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拉：一个菲律宾家族奴隶的故事（上）
2017年大西洋月刊封面
本文是菲裔美国记者阿列克斯·提臧（Alex Tizon）的作品，原文题为《My Family’s Slave》，原载于2017年代美国《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作者提臧已于文章发表之前的同年3月去世。提臧是普利策获奖记者，他的自己为样本的亚裔新移民研究文集《大小人：寻找我作为亚洲人的自己》（Big Little Man: In Search of My Asian Self）是他的代表作。
作者
她与我们家一起生活了五十六年。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一天到晚做饭打扫卫生，从来没有领工资。十一岁的我，典型的移民美国家庭孩子，接受了全套的美国教育，意识到了她其实是我们家没有奴隶之名的奴隶。
她的骨灰装满了一个黑色塑料盒子，如烤面包机一般大小，重三磅半。去年七月，我用一个帆布口袋把这个盒子包起来，装在行李箱里，横越太平洋，飞去了马尼拉。我要从那里坐车去一个小乡村，去把这个在我家为奴五十六年的女人的骨灰交出去。
她的名字是尤多西娅·托马斯·普里多（Eudocia Tomas Pulido）,我们都叫她洛拉（Lola）。她4英尺11英寸，有着摩卡咖啡般深棕色的皮肤。我最初的记忆正是她那双杏仁眼，望进我的眼睛。洛拉十八岁那年，外祖父把她当作一个礼物送给了我母亲。当我们举家搬迁去美国时，我们把她带着一起走了。没有比"奴隶"这个词更贴切地概括了她的生活。她比所有人都早起，比所有人都晚睡，准备三餐，打扫房屋，伺候我的父母，照顾我和四个兄弟姐妹。我父母从来没有付过她工钱，并经常责骂她。她没有脚链，但也差不离了。无数次在我半夜起来去卫生间时，会发现她在一个角落睡着了，歪在一堆衣服上，手里还紧抓着一件叠了一半的衣服。
在我们美国邻居的眼里，我们是可以上宣传画的模范移民家庭。这是他们亲口告诉我们的。我父亲有法律学位，我母亲正在努力成为一名医生，我兄弟姐妹和我的成绩都很好，并总是把“请”和“谢谢”挂在嘴边。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跟别人谈起过洛拉。洛拉是深入我们骨髓的一个秘密，也是我们身为哪种人和想成为哪种人的核心，至少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
在我母亲因白血病去世后，洛拉在1999年搬来西雅图以北的一个小镇，与我同住。我已经有一个家庭，一份事业，一幢在郊区的房子，实现了所谓的美国梦。这下，我还得了一个奴隶。
在马尼拉的行李提取处，我拉开了我的行李箱，以确保洛拉的骨灰还在。走出机场大楼，我吸入那熟悉的气味：浓浓的废气和垃圾，海洋，甜蜜水果和汗水的混合物。
第二天一大早，我找到一个司机，一个中年男子，人称为“杜子”（Doods），看起来很好脾气的。他开着卡车，我们上了路，穿梭于拥挤的交通中。汽车，摩托车和吉普尼到处都是，这样的街景总是让我震惊。行人在这些机动车辆中和步行道上来回穿梭，像一条棕色的河流。街头摊贩赤着脚小跑在车旁，兜售香烟、止咳糖和一包包煮熟的花生。乞丐孩子将脸使劲贴在车窗上。
杜子和我前往的地方是洛拉人生故事的起点，在位于马尼拉以北的中部平原的塔里克（Tarlac）省，稻米之乡。这里是我雪茄不离嘴的外祖父——一个叫托马斯.亚孙逊（Tomas Asuncion）的陆军中尉——的家乡。听长辈们说，汤姆中尉是一个令人惧怕，行为乖张，脾气阴暗的人。他拥有大量土地，却没有现钱，所以把他的情妇们都安排到自己田庄不同的宅子里。他的妻子生下我的母亲——他们唯一的孩子——之后就难产死了。我母亲是被一连串的“utusan”（音 尤特桑）养大的，意思是“听指令的人”。
