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在纸币上的“伪钞”说明，究竟是解释，还是在掩饰……
文│尤越中国通商银行创建于1897年，是我国第一家华资银行。作为第一家中国人自办的银行，通商银行身上发生了许多中国银行业中的第一，它是最早发行钞票的华资银行，也遭遇了中国近代第一桩伪钞案。它曾极尽辉煌，也历经坎坷，是中国银行业艰难起步的时代缩影。
一石激起千层浪
中国通商银行大楼
1897年，经清政府批准，通商银行获得了发行银元券、银两券两种钞票的特权，意在“至是国中始见本国纸币与外商银行之纸币分庭抗礼，金融大权不复为外商银行所把持”。1898年，通商银行委托英国公司Enoraved By Barclay&Fry Ltd印制了银元券（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一百元）合计235万元；银两券（一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一百两）合计50万两的钞票。京上广三地的钞票稍有不同，北京银两券为蓝色外框，广东通用银元券为绿色外框，上海通用的银两券为紫色、银元券为红色外框。
1903年2月4日，一个钱庄伙计在通商银行柜面兑换钞票，柜面人员发现钞票有点异样，经仔细辨认，确定是一张伪票，便把来人押送至巡捕房查究。通商银行出现假币的消息不胫而走，上海“市中大闹”，各钱庄相继拒收通商银行钞票。市民闻讯，争先恐后地去持票通商银行兑换现银。2月5日，上海出现了一股空前的挤兑浪潮。当天，通商银行又验出伪钞，这次除了十元的钞票，还出现了五元的伪钞。银行职员将假券当场撕毁或收回，不予兑换，声称等调查核实之后再予答复。百姓对这样的处理方法显然很是不满，于是银行又改为在伪钞上“盖一伪钞印章，并关照持票人应将伪钞保存好，俟调查结果再行办理”。为了稳定挤兑市民的情绪，通商银行特地将伪钞贴在大门旁边，附上一张辨别伪钞的说明，说明提示：伪钞纸质比较粗，花纹比较淡，用口水摩擦一下很容易掉色。但是，持币者还是人心惶惶。到了6日、7日，前来挤兑的人越来越多，更有些流氓无赖趁机起哄，秩序大乱。“初九、初十，聚者尤众，无赖等乘机哄闹，调中西巡捕二三十人弹压，犹不能止，乃取救火器至，激水以散众人。”《申报》报道了钱庄老板集会议论如何辨别伪钞的事情，更有些小钱庄乘机索取兑换贴水，起初，一元的通商银行钞票兑换一枚银元要贴水一二十文，后来竟要贴水一角甚至两角。
盛宣怀
通商银行创办人盛宣怀当时身在北京，得知挤兑风潮后，他命上海方面要做到随到随兑，并积极筹措现银。通商银行坚持兑现几天以后，现银所剩不多，转向汇丰银行求助，以库存的金条、银条为抵押，向汇丰银行借得70万现银，并委托汇丰银行代为收兑。2月8日是一个礼拜天，为了维持信誉和安抚客户，通商银行破例在非营业日开门兑换，并规定每次只得进入20位顾客。短短一天的时间，就兑出现银20万左右。
几天后，人们看到通商银行现银准备充足，讲究信用，见票即兑，也就逐渐不再慌乱，持续一周的挤兑风潮暂告平息。1903年之前，通商银行共发行纸币约130万元，而在挤兑风潮的的短短几天中，挤兑数额已经超过了发行额的一半，凶险程度可见一斑。通商银行因此损失约10万元。
一波初平一波起
中国通商银行纸币（银行博物馆藏）
全力应对挤兑风潮的同时，盛宣怀也下令尽快找到造假者。2月6日，一个日本人来到汇丰银行兑换现银，他带来的4000元通商银行钞票竟全部都是伪钞。汇丰银行发现假票后立即采取行动，派人跟踪摸清了他的住址，将这个情况汇报给巡捕房。不久，巡捕房就将此人逮捕。经过审讯得知，这个日本人叫中井义之助，自幼学习印刷技术，常与大阪华商来往，因生意亏损，他便和几个日本浪人打起了造假走私的主意。据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函称，“探得大阪山下忠太郎、菅野源之助、上田元七及中井义之助等四名系伪造钞票人犯。共谋与造中国通商银行伪钞票十元及五元两种，元七嘱其在大阪石印业亲友浦上文助刷印十元钞票六百五十五张，上田元七将该钞票四百零五张交中井义之助，使前田某等二人。上田将其余二百五十张藏匿后，交付山下忠太郎及菅野源之助等二人，使之行用，原版票纸存置家中。又山下忠太郎虽欲与造五元伪钞票未果广造，仅造得五元伪票一百张。悉数拿获于伪票人犯，并搜出伪票全数及在大阪地方所造机器原板用纸等物，而伪票恐其散失，当经全数烧毁原板机器等事物。”
