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堡“病毒暗史”：美国中情局精神控制实验的痛苦之源

　　（原标题：德堡“病毒暗史”：美国中情局精神控制实验的痛苦之源）
　　1953年11月，初冬，一天清晨，天色尚未破晓，纽约曼哈顿第七大道的上空突然传来“噼里啪啦”玻璃破碎的声音。几秒钟后，一个人重重地砸在了人行道上，斯塔特勒酒店门口的保安被吓了一大跳，他转身跑进酒店的大堂，高声喊道：“有人跳楼了！有人跳楼了！”
　　在赶赴现场的警察最初看来，这不过是又一起普通的跳楼自杀事件，然而，死者的身份并不寻常，他名叫弗兰克·奥尔森（Frank Olsen），是一位曾经参与美国政府最高机密项目MK-Ultra计划的军方科研人员。
　　英国《卫报》刊文指出，大约时隔20年后，奥尔森之死背后的原因才渐渐浮出水面。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承认，在奥尔森死前不久，他的同事曾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往他的酒水里掺了LSD（麦角酸二乙酰胺的简称，是一种致幻剂），该药物据说致使奥尔森的重度抑郁症发作。
　　“偏执狂”开启计划
　　20世纪50年代初，新成立不久的中情局曾斥资24万美元，在全世界范围内采购LSD，然后通过美国国内外各种巧立名目设立的基金会，将这种致幻剂分发给医院、诊所、监狱和大学研究机构，让其就LSD的特性、用药后人体的反应，以及是否可被用于精神控制展开研究。
　　英国《独立报》报道称，这项关于LSD的研究正是美国中情局当时秘密展开的名为“MK-Ultra”的精神控制计划的一部分，而有着研发生物武器黑暗历史的美国陆军基地——德特里克堡则是这项计划的主要阵地。地处马里兰州偏远角落的德特里克堡在二战时被美国陆军选中作为陆军生物战实验室，不过，随着美国率先成功研制出核武器，美军对于生化武器的需求不再迫切，因而德特里克堡的重要性在二战结束后有所下降。
　　然而，随着美苏冷战的爆发，一起事件吸引了中情局的注意。
　　1949年匈牙利政府对天主教司铎级枢机（即红衣主教）及艾斯特根总教区总主教敏真谛·若瑟(Mindszenty József)犯有“叛国罪”的公开“审判秀”中，主教看起来神智不清，语无伦次，并承认了莫须有的罪行。
　　中情局对这一情况的解读是：主教被洗脑了。尽管中情局手上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表明这一点，不甘落后的中情局遂推出了自己的精神控制研究计划——MK-Ultra。
　　对于实施MK-Ultra计划的这段时期，曾是英国《独立报》驻外记者的鲁伯特·康威尔（Rubert Cornwell）评论道：“那是一段中情局被偏执狂主导的时期。”此时，麦卡锡主义引发的反共产主义浪潮在美国国内达到了顶峰；在国外，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被视为致命威胁，冷战的铁幕已悄然降临。
　　德堡的新使命
　　就这样，在冷战的阴影和国内疑共情绪的笼罩下，原是生物武器实验室的德特里克堡自此被赋予了一项新的使命——开展精神控制实验。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报道称，1949年春，美国陆军在德特里克堡创立了“特别行动师（Special Operations Division）”，这是一个由化学家组成的小型顶级机密团队，其任务是探究有毒细菌的军事用途。
　　与此同时，中情局的技术服务参谋部（Technical Services Staff）也成立了自己的化学专家团队。一些在海外活动的中情局员工经常会抓捕可疑的敌方特工，他们企图寻求新的刑讯手段——特别是使用精神药物让审讯对象丧失自我认同感，进而在诱使之下吐露他国国家机密，甚至让中情局可以操控其思想，实施违背审讯对象本来意愿的行动。
　　上世纪50年代初被提拔为中情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正是上述秘密行动部门的负责人。中情局的精神控制计划最初代号是“蓝鸟”(Bluebird)，随后改为“洋蓟”(Artichoke)，最终在1953年才确定为 “MK-Ultra”。这个隐晦代号中的“MK”表明该计划是由中情局技术服务参谋部主持，后面的单词“Ultra”在二战前后的情报类别中用来表示最高密级。
　　在杜勒斯看来，这些精神控制实验至关重要，甚至决定着美国的生死存亡。他上任后不久便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次校友聚会上公开表示：“和苏联争夺人类思想的战争已经变得无比险恶，我们西方国家在‘大脑战’方面太落后了。”
