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刻准备下岗”的互联网从业者：有哪家公司不裁员吗？
2020年7月8日，北京，字节跳动员工经过总部大楼。图/视觉中国
大厂裁员，互联网降速
本刊记者/陈惟杉
发于2022.1.10总第1028期《中国新闻周刊》
2021年年末，互联网业内已经没有人质疑行业普遍裁员的真实性了。一位早已离开BAT的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头一天还在写文章质疑行业裁员有被夸大的嫌疑，结果第二天就收到了百度裁员的推送，“打脸来得太快”。
“我正在经历一场肉眼可见的消费降级”。作为一名互联网公司的技术骨干，赵军（化名）感慨，以前约朋友见面总要喝精酿啤酒，现在只能喝连锁品牌了。
赵军反问记者，如何看待2022年的经济形势？他最为关心的是中概股的颓势能不能扭转，他所持有的期权的价值已经在2021年短时间内跌去了一辆保时捷的价格。不过让他聊以自慰的是“比惨”，“有时候想想房地产、教培行业，会觉得互联网行业还算幸福，说遭遇寒冬都觉得自己有点儿矫情”。
但是站在互联网行业门外的人们已经听惯了从里面传来的财富自由故事，多少对于2021年年底的这次行业裁员不太习惯。其实站在从业者的角度，从2020年年底开始，关于互联网行业的“坏消息”不断传来，从以反垄断为代表的监管趋严，再到中概股集体下挫，这些因素相互叠加，终于在2021年年底以“裁员”这样的形式让每一位从业者都感受到了寒意。
“这一次是行业裁员”
“30岁之后明显感受到行业的年龄歧视，如今投简历，会觉得自己‘错了’，发自内心地认为‘低人一等’”。作为一名程序员，赵军难掩焦虑。
于程序员而言，入行伊始，便意味着接受行业“潜规则”，按照与年龄对应的职级向上攀爬，28岁达到P6，30岁达到P7，32岁达到P8，35岁达到P9，如果他在哪一步踏空，就意味着被淘汰。
每当他们对于年龄的焦虑感无处释放，“开滴滴”便会成为程序员群体自嘲的话题。尽管说不出身边有谁真正选择了这条职业道路，赵军仍然觉得这是值得认真对待的选项，“你怎么能把开滴滴当成玩笑？我觉得这很正常。”听说记者的工作平日不用坐班，赵军建议不要浪费兼职做滴滴司机的机会，还打听起来做一名科技记者的门槛，“干什么不是赚钱？到时可以算算时薪高低”。
相比转型网约车司机，报考公务员是更加现实的选择，成功者被视为“上岸”。
“前年身边朋友离开大厂后成功‘上岸’，在地级市做公务员，虽然月薪只有3000元，比在大厂工作还要辛苦，不过已经年过30岁的他必然面临选择。”赵军与妻子都是程序员，他们庆幸自己早年在北京近郊买房。“外界显然高估了大多数程序员的收入，只能说天花板确实比其他职业高一些，但需要晋升到相当级别才能摸到，大多数程序员只是在‘搬砖’”。
除去已经被反复讨论的年龄焦虑，互联网从业者在2021年年底还感受到了行业裁员的寒意。
2021年12月24日，平安夜的晚上，在与记者聊天时，王强（化名）的手机不断传来信息提示声，查看片刻后他说，“百度也裁员了，业内早有风声，回头再详细看吧”。他原本预计，2022年春节后，才会有另外一波裁员高峰。
作为一家“中厂”的中层，王强在裁员的同时还在招聘，“招人是招人，裁员是裁员，一边招人一边裁员是业内常态，裁员首先指向薪资高与能力较差的员工，但是在裁员过程中一些人会主动离开，因此一些岗位需要补充，但最终headcount（职员总数）一定会下调”。
王强领到的任务是年底前将部门员工数量缩减10％，他自己也有“时刻准备下岗”的觉悟，“业内说的‘开滴滴’确实不是玩笑”。
“你可能早上还在正常工作，上级叫你过去聊两句，内容就是让你收拾东西走人，和HR谈完后回到工位，发现东西已经被收拾好，电脑也被搬走，因为担心你拷走公司数据。”即便有过数次被裁经历，王强认为此前裁员多因个别公司业务出现问题，而这一次则是行业裁员。
“往年当然存在所谓末位淘汰，但业务好的时候招都招不过来。”王强告诉记者，淘汰针对确实存在问题的员工，在淘汰一名员工后很快会有新人补位，而裁员则指上面给下面定指标，要将团队缩减至何种程度。
有互联网行业资深HR告诉记者，当有朋友向她咨询大厂职业机会时她总会提醒对方，“一定要考察应聘的BU（业务单元）成立时间有多久、有没有稳定的商业化能力，否则很容易被‘优化’掉”。