奴隶制度在菲律宾群岛有长久的历史。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岛民们会奴役其他岛民，通常是战俘、罪犯或债务人。奴隶分很多种，有可以凭着勇武最终获得人身自由的武士，也有被视为财产，可以被随意买卖交换的家庭佣人。高等奴隶可以拥有相对低等的奴隶，而这些相对低等的奴隶可以拥有最低等的奴隶。有些人当奴隶纯粹是为了活命：当奴隶做工，他们起码可以有希望交换到食物，住所和庇护。
西班牙人在十六世纪到达后，他们奴役了岛民，又带来了非洲和印度的奴隶。西班牙皇室最终开始逐步废除在本国和殖民地的奴隶制度，但是菲律宾的部分地区天高皇帝远，没有受影响。蓄奴的陋习一直披着不同的伪装存在着，即使是在1898年美国控制了这些岛屿后依然如此。现如今，就算穷人也可以拥有“utusan”，或者“katulong”，意思是“帮工”，或者“kasambahay”，意思是“家奴”；只要有人更穷，奴隶的来源取之不竭。
在最多时有三个家庭的尤特桑生活在汤姆中尉的地界上。1943年春天，日本占领菲律宾群岛后，他把一个附近村庄的女孩带回家。她是汤姆中尉远房穷亲戚家的女儿，家里是种稻米的农民。中尉很狡猾。他看到这个女孩身无分文，没有上过学，应该很容易控制。她父母想把她嫁给一个大她一倍的猪倌，她非常不乐意，却无处可去。汤姆给她开了个价：他可以管她吃住，只要她答应照顾他刚满12岁的女儿。
洛拉同意了，完全没有意识到她把自己的一生卖了。
“她是我给你的礼物，”汤姆中尉告诉我的母亲。
“我不想要她，”我母亲说，明知别无选择。
汤姆中尉离家去打日本人了，把妈妈和洛拉一起留在乡下吱吱作响的房子里。洛拉给我母亲吃喝，梳妆打扮。她们走路去集市时，洛拉会给我母亲打伞遮阳。晚上，当洛拉做完了别的家务——包括喂狗，扫地，将她在卡米泠河(Camiling River) 边浣洗的衣服折叠好——她就会坐在我母亲的床边，为她打扇直到她入睡。
洛拉·普里多（时年18岁）来自于菲律宾农村的贫困家庭。作者的外公（右图）把她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女儿。
抗日战争中的某一天，汤姆中尉回到家里，逮着了我母亲撒谎——事关一个她不该搭话的男孩。汤姆雷霆大发，命令我母亲“站到桌子旁边来”。母亲和洛拉一起胆战心惊地缩在一个角落。然后，我母亲颤抖地告诉父亲，洛拉会代她受罚。洛拉看着我母亲，满眼乞求，然后她一言不发地走到餐桌旁，扒住桌沿。汤姆举起皮带，连抽了她十二下，每抽一下喊一个字：“不，许，对，我，撒，谎！不，许，对，我，撒，谎！”洛拉自始至终未出一声。
后来，我母亲每每讲到这个故事时，总是流露出因这件事的荒唐而产生的得意，她的语气似乎在说，“你能相信吗？我居然真的那样做了？”当我跟洛拉提到此事时，她问我母亲怎么说的。她专心地听着，眼睛盯着地板，在我说完后，她抬起头看着我，眼里带着悲哀，只说了一句, “是的，就像你妈妈说的。”
七年之后，1950年，母亲和我父亲结婚,并把洛拉带上搬到了马尼拉。汤姆中尉长期以来一直被自己心中的邪魔困扰，1951那年他把一颗口径为0.32的子弹打入了太阳穴作为了结。妈妈几乎从来没有谈起过此事。她的性格跟汤姆的一样，喜怒无常，皇上一样自傲，但表象下暗藏着脆弱。她把外祖父的教训铭刻在心，包括如何做好一个乡下女奴隶主：你必须维持并充分展现你作为发号施令者的地位。你必须让那些比你低下的人知道自己的位置，既为了他们好也为家庭的利益。他们可能会哭泣，抱怨，但他们的灵魂会感谢你。他们会因为有你帮助他们按上帝的旨意生活而爱你。