他们一伙人把假钞印好后，分批偷运到上海，放在中井义之助的家里。中井义之助再通过在上海的日本商社等途径流入市场。日方提供的伪钞数额为655张十元伪钞、100张五元伪钞，总额仅7050元。而《字林西报》2月11日的报道载：“据日本报纸记载，此项钞票约有三十万元。”日本人制造的这一起伪钞案，对建立初始的通商银行来说，无论在资金方面还是信誉方面都打击巨大，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
通商银行通过外交途径，催促日本政府破案，在清政府和中国驻日使馆的要求下，日本警察在造假地点把中井及同伙一举抓获归案，并销毁了所有的机器、印版和假钞。盛宣怀致电清政府驻日本大使蔡和甫，询问日本政府对这些伪钞罪犯如何判决，希望对他们严惩不贷。蔡和甫回电道：“据日本外务部称，对伪造他国钞票者，日本法律无规定惩治之专门条文。”“查伪票所造不多，并已破获，全数烧毁，自不致再有谣煽争取之事。”这么大的一场风波居然就以日本单方面声称“并以破获”“无法可依”为理由而不了了之了。可见当时清政府对外屈膝投降、软弱无能的政治面目。
挤兑事件之后，通商银行停用银元券旧钞，陆续回收，并连同印好但未流通的钞票一起销毁；银两券仍照旧流通。1905年，通商银行在伦敦印五元、十元、五十元三种银元券新钞，新钞上有招财进宝财神像，与旧钞迥别。新钞共印刷435万元，在1905年农历正月初七发行，时值各行各业新春开市，发行“财神”钞寄寓了通商银行新的展望。
假作真是真亦假
被抢五元券
这件事虽未妥善解决，但在大多数人眼中也算盖棺定论。不料此事也许另有隐情。这要说到1900年，通商银行北京分行经历的一次抢劫案。这起案件的官方说法是义和团运动波及到北京，“拳匪焚毁抢去现银二万八千余两，银元二万五千余元，钞票十万两及一切各户借券契据图章等”。分行洋大班厚士敦也报告:“当银库被击开时，除紧要值钱单据外，内存现银并洋约八万两，均为荣中堂之兵及拳匪所盗；银行房屋、银库铁柜钞票尽被焚毁，所值甚巨。”《申报》9月5日、14日通报，公布全部被抢钞票号码，宣布通商银行所有印有“京平足银京行付给“字样的总计三十五万两钞票全部作废。
收藏家张小杰藏有一张通商银行光绪二十四年上海通用的五元券，两面都盖有“此票在庚子年被拳匪抢去早登中外客报作废纸无用”字样，他据此认为这段历史另有曲折。因为一般的假钞或废票，只须简单地加盖“假票”“作废”即可，不必解释清楚缘由，且这张纸币为罕见的光绪二十四年小号码“作废”沪票，那么，这张上海通用的钞票为什么会在北京被抢，又为何在票面上印有详细解释呢？据张小杰考证，得出如下结论：
抢劫案是日本人所为
北京分行行址在东交民巷，旁边是奥地利使馆和肃亲王府，肃亲王府被日本人所占据。1900年6月20日，义和团向使馆进攻，21日夜，奥国使署和中国银行及银元局火起，通商银行遭劫。此时，日本人从王府出击，击退了一队义和团，他们完全有作案的时间和能力。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京城，日军在第一时间抢劫户部银库并焚毁，应是通商银行抢劫案的重演。加之银行内部高层厚士敦与买办陈俊臣、钱邦彦所陈述的事实有很多矛盾之处，事情的真相一定不是官方报告的那么简单。
伪钞实乃被抢钞
