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拉：一名菲律宾家族奴隶的故事（下）
洛拉和作者在2008年
洛拉：一位菲律宾家族奴隶的故事（上）
洛拉：一位菲律宾家族奴隶的故事（中）
四车道变成两车道，沥青路面被碎石取代。三轮车司机拉着满车的竹子在汽车和水牛之间穿梭。偶尔有狗或山羊在我们的卡车前横冲过马路，差点撞上保险杠。杜子一直没有减速。今天撞死的动物只是比明天早些成了盘中餐而已——这就是乡间的道路规则。
我拿出地图，查出我们要去的玛雅托（Mayantoc）村的路线。窗外远处，微小的人影勾着腰，像许多折弯的钉子。人们在以几千年亘古不变的方式收割稻子。我们离目的地很近了。
我敲了敲那个便宜的塑料盒，后悔没买一个真正的瓮，瓷的或红木做的那种。洛拉家乡的亲人会怎么想？不过，她的亲人也已所剩无几了。她的同胞手足中只有一个还在此地：98岁的格雷戈莉娅（Gregoria）；我听说她的记忆力已经很差了。她的亲戚说，每听人提起洛拉的名字，她都会失声痛哭，然后很快就忘了为什么。
作者与洛拉的姐姐格雷戈莉
之前我已经和洛拉的一位侄女联系上了。她对这天的安排是：我到达后，先举行一个低调的悼念仪式，然后做祷告，随之在玛雅托永福公墓将骨灰下葬。洛拉去世已经五年了，我却还没和她做过最后的告别，但我知道这一刻即将到来。一整天我都感到极度的悲伤，但我竭力忍着，不愿当着杜子的面哭出来。我为我家对待洛拉的方式而羞愧，为她在玛雅托的亲戚会如何待我而紧张，但我感受更多的是因为失去她而带来的可怕的沉重，仿佛她的死只是昨天刚发生的事。
杜子在罗姆洛（Romulo）公路上转向西北，然后在卡米泠（Camiling）左拐；这个小镇是妈妈和汤姆中尉的故乡。路越来越窄，双车道变成单车道，碎石路变成土路。沿着卡米泠河，道旁是一簇簇的竹屋，前方是绿色的山丘。就要到了。
我在妈妈的葬礼上致了悼词，讲的都是真心话。我讲到她勇敢而充满生气；她有过不幸的经历，但她尽力了；她高兴起来光彩夺目；她疼爱孩子，给了我们一个真正的家——在俄勒冈州的塞勒姆（Salem）——让我们从80年代到90年代有了以前不曾有过的的固定住所。我讲到我希望能再感谢她一次；我们都爱她。
我没有谈及洛拉。就像在我妈妈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当我跟妈妈相处时，我从脑子里选择性地屏蔽了洛拉。爱我母亲需要动一种心理手术。保持我们的母子亲情非此不可，而母子亲情是我所想要的，特别是90年代中期她的健康开始走下坡路之后。糖尿病。乳腺癌。急性骨髓白血病：在血液和骨髓中快速生长的癌症。她仿佛在一夜之间衰弱了下来。
那次大吵之后，我尽量避免回家，23岁时我搬到了西雅图。当我偶尔回家探望时，我看到了一个变化。妈妈还是妈妈，但不像以前那样无情。她给洛拉做了一套上好的假牙，让她有自己的卧室。当我的兄弟姐妹和我着手改变洛拉的非法移民（TNT）身份时，我妈妈也很合作。里根总统1986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移民法令使数百万非法移民有资格获得大赦。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但在1998年10月，在我母亲被诊断为白血病四个月后，洛拉成为了公民。那之后妈妈又活了一年。
那段时间里，妈妈和伊凡常一起去俄勒冈州海岸的林肯市（Lincoln City）旅游，有时会带上洛拉。洛拉很喜欢大海。在海的另一边是她梦想着要回去的故乡岛屿。对洛拉来说，没有什么比看见妈妈在她身边轻松愉快更使她高兴的了。只需在海边与我妈妈一起享受一个下午，或是厨房里跟她花一刻钟忆旧，洛拉似乎就忘记了多年的折磨。
牧师问妈妈是否有任何想要原谅或被原谅的事。没有看着洛拉，妈妈伸出手，把手掌放在她头上。她没说一个字。