洛拉27岁时与作者的哥哥亚瑟，前往美国之前。
1951年，我哥哥亚瑟（Arthur）出生了。我是老二，我之后又很快添了三个弟弟妹妹。我父母要求洛拉对我们这几个孩子像对他们一样全身心投入。在我父母上学去为高等学位奋斗时，洛拉照看着我们。我父母毕业后，却加入了拿着光鲜的学位却毕业即失业的大军。再后来，好运突然降临：父亲在外交部找到了商业分析师的工作。虽然薪水微薄，但是这个职位是在美国——他和妈妈从小梦想的地方。在那里，他们的一切期望都可以美梦成真。
爸爸按规定可以带着他的家人和一个家佣去美国。我父母琢磨着他们两人都必须工作，正需要洛拉来照顾孩子和做家务。母亲把决定告诉了洛拉，但洛拉没有立即接受，使她非常恼火。好多年后，洛拉告诉我她当时非常害怕。“那地方太远了，”她说。“说不定你的爸妈再也不会放我回老家。”
最后说服洛拉的是我父亲给她的承诺，说到了美国情形将有好转。他告诉洛拉，一旦他和妈妈经济好转，他们会给她一份“津贴”。洛拉可以寄钱给她的爸妈以及她在村里的所有亲戚。她父母住在一个泥巴地板的小屋里，所以洛拉可以帮他们造一座混凝土房子，永远改变他们的生活。想想吧。
我们1964年5月12日到达了洛杉矶，所有的财产都装在拿绳子捆绑住的纸箱子里。那一年，洛拉已经陪伴我母亲二十一年了。在许多方面她比我母亲或父亲更像我父母。我早上醒来，第一个迎接我的是她的脸，我晚上睡前，最后一眼看到的也是她。在我牙牙学语的时候，远在我学会说“妈妈”或“爸爸”之前，我就含糊地说出了洛拉的名字（我起先把她的名字发成“哦-啊”）。幼儿的我，除非洛拉抱着我，或者至少在我附近，我才肯去睡觉。
到达美国时我才四岁。我当时太小，不会质疑洛拉在家里的地位。但是，随着我们兄妹在太平洋这边长大，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在改变。这种越过海洋的飞跃带来的意识上的飞跃，却是我父母不能也不肯做出的。
洛拉从未拿到过我父母承诺给她的工钱。我们来美国几年后，她委婉地试探我父母的口风。她说她母亲生了病（我后来知道她得的是痢疾），她的家人没钱去买药。她问我的父母：“Pwede ba？”，意思是“可以吗？”妈妈长叹一声。爸爸则用他家禄语语回答道：“你怎么还好意思提？你也知道我们多拮据，你好意思吗？”
为了搬来美国，我父母借了钱。为了留在美国，他们又借了更多的钱。我的父亲从洛杉矶的菲律宾总领馆调到了西雅图的菲律宾领事馆。他每年的工资是5600美元。为了补贴家用，他先是靠清洗拖车，后来又加上帮人收债。妈妈则在好几家医学实验室里做技工。我们基本见不到他们的人影，就算难得有机会见到了他们，他们也都是疲惫不堪，情绪暴躁。
妈妈回到家，会因为洛拉把房子打扫得不够干净，或是忘记取邮件，而责骂她。“我不是告诉你了么，我回来前信件就要取回家？”她会用他家禄语恶狠狠地骂：“这么简单的事！白痴都记得住。”然后父亲回到家，会接着骂。当我父亲提高嗓门时，家里的所有人都会畏畏缩缩。有时候我的父母会一起上阵责骂洛拉，直到把她骂哭为止，似乎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年幼的我非常不解：我的父母对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都很好，我们也爱他们。但是他们前一秒钟还对我们充满慈爱，一转眼却对洛拉恶言相向。我十一二岁时才开始能够看清洛拉的处境。大我八岁的亚瑟对此耿耿于怀已经很久了。他让我认识到洛拉的地位就是一个奴隶。在此之前，我还以为洛拉只是我们家庭中比较倒霉的一个。虽然我很讨厌我的父母对洛拉大吼大叫，但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我的父母，还有他们对于洛拉的安排，是如此的不道德。