程序员本被视为互联网公司的基石，但是王强却说，“程序员惨就惨在只会搬砖，除此之外并无一技之长，连转行做房产中介的机会都没有”。
在2021年年底，互联网从业者变得普遍没有安全感。“有哪家公司不裁员吗？”在被问及业内普遍的裁员规模时，王强反问道。在他眼中，这一轮行业裁员只有急缓之分。“其实从2020年开始，阿里的一些岗位便只输出不输入，也就是一些人离职后，会选择内部提拔填补岗位空缺，而非对外招聘引入新人，某种程度也在缩编。”
在王强眼中，自己所在公司裁员的方式尚属温和。“像快手就是直接按部门裁员，你可能什么都没做错，只是因为你所在的部门属于被裁撤范围”。
当然，在年底集中裁员的一方面考量也来自成本，虽然要支付补偿，但是相比于年终奖，额度终究要小一些。但有百度MEG（移动生态事业群）人士告诉记者，“2021年MEG员工的年终奖本来就不会很多”，这也是他在2021年年底主动选择离职的原因。就在他离职后，MEG被爆出是百度这一轮裁员的“重灾区”。
下调headcount的同时，互联网公司的用人成本也在被更细致地计算。“公司2021年下半年接收的在线教培行业离职人员在谈薪时多少都被压降，行规是起码与上一份工作持平，但这些人员的薪水往往会被打八折。”前述互联网行业资深HR告诉记者。
强监管的收缩应对
2021年年底裁员的互联网企业中，在百度之前，爱奇艺、字节跳动、快手被视为这一轮裁员的典型。
在王强看来，这三家公司恰好分属三种不同的类型。“爱奇艺属于业务存在问题，其核心商业模式一直难以成立，只不过之前水涨船高，互联网行业整体景气掩盖了其问题。相当于一个人身体本就不好，遇到气候异常更容易生病”。
爱奇艺的裁员幅度在30％~40％之间，几乎没有业务线幸免。作为国内三大长视频网站之一，高度依赖电视剧和综艺节目，2018年上市以来，三年累计亏损264亿元。其实从2010年上线以来，爱奇艺从未实现过盈利。
“长视频网站的商业模式要是能赚钱早就赚钱了，本来就属于一起风首先就会被吹走的那一类。”有长视频行业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实爱奇艺此前一直处于不断烧钱状态，目前账上还有61.47亿元，但一年内有46亿元债务需要偿还，而且仍在巨亏。“国内仅剩的几家长视频网站都想烧钱‘耗死’对方，以获得更大的定价权，高企的版权费用对于它们而言确实是个坑，一部独家代理的剧集一旦没有成为爆款，就是在给制作方打工。所以B站为什么要做UGC（用户生产内容）模式？就是为了规避高额版权费用”。
尽管2021年10月取消超前点映确实进一步打压了爱奇艺的收入，但是业内并不认为其受到政策波动影响较大。“字节跳动主要裁撤的是教培业务人员，只留下部分技术人员，这才是纯粹监管变化所致。”王强说。
字节跳动旗下的教培业务在2021年经历过8月与11月两轮裁员，瓜瓜龙、清北网校、学浪等条线无一幸免，直至彻底放弃中小学业务。尽管2021年7月底出台的“双减”政策明确规定，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但是刘佳（化名）仍然认为8月的那次裁员有些突然，她此前供职的瓜瓜龙，正是主打学龄前儿童启蒙教育。
经过2021年8月和11月的两轮裁员，瓜瓜龙、清北网校、学浪等业务条线彻底放弃中小学业务。图/视觉中国
“裁员进行得比较突然、比较快，‘双减’政策出台后部门上下都在揣测瓜瓜龙的去留，宣布裁员前的一天只是通报第二天会与员工沟通瓜瓜龙的未来，直到第二天大家才明确得知最终的结局是裁员，基本要求当天办完手续，所在城市几乎全部人员都被裁掉，人事在帮我们办完离职手续后的第二天再把自己裁掉。因为事发突然，只保留了部分服务已经报名学生的岗位”。
从瓜瓜龙此前的布局不难看出字节跳动对于教培业务的野心如何迅速崩塌。“其实瓜瓜龙起步时间晚于竞品斑马，但是后期已经在市占率上完成反超。”一位接近瓜瓜龙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瓜瓜龙虽然以线上课程起步，但其实线上课程只是帮助让家长与学生对其形成品牌认知，字节跳动原本希望将瓜瓜龙打造为一个IP形象，类似于迪士尼的卡通形象，甚至已经举办过一些线下活动，以此为基点拓展线下业务。这使得当时主打线上课程的瓜瓜龙依然在线下拥有人数不少的团队，主要是销售与辅导老师。