我却不那么容易忘记。但我开始从不同的角度看妈妈。她去世之前给了我她的日记，有整整两大箱。当她睡着的时候，我在离她几英尺远的地方翻阅这些日记，从中瞥见了一些她生活中我多年来一直拒绝承认的方面。她上医学院时，还很少有女性学医。她来到美国，为获得作为一名女性和一名移民医师应得的尊重而奋斗。她在位于塞勒姆的Fairview培训中心——一个为发展性障碍人服务的政府机构——工作了二十年。有讽刺意味的是，她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照顾弱势人群。他们崇拜她。女同事成了她亲密的朋友。她们在一起做女孩子那些傻傻的事——买鞋啊，在彼此的家里开盛装的派对啊，交换阴茎形的肥皂和半裸男人日历之类的搞笑礼物，在一起开心地忘情大笑。他们的派对照片提醒我，妈妈除了家庭和洛拉之外还有另一种生活和身份。这其实是当然的事。
妈妈非常详细地写到她的每个孩子，以及她某日对我们的某种感受，或骄傲或爱或怨恨。大量的篇幅花在她的两任丈夫身上，试图在她自己的故事里把他们作为复杂的角色来把握。对她而言，我们都是重要的人，而洛拉却是个附属品。当洛拉偶尔被提及时，她只是别人故事中的小角色。“洛拉今天早上送我心爱的阿历克斯到他的新学校。我希望他能尽快结交新朋友，不再因为搬家而如此难过…“在这篇大约两页关于我的日记中，再没提到洛拉。
妈妈去世的前一天，一位天主教牧师来到家里做临终圣事。洛拉坐在我母亲的床边，拿着一个杯子和吸管，准备递到妈妈嘴边。这些日子，她对我母亲格外关注，格外仁善。她本可以利用妈妈的衰弱伺机报复，但是她所做的却恰恰相反。
牧师问妈妈是否有任何想要原谅或被原谅的事。妈妈努力撑开沉重的眼皮，扫视了一下房间，一言未发。然后，没有看着洛拉，妈妈伸出手，把手掌放在她头上。她没说一个字。
洛拉75岁时住到我家。我已经结了婚，有两个年幼的女儿，和一个舒适的林间住宅。从我家二楼可以看到普吉特海湾（Puget Sound）。我们给洛拉一个卧室和随意打发时间的权力：睡懒觉，看肥皂剧，或整天啥都不做。在她一生中，她头一次可以放松身心，完全自由。我其实应该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
我已忘了洛拉做过的那些让我烦燥的事情。她总是告诉我穿上毛衣以免感冒（那时我已40多岁）。她不断地抱怨我爸爸和伊凡：我父亲很懒，伊凡是个吸血虫。对这些我学会了这耳朵进那耳朵出。让我较难无视的是她狂热的节省。她什么都不扔掉。她还仔细检查垃圾以确保我们没有扔掉任何有用的东西。她一再洗涤和重复使用厨房纸巾，直到它们在她手中解体烂掉（别人都不愿意碰它们）。厨房里面堆满了杂货袋，酸奶瓶和泡菜罐，我们房子里有的角落变成了名符其实的垃圾仓库。
她给我们做早餐，虽然家里其他人除了吃香蕉或营养燕麦棒（granola bar）外不吃别的，而且通常是出门时一边嚼一边往外跑。她给我们整理床，洗衣，打扫房间。时不时地我会对她说，“洛拉，你不必做这些。”“洛拉，我们自己会做。” “洛拉，那是孩子们的任务。” 她会说好吧，但仍然我行我素。
令我烦恼的是碰上她在厨房里站着吃饭，或者我一走进房间她就紧张起来并且开始做清洁。几个月后，我和她坐下来谈了一次。
“我不是我爸。你不是这里的奴隶，”我说，开始历数她一连串奴隶似的行为。当我意识到她的惊讶，我深吸了一口气，双手捧着她的脸，她那瘦小的脸上一双眼睛疑惑地打量着我。我吻了她的额头。“这里是你的家，”我说。“你不是来侍候我们的。你可以放松，好吗？”
“好的，”她说。然后又转回去做清洁。
她不知道别的生活方式。我意识到我得自己听从自己的劝告：放松。如果她想做晚饭，让她做；感谢她做的菜，然后自己去洗碗。我得不断提醒自己：随她吧。
一天晚上我回到家，看见她坐在沙发上玩拼字游戏，脚搁在茶几上，电视机开着，身边一杯茶。她瞥了我一眼，有些羞怯地笑了起来，露出完美的白色假牙，然后继续玩拼字。有进步，我想。
她在后院种了一个花园——玫瑰，郁金香，各种兰花——常常一整下午都在那里侍弄。她也常常在家附近散步。她已经年届80，又有严重的关节炎，所以她走路开始用手杖了。在厨房里，她从一个快餐厨师变成了一个精品厨师，只在有情绪和灵感的时候才创作。每当她做了丰盛的饭菜，看着我们狼吞虎咽, 她会满意地咧嘴笑。