洛拉带大了作者和他的兄弟姐妹，有一段时间经常是家里唯一的成年人（左图）。作者和他的父母，兄弟姐妹，洛拉，抵美五年之后（右图）。 “你听说过任何人有像洛拉一样的境遇吗？”亚瑟说，“有谁活得跟她一样？”他总结了洛拉的处境：免费劳力，终日辛劳，稍微多坐一会或者早睡一点就会被大骂，只要顶嘴就会被责打，穿的是别人不穿了的衣服，吃饭是一个人在厨房里吃残羹冷炙，从不出门。除了我们家的人以外，没有朋友也没有兴趣爱好，没有自己的个人空间。（无论是在我们住过的哪个房子里，她睡觉的地方总是没用空下来的一个地方——要么是沙发，要么是储藏间，要么是我妹妹卧室的小角落。她经常睡在衣服堆里。）
除了电视和电影里的奴隶，我们找不到任何跟洛拉的生活境遇相似的人。我还记得我看过一部叫《双虎屠龙》（The Man Who Shot Liberty Valance）的西部片。约翰·维恩（John Wayne）扮演的农场主汤姆·唐尼普（Tom Doniphon），枪不离身，对自己的仆人蓬皮（Pompey）颐指气使，管蓬皮叫“小子儿”。“蓬皮，去接他。”“蓬皮，去找医生。”“蓬皮，回去干活！”蓬皮对他的主人非常顺从，他管主人叫“汤姆大人”。汤姆跟蓬皮的关系错综复杂。汤姆不许蓬皮念书，但是帮他得到允许去只许白人出入的酒馆喝酒。影片结尾的地方，蓬皮把他的主人从火中救了出来。蓬皮对汤姆明显是又爱又怕，当汤姆去世后，他非常悲伤。其实这些故事，和汤姆与反派理贝特·瓦朗斯（Liberty Valance）最终对决的故事主线相比，都是故事背景里的细枝末节，但是我始终无法把目光从蓬皮身上挪开。记得我当时一直在想：洛拉就是蓬皮，蓬皮就是洛拉。
年老的洛拉与作者合成照片
我们已经在美国生活十年了，不断努力融入这片新的土地。但是拥有一个奴隶与美国格格不入。拥有一个奴隶让我深切怀疑我们到底是怎样的人，我们到底来自怎样的地方。
某一天晚上，我父亲发现9岁的妹妹琳（Ling）还没有吃饭，他像往常一样朝洛拉咆哮，骂太她懒了。“我已经想尽办法让她吃点饭了，可是琳就是不吃！”洛拉在父亲刀子一样的目光下辩解说。她这句轻飘飘的辩驳让父亲更加愤怒，狠狠朝着洛拉的肩膀下面打了一拳。洛拉像受惊的小兽一样跑了出去，同时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哀嚎。
“是琳自己不想吃，”我说。
父母转过头来看我，好像被我的话震惊到了。我感觉到自己的脸上肌肉的抽动，一般来说我马上就会哭起来，但这次我没哭出声，也没有流泪。母亲的眼里起了寒霜，我从没看见母亲用这样的的眼神看我。难道她是在嫉妒我为洛拉辩解？
“你是在帮洛拉说话？”父亲说，“你居然敢这么说？”
“琳说她不饿，”我重复了一遍，几乎像在耳语。
这时我13岁，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站出来为这个一直照顾我的女人说话。我小时候，她哼唱着他家禄语歌谣哄我睡觉。等我长大一些了，她给我穿衣，给我做饭，早晨送我上学，下午接我回家。有一次，我病了很久，虚弱得没有力气吃饭，她帮我把食物嚼烂，分成一小块一小块送到我嘴边让我咽下去。有年夏天，我的两条腿都绑了石膏（我关节有问题），她用毛巾给我擦身子，半夜里给我拿药，帮我熬过了几个月的康复期。在康复期间我一直情绪暴躁，但她没有抱怨过，也没有失去耐心，从来没有。
现在，听到她撕心裂肺的哀嚎，我觉得我要崩溃了。（未完待续）
洛拉：一个菲律宾家族奴隶的故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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