
随着有关生物武器泄漏事件与德堡实验内幕的报道不断涌现，全美舆论炸开了锅，重压之下，据《纽约时报》报道，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在1969年下令停止生物武器的研发工作，销毁现有生物武器，并禁止在美国开展“进攻性生物研究”。自此，德堡的研究重点转向了“防御性生物研究”，侧重于生物攻击的诊断、预防和治疗工作，上述研究工作由德堡内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承担。
周边居民遭“投毒”
尽管德特里克堡被重新赋予了“防御性生物研究”的新使命，但曾经进行过的高风险实验仍是德堡挥之不去的阴影，以往残留的有害物质就像是一颗“定时炸弹”，给当地的居民带来隐忧。
《巴尔的摩太阳报》刊文称，德特里克堡内有个占地399英亩的试验场“B区”，在1970年之前，此处是化学、生物和放射性实验废料的处置区。1992年，B区附近的地下水检测出污染物含量超标。美国陆军环境卫生局（U.S. Army Environmental Hygiene Agency）采集的新一轮水样显示，几十年前填埋在基地试验废料填埋区“B区”的有害化学物质正在污染地下水，污染物质甚至渗透到附近居民的水井中，使得居民们在不知不觉中已经遭“投毒”数十载。
马里兰州环境部门于1993年公布的报告也显示，美国军方在德堡钻了17口监测井，其中6口井的水样中三氯乙烯超标（TCE，是一种可能致癌的常见工业溶剂），还有几口井的水样中含有超标的铅和四氯乙烯（另一种可能致癌的清洁溶剂）。尽管军方采样的水井并非当地社区饮用水的来源，但是位于B区东南部的4口居民井和一眼泉水中同样被检测出TCE超标。
对于此事，虽然马里兰州政府发言人沙利文（Michael Sullivan）承认TCE的问题“比较严重”，但他仍然强调在水样中检测到的其他大多数污染物都在饮用水的安全数值范围内。针对这一言论，住在德堡附近的私人环境顾问伯恩斯（Michael E. Burns）驳斥称，军方一直试图淡化德堡有害废料的危险程度以及泄漏问题的严重性，而且州政府作为民众选举产生的执政代表，对军方的态度不够严厉。
“显然，（报告）表明德堡是周边水井中污染物的来源。”伯恩斯说道。他认为，检测到周边水体遭污染说明德堡存在的泄漏问题比官方承认的要更为严重。
随着时间进入21世纪，人们发现德堡生物战实验室在冷战期间遗留的污染物比想象中的更多。
《华盛顿邮报》2003年刊文称，美国军方在2001年4月开始清理B区的一个填埋场时，彼时挖掘机只挖了不到一英尺深的土壤（约合0.3米），就发现地下有大量被腐蚀的除草剂桶、不明化学品、注射器、实验室仪器和混在泥土中的奇怪物质。在清理过程中，施工队淘出了50个装有不明气体和液体的高压钢瓶，这些容器随后被送去鉴定内部成分。
与此同时，比较惊悚的是，施工队发现了4只被解剖的小白鼠，它们还漂浮在福尔马林（甲醛水溶液）罐头里，而这些罐头是在至少30年前被埋入土中的。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分析研究人员还找到了小瓶的活病原体，如梅里特布鲁氏菌、可引发肺炎的克雷伯菌和炭疽芽孢杆菌(炭疽杆菌的一种无毒形态)等。
此外，垃圾填满场中还有熟悉的“橙剂”，美国曾在越南战争中使用过这种可致癌的除草剂。
有关填埋场内的大部分文件已在上世纪被销毁，幸存下来的几份文件则表明，德堡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直在使用这个垃圾填埋场。曾负责监督德堡的垃圾运输工作的肯普夫（Hubert Kaempf）坦言，当时看来符合安全标准和卫生法的措施在21世纪必定会被严厉禁止，“诸如实验室材料、动物尸体这些废物，本来应该先被消毒或焚烧，然后再将其灰烬掩埋起来。然而，彼时德堡的很多化学废弃物都被直接倾倒在坑里，而其他政府机构也不时来‘火上浇油’，将他处的实验废料送到德堡的垃圾填埋场。”
肯普夫透露称，这些机构中就包括中情局。一份解密的联邦政府报告也为此提供了证据，该报告指明中情局曾在德堡秘密进行生物制剂测试。
研究人员发动袭击
德堡内的有毒物质不仅像达摩克利斯之剑那般悬在周边居民的头上，而且还在别有用心的人手中成了全美民众的噩梦。
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后一周，美国本土又发生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炭疽信件袭击事件。有人把含有炭疽杆菌的信件寄给全美数个新闻媒体办公室以及两名民主党参议员，导致5人死亡，17人被感染，《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炭疽袭击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10亿美元。而这一系列生物恐怖袭击事件恰恰与从事炭疽研究的德堡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有关，德堡因此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其实验室内的种种弊病也在审查之下暴露。
《哈特福德新闻报》（The Hartford Courant）报道称，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实验室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过炭疽杆菌和其他致命病原体实验样本丢失的事故。《哈特福德新闻报》取得的一份1992年美军内部调查文件表明，有人在深夜秘密潜入实验室，进行未经授权的研究工作，其中就涉及炭疽。为了掩盖其所做的工作，身份不明的研究人员还刻意将实验室设备上的数字计数器回滚，然而百密一疏，此人还是在机器的电子内存中留下了拼写错误的“Antrax”标识（“炭疽”的正确拼写为“Anthrax”）。
彼时对于丢失的样本是否会构成危险，德堡的专家们持有不同意见。一位不具名的陆军发言人认为，泄漏不会带来风险，因为德堡实验室对这类病菌进行研究前均会对其进行灭活处理。然而，一位不具名的权威分子生物学家警告称，从处理过的样本中找回有活性的炭疽孢子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另有一位曾在德堡实验室内工作的科学家强调，由于实验室库存管理不周，部分丢失的样本恐怕没有经过化学处理。
