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对菲律滨的重要性
作者：艾伦•拉敏纳（Aaron Jed Rabena） （原载《商报》）
10月18日，世界最大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将在北京召开五年一次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与美国总统选举和美国政治不同的是，在我们的国家中，甚少听到有关这个世界上第二富有的经济体的最重要政治活动。这也不能怪菲律滨，因为我国与美国有着更强的政治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美国软实力的影响，譬如好莱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哈佛大学等。
因此，如果一些菲律滨人仍错误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北韩的政治制度相似，这完全不出奇。但与后者不同的是，中国在后毛泽东时代一直保持着“集体领导”的制度，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能够搞个人崇拜和无限度地垄断政治权力。在中共十九大中，来自省、国有企业、军事、金融机构等2000多名代表，将为了三个重要的理由而出席大会。
首先是代表们将通过选举来促进中国主要政治决策机构的重组和晋升，有些人会因为年龄的限制而不得不退任：这包括200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25人组成的政治局，和七人政治局常委会。这三个机构的最后一个是中国最具权威的政治机构，国家主席和总理都是这个机构的成员。政治机构内的成员愈少，在党内结构中的排名愈高，其成员只能由其直接下属的机构选举产生。
第二，现任总书记是习近平，他将发表党的工作报告，概述党的成就和未来五年的政治蓝图。第三，根据传统，会议也将对习近平和李克强分别担任国家主席和总理的第二个五年任期进行信心投票。但这不是绝对的，譬如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只担任一个五年任期(1998-2003)。此外，政治惯例规定，今年的会议应通过常委的席位来确定2022年可能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中，接替习近平和李克强的第六代领导人。
中共十九大在两个方面对菲律滨很重要。
第一，中国是一个邻居，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内所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更不用说对亚洲区域的治理。美国陆军战争学院战略研究所最近发表的一项题为《我们自己的危机：国防部对失去首要地位之后的世界之风险评估》的研究，发现由于全球权力平衡出现实质性的变化，美国的优势正在衰落，全球正走向多极国际秩序的道路。鉴于中国经济和战略影响力的崛起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菲律滨最亲密的盟友美国，与中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政府高层次互动(例如全面经济对话、战略和经济对话、国防和安全对话，以及社会与文化对话等)。
同样的，在民间领域中，美国顶尖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和威尔逊中心(Wilson Center)等，都有专门研究中国和中美关系的项目和专家。
更重要的是，杜特地总统的“独立外交”和“重投中国怀抱”政策，让中国成为菲律滨更紧密的经济伙伴。事实上，中国今年已成为菲律滨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继续成为菲律滨重要游客市场(第三大市场)。
第二，党的代表大会对中国国内和战略的可能性转移是否会影响其外交政策是至关重要的。这些转变涉及到现任政府在跨行政部门中，为了实现党的主要目标而采取的方法之演变或扩张。例如，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方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继续进行和深化的。
看看中国的前领导人们和习近平的第一任期，显示出每一任政府，都取决于他们那一代人所面临的社会经济挑战，党的理论会随之演变或扩张而不是收缩，除了毛泽东时代，因为当时的中国仍处于计划经济的年代：邓小平有“邓小平理论”、江泽民有“三个代表”，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的“四个全面”。即使习近平提出受欢迎的“中国梦”，都是以邓小平的“振兴中华民族”和江泽民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基础的。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都集中在中国经济开放和与世界经济逐步接轨上，习近平已经超越了这些，并开始主持一个更积极的外交政策，领导一个多边贸易和金融制度，譬如“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也是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在吉布提建立首个海外海军基地。
有鉴于此，习近平的外交政策的持续路线，取决于他的国内政治和经济议程。正如劳拉•奈克(Laura Neack)所说，无论政治制度如何，政府首脑都有两个相同的目标：维持政治权力和发展，以及维持政策联系。与此同时，布鲁金斯学会的程立(Cheng Li，译音)和扎卡里•巴林(Zachary Balin)也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环境的产物”。
在中国，领导人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正统继承或累积政治资本，或与反对派和解而产生的，而是根据其经济成绩、为人民服务、取得民众信任和公共责任选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的多边经济倡议需配合正在进行的国内市场改革，再加上开发新的海外市场，这也是中国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2016-2020年)所提出的。在政治方面，习近平全面打击腐败，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对约10万名高低级别的“老虎和苍蝇”官员进行了起诉。
因为即使在像中国这样的一党国家，权力斗争就是以“党内政治”或“党内派别”的形式存在，这可以引起国内政策的大重组。
我们可以回顾，在毛泽东统治的后半部分，由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派人气趋升，毛夫人江青领导的所谓“四人帮”或保守派，捍卫着毛派主义。
因此，如果习近平在国内政策上取得了足够的公众支持或政治盟友，那么外交政策议程的可能性就会更高。
随着习近平进入第二个任期，并且去年被指定为党的“核心领导人”，这是上次给予江泽民的荣誉称号，中国外交政策方面可能出现更大的进步而不只是重大调整。
我们已经在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内经看到了他的政策展开，第二个任期可能是确保这些被继续执行下去。对于包括菲律滨在内的许多国家来说，中国的崛起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而熟悉中国的国内政治，对于检验中国对外经济和安全政策是如何塑造的，是非常有价值的。
艾伦•拉敏纳是菲律滨外交关系委员会(PCFR)和郑建祥法治中心(Claudio Teehankee Center for the Rule of Law)的研究员。
（蔡友铭译自《商业世界》报）
支持习近平主席！民主现阶段是不适合中国的，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抢抓机遇谋发展，现在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发展的关键点，不容有半点出错。错了以前所有的积累和努力就全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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