在刘佳的印象中，2021年上半年瓜瓜龙还曾经历急速扩张。2021年春节前，瓜瓜龙在她所在城市的雇员数量不到100人，年后在三四个月之内急速上升至近千人，这属于最后一批布局的城市。“其实就在‘双减’政策出台前，公司已经听到监管收紧的风声，将语文、数学、英语课程分别改名为人文、思维、口语课程，跟家长沟通的方式也进行了调整，防止贩卖焦虑，不过终究没有逃过几近全员裁撤的命运”。
与字节跳动的教培业务类似，一些公司的游戏业务也在经历了2021年下半年密集出台的监管政策后收缩，哪怕相关监管政策并未像“双减”政策一样彻底“杀死”一个行业。
在2021年年底爆出的百度MEG部门裁员的信息中，百度游戏几乎全线被裁。“平安夜当天HR找到我谈话，百度游戏整个部门都已经被砍掉，被裁人员总计有几百人。”有原百度游戏人士告诉记者，他并不认为这次裁员是因为百度游戏团队自身出现问题，毕竟百度重启游戏业务的时间并不长。
2021年7月ChinaJoy期间，百度游戏曾召开发布会，宣布成立新品牌，重组业务团队，并一举公布了23款休闲及重度游戏产品，9款重度游戏中大部分为自研自发。但就在百度重启游戏业务后，恰逢监管升级，8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进一步压缩未成年人每周的游戏时间，从此前规定的近十个小时压缩到三个小时。
2021年1月20日，浙江杭州市，夜晚的阿里巴巴集团总部大楼内，大量办公室依旧亮着灯。图/视觉中国
此外，有游戏产业人士向记者透露，自2021年8月以来，游戏版号已停发数月，游戏实行前置审查，如果拿不到版号就意味着无法上市，加之一款游戏，特别是重度游戏本身的研发周期就比较长，因此版号停发对于腾讯、网易这样的头部公司影响尚小，反而对于一些新兴团队影响较大，“监管之下游戏行业的变现不再像以前那么容易”。
“游戏一直不是百度的核心业务，百度此前几次想尝试游戏业务，但都没有收到好的结果，其实为什么在2021年年中重启，外界此前就有一些困惑。”前述游戏产业人士告诉记者。
王强认为，行业的普遍共识是，无论是字节跳动裁撤教培业务，还是百度砍掉游戏部门，更多还是出于监管政策变化对于某项具体业务影响所作的调整，并没有触动其根基。“除去爱奇艺那样自身商业模式成疑，以及纯粹受到监管政策影响的情况，其实大部分互联网公司在2021年年底在经历‘快手式裁员’”。
资本信心与“快手式裁员”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梁萌视互联网行业为“不稳定工作”的代表，“过去20年，中国互联网行业一直在急速扩张，其实团队发生变化非常正常。疫情之后，监管政策带来影响，加之宏观经济波动，很多领域在投入后短期内没法见到效益，而互联网公司对于项目的规划经常以3个月、6个月、一年为时间节点，搞不定就要改变。”梁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削减headcount是互联网公司应对股价下跌的常规操作，“国内某家大厂历史上裁员的时点可以与股价下跌、华尔街对其产生诟病的时点相对应，2021年年底行业裁员更多是因为监管政策、宏观经济波动与股价下跌三者相互影响并叠加所致”。
“其实过去一年多对于互联网行业从业者内心影响最大的并非类似‘双减’、社区团购设限这样的强监管政策，而是蚂蚁金服暂停上市以及滴滴上市后遭到审查。”王明（化名）告诉记者。
“对于互联网从业者，特别是程序员而言，两极分化明显。”在王明看来，坊间流传的财富自由故事更多属于“幸存者偏差”，达成的手段更多是靠“赌”，而非缓慢地晋升加薪。王明见证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当时有一批人离开百度，他便是其中之一。“身边有朋友身家过亿，也有朋友一步踏空，所谓‘赌’指押宝期权变现，依靠这一途径实现财富自由的可能只有去到字节跳动、快手的一批人”。