《哈特福德新闻报》分析称，上述事件清楚地表明德特里克堡内部一些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存在的组织运作和安保方面的种种问题。
正因如此，外界怀疑该事件中使用的炭疽菌株有可能来源于德堡在1992年报告丢失的27个样本中的艾姆斯炭疽菌株（Ames strain）。对此，德堡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发言人范德林登（Vander-Linden）宣称，军方可以确定丢失的炭疽菌株中至少有一部分不是艾姆斯菌株。然而，一位曾在上世纪90年代供职于德堡生物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反驳称，他当时处理过的炭疽菌株都属于艾姆斯菌株。
美国政府在对炭疽袭击事件展开调查的同时，也加强了对各个涉及炭疽病研究机构的监督管理工作。然而，据《纽约时报》2002年报道，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实验室在当年又发生炭疽泄漏事故。工作人员在进行炭疽病测试实验室的走廊和附近的一间行政室中均检测到炭疽孢子，有一位密切接触的工作人员随后还被检测出感染了炭疽杆菌。
随着关于炭疽袭击事件的调查愈发深入，美国警方发现，虽然此次袭击事件中使用的炭疽制剂等级不同，但是分析证明所有制剂确实都来自同一菌株：艾姆斯菌株，而最早对艾姆斯菌株进行研究的正是德堡内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这种炭疽菌株曾被分发到至少15个美国国内的生物实验室以及6个海外实验室以供研究。正是炭疽制剂来源的确定，使得美国警方锁定了一位嫌疑人——德堡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资深炭疽病研究人员埃文斯（Bruce Ivins）。
2008年7月，正当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准备对埃文斯提出与炭疽袭击事件有关的指控时，埃文斯突然自杀身亡。由于埃文斯被FBI认定为炭疽袭击事件的唯一嫌犯，因而，“他究竟是不是炭疽袭击事件的幕后主使”这一疑问，随着他命丧黄泉恐怕已无法定论。不过，不可否认的是，德堡生物实验室存在的漏洞无疑给潜在的泄漏事故（无论是人为还是意外）创造了条件。
纰漏百出，整改缓慢
就算捅了如此大的一个篓子，德堡生物实验室的安全漏洞与管理问题在此后的十多年内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而且仍然不断发生事故。
2009年2月，美国军方发现德堡生物实验室内储存的一些病原体没有录入数据库，实验室大部分涉及危险病原体的研究工作因而随之被叫停，研究人员被警告需按规定清查库存，并完善数据库。《纽约时报》报道称，一名要求匿名的科研人员坦言，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库存管理和安保工作并不完善，已完成的实验项目的样本有时并没有被及时销毁，结项后退出实验的科研人员有时会留下装有样本的小瓶，而后来的同事并不知道里面留有何种物质。
德堡的管理混乱问题在两份早期内部调查报告中亦被证实。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PBS）网站刊文称，这两份报告分别由新墨西哥州的桑迪亚国家实验室(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和陆军监察长办公室于2002年撰写完成，但由于保密原因，两份报告的内容直至2011年才被公开。
两份报告均指出，德堡的安保程序十分松懈，甚至到了“任何研究人员、助手或临时工都能够把几滴炭疽菌带出实验室”此般地步。这两份报告还描述了德堡杂乱无章的行政管理体系概况，譬如员工名单没有及时更新——部分离职的雇员名字赫然在列、新雇员的名字仍未录入；又比如新雇员在没有完成背景调查之前就被允许从事高度危险的研究工作；另外，炭疽和其他高危病原体的库存也没有完善的备案和管理。
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的报告强调，尽管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宗旨无比明确，但这个实验室已经形成了一种糟糕的工作氛围——即员工未能像对待研究工作那样，对“安全问题做出同样清晰的承诺”，“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目前的生物安全系统已经无法充分保障高致病性病原体的安全及相关信息”。
退役陆军上校、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前副所长弗兰茨博士（Dr David Franz）以及著有《细菌：生物武器和美国的秘密战争》一书的作者米勒（Judith Miller）在一篇题为《生物安全的失败》的文章中也披露德堡除了安全漏洞百出，多年来还一直存在财务管理不善、未能适应冷战后的新任务、领导力不足等多方面的问题。而就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德堡内部还普遍存在着“恐惧和不信任”的气氛——项目资金因为实验室关停而遭到削减，高级研究人员也纷纷因此“跳槽”，可谓是“士气低迷”。
然而，就是德堡这样问题连连却整改迟滞的实验室，却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摇身一变，担起了研发新冠疫苗的重任。当下，这座历史上劣迹斑斑，泄漏事故多如家常便饭，管理问题层出不穷的实验室已成为美国对抗新冠病毒的前线。
美疾控中心报告显示美国去年12月份已有新冠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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