路过洛拉卧室门口时，我常听到她在听一个菲律宾民歌磁带。同一个磁带她听了一遍又一遍。我知道她把几乎所有的钱——我妻子和我每周给她200美元——都寄给家乡的亲戚了。一天下午，我发现她坐在房后露台上凝视着一张有人从老家传过来的她村子的照片。
“你想回家乡吗，洛拉？”
她把照片翻到背面，用手指抚摸着上面的题字，然后又翻回来，似乎在研究某一个细节。
“想，”她说。
她83岁生日后不久，我买了机票送她回家乡。如果她想回美国的话，一个月后我会把她再带回来。她这趟旅行不言而喻的目的是看看那个渴望了多年的地方是否仍然有家的感觉。
她找到了答案。
“一切都变了，”当我们在玛雅托随意溜达时，她告诉我。老农庄不在了。她的房子不在了。她的父母和她的大部分兄弟姐妹都不在了。还活着的童年朋友就像是陌生人。看到他们是很高兴，但是… 一切都不一样了。她还是想在这里度过她人生的最后几年，但她还没准备好。
“你想回到你的花园，”我说。
“是的。我们回家吧。”
洛拉83岁生日之后回菲律宾小住。洛拉和她的妹妹朱莉安娜，时隔65年团聚。
洛拉对我女儿们像对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一样尽心尽力。放学后她会聆听她们的故事、给她们做好吃的。跟我和我太太（尤其是我）不同，她享受学校的每一个活动、每一次表演。她去也去不够，次次坐前排，还把发的节目单留下来作纪念。
让洛拉开心真的太容易了。我们每次全家出去度假都会带着她，但其实她只要去坡下的农贸市场就会很激动。在市场里，她会欣喜得像春游的小孩子一样，眼睛睁得大大的：“你看这些西葫芦！”每天早上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屋里的每一扇百叶窗；每打开一扇，她都会停下来看看外面的风景。
她还自学了识字，真的很不容易。这么多年来，她不知如何慢慢学会了每个字母的读音。她喜欢那种在一堆字母里找单词圈出来的游戏；她房间里堆满了字谜小册子，用铅笔在里面圈出了上千个单词。她每天看新闻，试图听到她已会的单词。然后她在报纸里找出这些词，利用它们来弄懂其它单词的意思。之后，她开始每天从头到尾读完整个报纸。爸爸曾说她头脑简单；我却常常想如果她不是从8岁起就在水稻田里劳作，而是从小就读书识字，她会有怎样的人生。
洛拉82岁
洛拉在我家生活的12年里，我时不时会问起一些关于她自己的事，试图拼凑足够的信息来了解她的一生。这个做法让她觉得很奇怪。对于我的问题，她的第一反应常常是“为什么？”为什么我想知道关于她童年的事？为什么我想问她是怎么遇到汤姆中尉的？
我想让我妹妹琳来帮我问问洛拉的感情生活，心想由她来问洛拉可能自在一些。琳笑出了声，意思是她不会帮这个忙，我只能自己去问了。有一天，当我和洛拉从商店回来归置刚买的东西时，我终于忍不住，脱口问道：“洛拉，你谈过恋爱吗？”她笑了笑，然后给我讲了她唯一一次接近爱情的故事。她当时大约15岁，附近农场有一个叫佩德罗（Pedro）的英俊小伙。连续好几个月他们都肩并肩收割水稻。有一次她失手掉了她的博罗(一种砍刀），他迅速捡起来递回她手里。
“我喜欢他。”她说。
一阵寂静。
“然后呢？”
“然后他搬走了。”她说。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洛拉，你和人上过床吗？”我不由自主地问。
“没有，”她说。
她不习惯被问起私人问题。她会说“Katulonglang ako”，意思是“我只是个佣人”。她常常会给出一个字或者两个字的回答；即使想要挖掘出一个最简单的故事，都要花好几天甚至好几周，像是玩一个你问我答的猜谜游戏。
洛拉与作者的家人亲友
