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今洪：青铜器何以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东西问)马今洪：青铜器何以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中新社上海12月3日电 题：青铜器何以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专访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馆员马今洪
作者 王笈
古代青铜器是中国最为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古史所记“夏铸九鼎”，是打开中华青铜文明“首页”的标记；古语有云“天子九鼎”，意味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被用作“礼器”的青铜器，成为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宝贵遗产。
国家博物馆藏国宝：商代“后母戊”青铜方鼎，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礼器。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青铜器何以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东西方青铜文明中出现过哪些相似的图腾？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馆员马今洪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深度解读。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青铜器为何被视为中国古代文明标志？
马今洪：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作用，主要是祭祀上天和祭祀祖先，只有王室和贵族才能拥有这样的权力。比如中国青铜器中规格最高的“鼎”，古时就有“天子九鼎、诸侯七鼎”的说法。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种反映。
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约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是目前考古发现中最早的中国青铜文化，出土的青铜礼器造型初具规模，陶质块范铸造技术达到熟练水平。
二里头遗址出土，被誉为“华夏第一爵”的乳钉纹青铜爵。中新社记者 李贵刚 摄
商代早、中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重要时期，奠定了青铜艺术鼎盛繁荣的基础。
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中国青铜文化迎来了第一个艺术高峰。商代礼器的重酒体制臻于完善，满布器身的纹饰大量采用浮雕和平雕相结合的方法，精美绝伦；以动物神怪为主题的兽面纹空前发达，既庄严神秘又富有生气；纪事体铭文开始出现。
商代“四羊方尊”，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中新社记者 王东明 摄
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周人推翻商王朝后逐渐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文化，在青铜器上可以看到风格发生很大改变。新的器类出现，器形端庄厚重；纹饰或流转舒畅，或朴质简率；多见有长篇铭文的重器。
2021年6月，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搬运西周“大克鼎”布置展览。中新社记者 张亨伟 摄
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中国青铜艺术的发展再次出现高潮。诸侯列国的青铜器发展趋向成熟，北方晋秦、东方齐鲁、南方荆楚的青铜艺术交相辉映，出现了许多奇谲瑰丽之器，铭文字体亦注重美化。
直至战国后期“礼崩乐坏”，随着中国古代礼制走向衰败，青铜器也一步步走向了衰落。
因此，中国古代青铜器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礼制”。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过程与西方青铜文明完全不同，所以才形成了这些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品种极其丰富的青铜器皿。
中新社记者：西方青铜器与中国相比有何不同之处？
马今洪：青铜文明在世界各地的发展并不平衡。安列托利亚半岛是最早冶铸青铜器的地区，目前发现有公元前6000年的青铜器；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公元前3000年进入青铜时代，古埃及文明紧随其后；欧洲的青铜时代则于公元前2300年开始，延续了近1000年。
早期的青铜器，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文明缺乏铜矿等资源，因此生产和使用青铜器多为小型工具、兵器等。如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英国著名考古学家列奥纳德·伍利率领的一支考古队，对苏美尔古城乌尔进行了考古发掘，墓地出土的青铜器有少量的小型兵器和器皿。
西方青铜器与中国古代青铜器的不同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功用不同。例如古希腊雕塑参照人的形象来塑造神的形象，并赋予其更为理想、更为完美的艺术形式，因为当时的人们相信神与人具有同样的形体与性格。
而在中国的青铜时代，青铜器是社会等级的象征，统治阶层所使用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都必须与主人的身份地位相符，并作为礼制的工具，因而被称为“礼器”。
第二，铸造技术不同。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及其后续的希腊、罗马文明，青铜器的制作技术主要是锻制和失蜡法；而中国是以陶质块范法铸造成形，所铸的青铜器造型复杂、装饰繁缛精美，形成一枝独秀的局面。
2016年8月，南京博物院展出“古埃及青铜像”。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
中新社记者：东西方青铜文明中出现过哪些相似的图腾，证明了古代东西方青铜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影响？
马今洪：中国青铜文明相比域外青铜文明发展较晚。有些中国青铜器的器形，确实受到了域外的影响。比如夏代晚期的青铜爵，有学者认为就有域外“爵”的器形风格。
在上海博物馆青铜器陈列室内，有一件战国早期的青铜盉颇为引人注目。这是一件水器，造型为“盉”，却有鸟首和4只兽爪，有学者(包括我)认为这是受格里芬有翼神兽的影响。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早期“错金银鸟兽形盉”。中新社记者 康玉湛 摄
翼兽形青铜器在中国的夏代、商代、西周时代都没有发现过，并不是中国传统的青铜器母题。近年来，学者根据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对此深入研究，将目光投向了公元前3000年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出现的一种艺术主题——格里芬，形象为鹰首狮、带翼狮等。中国对格里芬的接受可能有不同的渠道，既可能从新疆方向接受西亚、中亚的影响，也可能从内蒙古和东北接受来自欧亚草原的影响。
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时期，即与格里芬在波斯、中亚和欧亚草原的流行期大致同步而略晚，在青铜器及其纹饰中出现了格里芬的题材。上海博物馆所藏的这件翼兽形青铜盉，就是表现这种文化交流的典型一例。
中国青铜器对域外青铜文化也有影响。如苏联中亚地区就曾出土过战国时期的中国古代青铜镜碎片。
可见东西方青铜文明在早期的草原丝绸之路就有相互交流，比张骞出使西域的时间更早。
中新社记者：中国古代青铜文明有何文化内涵？对现代生活有何影响？
马今洪：虽然夏商周时代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结束，但是青铜器背后的“礼制”对中国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说一直影响到了现代。
夏商周之后，历朝历代都有仿古青铜器，这种青铜器并不是简单的复制品。比如宋徽宗就命人铸造了很多仿古青铜器，试图把夏商周三代青铜器的诸多理念融会其中；宋代之后不少孔庙祭祀时使用的青铜器，也可以说是仿古青铜器，其功能与古时是一样的。
还有与青铜器有关的祭祀文化。现在有些家庭仍留有这样的传统，祭祀祖先时在碗里放鱼放肉，如同2000多年前用青铜器盛鱼盛肉，这也可以说是古代文化的一种传承。
今天人们普遍能够看到的“香炉”一类的用品，实际上也是中国古代青铜器流传至今、对现代生活的影响。
2021年10月，海峡两岸各界在福州循古礼联合祭孔。中新社记者 张斌 摄
中新社记者：当今世界，青铜器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有着怎样的地位与意义？
马今洪：境外观众对中国青铜器本身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尽管他们的认识不是很充分，但也知道中国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种标志。
上海博物馆到海外举办文物展览，常有青铜器出现，甚至是青铜器的单独展览。如今年疫情之下，上海博物馆赴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举办中国古代青铜器特展，60多件精品青铜器文物亮相首尔，反响很大；在此之前，我们还到过欧洲、美洲、日本举办青铜器展览，当地观众都十分踊跃。
在国外观众的认知当中，中国的青铜器神秘而壮观，与他们熟悉的西方青铜雕像不太一样，因此抱有浓厚兴趣。
这样的文化交流，对促进国外观众对中国从古代到当代以及对中国本身的认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完)
作者简介：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馆员马今洪 本人供图
马今洪，现任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副主任、研究馆员。1985年任职于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至今，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青铜器与铜镜。著有《练形神冶 莹质良工——上海博物馆藏铜镜精品》等专著和数十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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