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选举及国家外交政策
总统选举及国家外交政策作者：Aileen SP Baviera（译自GMA新闻）
在走向5月总统大选的过程中，有思想的选民们都会仔细研究每一名候选人。他们是否仔细研究过本国的重大问题，以及可能的解决方式，来谋取菲律宾人民的长久利益，而不是为了当选而提出的权宜之计和承诺？
在无数问题中必须关注的一个，不一定跟普通菲律宾人的日常需要息息相关的，但却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是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中国是主要强国之一，去地区和全球影响力不断上升，无论是在全球金融稳定、国际安全、能源、气候变化等领域。它恰好也是我们目前唯一一个最具挑战性的外部安全问题的关键主角及头号敌人——西菲律宾海的领土和海洋争端。到目前，这个争端还未到兵戎相见的地步，但趋势指向各相关国家增加军事化、扩充占领地区及驻军，以及采取强硬立场。寻找根据法律及外交的政治解决方法并非易事。不去寻找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下任总统如何处理这件事？
在另一方面，管理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在应对不断变化的区域环境，更新防务联盟将同样具有挑战性。这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敏感的十字路口，它目前的经济疲软，国内政治混乱，它甚至可以说失去了对一些传统盟友的领导地位。确实，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它仍然认为是地区稳定的最可靠的保证人。但它正在寻找正确方法来应对同时出现的挑战，包括国内问题、伊斯兰国、俄罗斯重新崛起，和一个雄心勃勃及非常有自信的中国。下一任总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我们希望美国在我们自己的区域内，以及我们自己的民族愿望中，扮演什么作用。
菲律宾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发现自己夹在这两个大国之间。这个世界第十二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坐落在最具活力的地区，我们绝不是一个小国。然而，我们的外交政策的目光非常短浅，就好像我们指看得到国内的事情，或者只看到离海岸不远的地方，或者只顾及我们的移民社区和需要政府帮助的海外劳工。我们也往往太过于依靠伙伴和盟友，来帮我们的大忙。
菲律宾总统实际上有非常大的权力来塑造菲律宾的外交政策。通常被称为对外关系的首席设计师，菲律宾总统可以重新定义优先急务，决定语气和姿态，如果他愿意的话，甚至亲自管理与若干国家的外交，但会有一些结构上的限制。这些限制包括：宪法、以往政府签署的条约和履行国际法下的义务。相对于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其中最大的制约因素，菲律宾面临缺乏权力和财富，因为这些可以决定我们有多少影响力可以动用。
即使我们对国际准则、原则和法律制度的信仰，或者是站在“有理”的一边，而不是“强大”的一边，即使我们有盟国，而有些国家也跟我们的利益相同，最终，像任何其他国家一样，菲律宾还得靠自己。它必须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减轻我们境外的威胁，并确保我们的繁荣，以及我们最好的价值观和信念（譬如我们的民族身分）能够蓬勃发展。而总统肩负着这个最重大的担子。
此外，总统作为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拥有最神圣和最高权威（尽管需要由国会同意），来确定何时以及为什么菲律宾人必须打仗。这是尽管事实上，在我们的宪法中，人民已经放弃使用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
无论在法律或传统上，由于我们的政治文化，菲律宾总统享有很大的空间，来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我们可以说，例如，马科斯的外交政策，蓝慕斯的外交政策，亚罗育的外交政策，甚至是亚谨诺的外交政策。然而，当一个人试图概念化和解释“菲外交政策”时（并非广泛概括为国家安全、经济外交和援助侨民等被大肆吹捧的“三个支柱”），我们许多人会一脸茫然。事实上，无论哪一个总统的任期内，我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特点，是缺乏一致性和连续性，这不利于建立对政府的信任，无论是我们自己的人民，我们的盟友或对手之间。
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缺乏治国方略的总统，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而且我们也遇到过，在总统未能做到时，负责管理外交政策的机构或人士（内阁、外交部、国防部等），同样缺乏能力、勇气或者锐气，挺身而出提供远见和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外交政策只能“得过且过”。我们现在已经不能这么做了。
我们并非期望我们的总统能像周恩来、甘地或曼德拉这样的伟大政治家。然而，我们需要一名懂得与其他领导人和政府打交道的领袖，莱争取国家的最佳利益，而不是让我们深陷冲突，或在复杂的地区关系中，火上加油。竞选国家最高职位的诸多候选人中，谁最能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挑战？
艾琳．巴维利亚博士是菲国立大学亚洲中心的教授，2003-2009年担任中心主任。她也是吉隆坡马来亚大学的客座教授。2010年7月以来，她担任学术刊物《亚洲政治及政策》的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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