我渐渐了解到以下这些：她因为我妈妈这么多年对她的残酷无情而十分气愤，但尽管这样，她依旧很想念她。洛拉年轻时，有时会感觉非常孤独，孤独到不想做任何事情，只想独自哭。我知道以前有几年她曾想找个男人，从她晚上睡觉时抱紧一个大枕头的样子就能看出来。但她年纪大了之后，她告诉我跟我母亲的两任丈夫在一个屋檐下居住的经历让她觉得独身也不错。她从不想念那两位。如果她留在玛雅托，像她的兄弟姐妹一样结婚生子，或许她的人生会好一些。但也有可能会更差。她的两个妹妹，法兰西斯卡（Francisca）和泽普瑞娜（Zapriana）都已经因病去世。她的兄弟克劳迪欧（Claudio）死于非命。但是现在想这些有什么用呢？她说。她的人生信条是“Bahalana”，随遇而安。她得到了另一种家庭。在这个家庭里她有八个孩子：我母亲，我们五个兄弟姐妹，和我的两个女儿。她说，这八个人让她活着有了意义。
我们没人料想到她会走得如此匆忙。
洛拉与作者一家洛拉心脏病发作时，她正在厨房做饭，我正在外面办事。等我回来的时候，她的症状已经很严重了。一两个小时后，在医院里，我还没有想清楚这突发的一切时，她已经走了——晚上10点56分。孩子们和孙辈们都注意到了一件事，但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事：她和我妈妈同一天去世，都是十一月七日。整整相隔十二年。
洛拉活到了86岁。她躺在医院推车上的样子我历历在目。我记得当时自己看着医生护士们围在这个棕色皮肤的瘦小得如同一个孩童一般的女人身边，心想，“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个女人一生所经历的一切。”她没有一点点通常人赖以为生的自利与野心；她愿意为身边的人放弃一切，换来了我们的爱与不打折扣的忠诚。她是我们家族中一个圣人般的存在。
在阁楼上收拾她的遗物花了我好几个月。我找到了她70年代从杂志上剪下来以便有一天识字之后能用的菜谱。存有我母亲照片的相册。我和兄弟姐妹们从小到大获得的所有奖状，很多我们都扔掉却被她“救”了下来。有天晚上我在一个箱子底下看到一沓泛黄的剪报，我差一点崩溃；这一沓全是我之前写的却久已忘记的新闻文章。她当时还不识字，但她还是存下来了。
洛拉童年的家的旧址
杜子的卡车在一个小混凝土房子旁边停下，四周是一些木板和竹子搭成的房子。房子周围是稻田，翠绿无边。我还没有下车，很多人就从屋里出来了。
杜子把座位靠背放平，准备小憩。我把帆布包挎在肩膀上，深吸一口气，打开了车门。
一个人轻声说，“这边走。“ 我被领着走上通向混凝土房子的一个小道，身后大约有20多个人紧紧跟着， 有老有小，但大多数是老人。进屋后， 他们坐在排在墙边的椅子和凳子上，留我一个人在屋子中间。我站在那里，等着见到接待我的主人。房子很小很暗。人们都期待地望着我。
“洛拉呢？”隔壁房间一个声音说。话音未落，一个穿着家常衣裳的中年女人带着微笑缓步走进来。是艾比娅（Ebia），洛拉的侄女。这是她家。她拥抱我后又问了我一次：“洛拉呢？”
洛拉的墓地
我把布包从肩膀上摘下来，递到她手中。她微笑着，看着我的脸，轻轻接过布包，走到一个木条凳边坐下来。她把手伸进包里，掏出盒子，拿起来仔细地打量。”洛拉呢？“她轻声问。这里的人通常不火化亲人。我觉得她之前不知道我带来的会是什么。她把盒子放在腿上，头枕在盒盖上。一开始我以为她在（开心地）笑，但我很快意识到她其实在哭。她的肩膀开始颤抖、开始哀哭——深沉的、悲恸的、动物般的哀号，就像我之前从洛拉那里听到过的一样。
我没有早点把洛拉的骨灰送来，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不知道这里的人是否真的那么在乎她。我没有预料到有人会如此悲恸。我还没来得及去安慰艾比娅，一个女人从厨房走出来紧紧抱住她，也开始哀哭。一瞬间满屋都是哭声。那些老人——有的已经盲了，很多一颗牙都不剩——都毫无顾忌地大哭起来，满屋的哭声持续了约十分钟之久。我大为意外，完全没有注意到自己也已经泪流满面。慢慢地抽泣声消失了，屋里再度安静。
艾比娅抽泣着说，该吃饭了。大家走进厨房，眼睛都已哭得红肿，但情绪却突然轻松下来，开始聊天。我看了一眼长凳上空空的布包，意识到带洛拉回到家乡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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