当时一家新兴的社交平台定向邀约王明入职，面对对方给出的百万年薪包，王明可以选择其中工资与期权的比例，“一般会选择三七开，期权占七成，至少也是五五开，不然为什么选择入职一家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其实就是在赌它上市后将期权变现实现财富自由”。
将实现财富自由的途径寄托于期权变现，意味着将其维系于供职的企业能否上市，以及上市后的股价表现。
“2020年时有一批年过30岁的互联网从业者转投在线教培，当时尚处风口的教培行业被视为下一个实现财富自由的机会。他们多在30岁出头，在35岁‘退休’前想要抓住最后一次机会，在设计薪资包时通常会把工资压得很低，甚至只够在北京支付租金，同时索要更多期权，但没想到在2021年一败涂地，甚至原本价值几千万元的股票直接贬值到几万元。”王明也承认，其实这样“赌”的风险并不小，即便公司顺利上市，也要熬过禁售期才能变现。
对于大多数在大厂工作的人而言，他们无法获知资本的心思，而股价高低不仅丈量着他们与财富自由的距离，也被视为资本对中国互联网行业信心的晴雨表。
“2021年眼见各家公司股价都在腰斩，甚至脚脖子斩。”王明说，“这种情绪从资本市场蔓延到管理层，以前是家里养着几个孩子，其中一个败家，现在老子也没钱了，自然要花一分钱是一分钱，而且一些公司是真的没钱了”。
“快手裁员的逻辑很简单，上市后股价一路下跌，资本市场不看好，再融资能力受挫，没钱的话自然要省吃俭用，自然无力扩张新业务。”王强认为，2021年年末大多数互联网公司裁员的逻辑与快手一样，股价下跌，意味着资本市场信心不再，开源节流成为必然选择。
2021年2月初上市后，快手股价一度达到410港元以上的高点，但在年末已跌至70港元以下。
“资本信心不足，无力做国际化生意，而国内业务团队已经满员，为什么还要养着国际化团队？”有快手人士反问记者，在缺少资本支持的情况下，无疑要优先砍掉利润做不上去的业务，只保留核心业务。
受到股价拖累的肯定不只是快手一家。“百度确实在投资爱奇艺、快手、作业帮上损失不少，2021年第三季度在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净亏损165.59亿元，肯定与投资对象股价波动关系极大，包括像腾讯也可能面临相似的问题，即业绩表现受中概股集体下跌拖累。”有接近百度的人士表示。
百度的市值也从年内一度超过1000亿美元到如今重回600亿美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百度MEG部门迎来裁员。在前述接近百度人士的眼中，在2021年年末行业裁员的分类中，百度与快手、字节跳动“去肥增瘦”的逻辑一样，都属于裁员瘦身的那一类。
“搜索、AI、自动驾驶属于百度最为核心的部门，搜索是现在，AI和自动驾驶是未来，不会轻易调整。开源节流时会拿直播、游戏这样的边缘业务开刀，这些业务不仅边缘，而且在细分领域中也不是第一名，比如像百度网盘并非主流业务，但牢牢占据市场第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一次关注百度裁员，我在一些平台发贴收到回复称，百度房产也遭遇裁员，我有些震惊，百度什么时候拓展了房产业务？百度这一次就是要砍掉这样的枝节业务。”
除了百度游戏，百度直播业务也是此次裁员的重灾区，但是去年百度才完成36亿美元收购YY，而在这一轮裁员中，YY事业部在北京的人员全部被裁掉。
“我们都认为百度收购YY这笔钱花得太冤了，如果不是秀场直播行情看跌，YY也不会被出售。”一位秀场直播平台人士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公司早已过了密集投入营销成本换取DNU（日活）增长的阶段。
对于互联网公司To C的流量生意，增大营销开支无疑是换取DNU的关键，直播、短视频等莫不是如此。2021年前三季度，快手的销售和营销开支共计330亿元，超过去年全年的266亿元。
“如今公司已经对DNU增长不抱希望，基本认为已经见顶，而且资本也无力支持较高的营销投入。2021年业绩相比往年跌得稀里哗啦，在如今的经济形势下，谁还会给主播打赏？”前述直播平台人士表示，自己所在的公司同样在经历裁员，只能固守原有的盈利点。
“试错逻辑”over了