通商银行的钞票在英国定制，采用先进的雕版印刷技术印制，具有极高的防伪水平，仿制并非易事，而且一般造假只会做一种面额的钞版，同时做两种小面额的两块钞版，成本高昂，难以盈利。如果是劣质的伪钞，主营货币兑换业务的钱庄应该能够分辨出来。结合他手中的上海五元券，他认为所谓伪钞应是北京分行被抢时同时丢失的小号码上海通用银元券，即《中国通商银行大概章程》中提到的“沪票至京取用”。日本人清楚手中的是真钞，但是不知道还有未流通的小号码券和上海流通的大号码券的区别，所以在挤兑发生后公然去银行兑现。
将真钞定为“伪钞”
通商银行出于声誉与时局的考量，决定将这批不能兑换的真钞定为“伪钞。
当时已是扑朔迷离的抢劫案与伪钞案，经过历史长河的洗刷，如今更加难以辨识。翻阅中国通商银行的史料，与张小杰此说不尽相同，但是通过一张罕见的钞票，对历史事件进行重演和翻案，足见实物资料的历史价值，可作为证物更真实地还原历史。
横看成岭侧成峰
中国通商银行上海地名券
回看这段百年前的风波，抢劫案和伪钞案给通商银行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它反映了华资银行的起步维艰。首先，伪钞案暴露了通商银行运作机制上的一些弊端。通商银行作为我国第一家自办银行，并无先例可循，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汇丰银行的章程制度与运作模式。而创办人盛宣怀是早期通商银行的操纵者，从制定章程到具体业务都亲力亲为，他对通商银行的殷殷希望与尽心竭力使得他与通商银行紧紧联系在一起，通商银行的发展也随着盛宣怀的决定而起伏。在伪钞案中，主要是靠盛宣怀一己之力，利用自己的权势和关系，为通商银行调集资金、争取权益，向有关方面努力疏通。凡事有利便会有弊，盛宣怀过多的介入使银行不能自主负起责任，初期的十名董事中，没有一名真正的决策者，都是“盛旨”的执行者。盛宣怀是一名有抱负的朝廷官员，并不是近代金融业方面的专家，他的一些指令很有建设性，比如他在发钞之初，就坚持以资本的80%购买公债，并须保持20%的准备金，这种十足准备金的思想显示出通商银行严谨审慎的态度，维护了银行信誉，为通商银行渡过挤兑难关奠定了基础。但是另一些指令比如过度降低汇费、“自家生意自家做”等，违背了市场规律，不利于通商银行的健康发展。
其次，其生存环境颇为恶劣，包括时局的动荡、官府的压迫、人才的匮乏等等。清末时中国国力衰微，外国势力嚣张跋扈，他们进行资本输出的工具外资银行凭借种种特权，通过对清政府巨额的政治贷款和工业投资，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作为一家华资银行，无论是强势的外资银行，还是有经营基础的传统信用机构钱庄、票号，都视其行为竞争对手，打压、冷眼多于扶持、帮助，通商银行可谓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伪钞案伊始，钱庄纷纷拒收通商银行银元券，导致持票市民全部涌向通商银行，加重了挤兑的程度。通商银行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清政府，初期业务主要是在官款上做文章。由于官僚的腐败和低效，这种官督商办的模式有很多弊端，改良派资本家郑观应认为“其不贪肥者，则遇事必遏抑之；唯利是图者，必借端而朘削之。于是但有困商之虐政，并无护商之良法。”财政的枯竭和政治的弱势使政府无力保护自己的工业和金融业，也不能通过正常的外交手段维护银行权益。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京沪两地的分行难以避免种种天灾人祸，各地分行的处境更显困难，最终被裁撤殆尽。
以上就是中国近代银行史上的第一起伪钞案，此案在上海曾掀起轩然大波，通商银行为此回收销毁了全部银元券，最终却因“无法可依”而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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