“中国互联网公司本质都是在做流量变现的生意，但流量总会见顶，只是流量见顶后公司的增长曲线应该持平，而非下跌。一般而言一家公司如果在某个业务领域见顶，就会跨界进入其他领域，比如滴滴此前切入金融、社区团购；或者通过竞争抢夺更多市场，比如拼多多抢夺淘宝、京东的市场，甚至出海抢夺国际市场”。王强并不认为这一轮行业裁员与流量见顶间存在必然联系。
2017年11月10日，“双11”前夕，浙江杭州市的阿里巴巴作战室内，备战的程序员有的喝茶、有的在帐篷里打盹，更有人直接敷起了面膜。图/IC
“其实越是流量见顶，按理说各家公司应该越是陷入军备竞赛，打下竞争对手的山头，而非像当今这样裁员、收缩”。他更愿意将这一轮行业裁员理解为监管施压与背后资本失去原有信心后发展逻辑的调整。
“中国与美国的互联网行业并不一样，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更偏体力劳动，而美国的互联网企业可能还有一些创造性工作，因此经验在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价值有限。”赵娟（化名）在2020年初回到国内大厂工作前曾在美国多家互联网企业任职，她的感受是除了Facebook，美国互联网企业并不过分看重KPI，“作为前端工程师，更多时候在国内互联网企业被当作美工使用，在国内大厂说白了就是一个字，干”。
为了刺激员工积极性，常用的办法是设置A、B团队，一个团队拿全部年终奖，另一个团队“白干”，再干不好就面临裁撤。
这可以被用来解释国内互联网从业者的年龄焦虑，也可以被用来理解商业模式驱动下大厂曾经的发展逻辑。
2021年3月4日，北京百度总部。图/视觉中国
“百度与字节跳动虽然被统称为‘大厂’，但其实是不同意义上的大厂。当中国的互联网行业从PC端转移到移动互联网，不仅仅涉及终端的转变，更重要的是范式转换，从更为依赖技术驱动转变为更多依靠商业模式创新。”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梁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样的转变大概发生在10年前，“当时BAT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退后为投资者，他们所投资的企业随后完成了中国互联网产业的代际更迭”。
这一轮代际更迭带来了平台经济，梁萌称其遵循的逻辑为“试错逻辑”。平台经济的商业模式发生了本质变化，特点就是全面出击，迅速占领一个个细分市场，不断拓展自身的利润池，形成一种“羊毛出在猪身上但是由狗来买单”的多边盈利模式。但是“全面出击”可能意味着投入某项业务时对其前景并不明晰，而是小步快跑，全面试错，如果遇阻再裁撤相关业务条线。“当然，这也是由于当时监管环境相对宽松，而且竞品更多”。
“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不止是比拼‘烧钱’，也自然会带来整个行业扩编，原来是一家公司提供一份岗位，现在是五家公司提供五份岗位。”王强说。
“之前国内互联网行业更多不是在想，而是在看，比如看到直播火了，并不会更多思考直播这件事本身，而是短期内通过大量的资本、人力投入占领市场，共享单车、手游莫不是如此。但是在共享经济之后，其实市场始终没有迎来同等量级的‘大风口’，只剩下了一些可以追逐的‘小风口’”。尽管王强“鄙视”社区团购这样的业务，但也不得不承认这是行业内近年来不多见的风口之一。
但是在2021年，随着监管政策升级，特别是反垄断执法趋严，过往的逻辑正在悄然改变。如2020年年末监管对社区团购划定的“九不许”边界中，首先便是不得通过低价倾销、价格串通、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方式滥用自主定价权。
“这种跨领域试错的逻辑基本上over了，行业会变得更加谨慎，因此会砍掉更多枝枝节节的业务。”赵军感慨。
“未来整个行业已经不再可能延续过去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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