　　1951年，杜勒斯将化学家西德尼·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招入麾下，让他来领导中情局技术服务参谋部的化学家团队，负责监督生化毒剂的制备，以及开展精神控制方面的药物试验。
　　由于戈特利布想要充分利用德特里克堡先前从事生物武器研制的优势，将精神控制计划推进到一个新高度，因此他向杜勒斯提议让中情局和军方谈判达成一项正式的合作协议，中情局可借此使用陆军的知识储备、技能和设施来研发适用于该情报机构的武器。
　　在双方达成一致后，戈特利布在德特里克堡内部创建了一个秘密的中情局基地，他手下的几名中情局化学家与陆军的特别行动师就此展开了紧密的合作，共同推进MK-Ultra计划。
　　五花八门的疯狂实验
　　一番准备之后，MK-Ultra计划于1953年4月启动，该计划的实验重点是LSD，对这种致幻剂的研究随后衍生出许多MK-Ultra的子项目，这些项目的目的均是开发一种可以让受试者彻底坦白情报，或摧毁其思想的药物，并将其塑造成傀儡特工。

　　LSD的实验对象主要是精神病患者、囚犯、吸毒者和性工作者——用一位中情局官员的话来说，这些都是“无法反抗的人”。在一组实验中，肯塔基州列克星敦的7名囚犯在连续77天内被注射超剂量的LSD。与此同时，一些吸毒人员在参与LSD实验后获得了奖励——更多的海洛因，这与为了戒毒而关押他们的初衷南辕北辙。
　　除去上述“无法反抗的人”，连一些中情局雇员、军人、医生、政府人员甚至普通民众也成了“小白鼠”。美国历史频道（History.com）刊文称，之所以这些人也“惨遭毒手”，是因为戈特利布认为实验测试效果和实际运用效果存在偏差，他想要测试LSD在日常生活情景中的运用效果。
　　正是因为戈特利布的疯狂念头，中情局竟然开始未经事先通知就给实验对象服用LSD，这使得受试者时常在毫无准备之时遭受不良反应的折磨，比如一位中情局特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喝了一杯掺了致幻剂的咖啡，药效发作后，他变得精神错乱，华盛顿特区大街小巷驶过的每一辆汽车在他眼中都成了“怪物”。
　　在LSD之外，MK-Ultra计划中的另一项实验更为疯狂。实验人员先向受试者的一只手臂静脉注射巴比妥酸盐（一类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镇静剂），然后再向另一只手臂静脉注射安非他命（即苯丙胺，一种人工合成的兴奋剂）。巴比妥酸盐先产生作用，受试者会昏昏欲睡，然而正当他或她即将闭上双眼之时，安非他命又紧接着开始发挥药效，在两种药物的共同影响下，受试者会变得语无伦次，有时研究人员还可以借此从受试者口中问出想要的情报。
　　在美国国内进行实验的同时，中情局还在美国本土之外大肆推动MK-Ultra计划。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PR）刊文指出，日本、西德和菲律宾等美国的盟国都设有中情局的秘密拘留营，其中关押的囚犯不少成了这一计划的实验对象——在中情局眼中，这些人都是“可被牺牲”的对象。在针对囚犯的实验中，实验人员除了对他们使用致幻剂，也通常对他们施以其他折磨手段，如电击、感官剥夺等。
　　在与美国毗邻的加拿大，中情局则高薪雇用了英国精神病学家唐纳德·卡梅伦（Donald Cameron）在蒙特利尔开展MK-Ultra计划的实验。美国《Aeon》杂志刊文指出，卡梅隆本人对于科技有着一种近乎狂热的激情，他认为传统的心理矫正方法是缓慢而无效的，因而他转而投向一种名为“精神驱动”的激进疗法。这种疗法包括两个步骤：首先是通过一种远远超出正常功率的电休克疗法“消除”病人脑海中的痛苦记忆和病理行为；接着，再对着病人循环播放录有单一信息的磁带，试图以此重塑病人的心理。当病人因无休止的重复而感到痛苦时，卡梅隆就会用各种粗鲁而奇怪的方法来约束他们。
　　然而，事与愿违，卡梅隆并未通过“精神驱动”治愈受试患者，他们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往往出现严重的失忆症状，甚至认不出自己的家人。这一结果是毁灭性的。
　　对此，美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麦考伊（Alfred W. McCoy）认为“卡梅隆的实验为中情局日后采用的两阶段心理折磨法奠定了科学基础”，该心理折磨法指的是先在受试者身上施加一种精神错乱的状态，然后再制造一种“自我造成”的不适感，在这种情况下，不堪重负的受试者往往会为了减缓自己的痛苦而选择屈服。
　　无法弥补的痛苦
　　尽管MK-Ultra计划在多地开展了层出不穷的疯狂实验，但该计划始终未能取得重要成果，中情局渴求的精神控制也迟迟无法实现。主导实验的戈特利布虽然竭尽所能地寻找一种能够摧毁人类精神的方法，以便将新的思想植入人的大脑。然而，在经历无数次失败后，戈特利布不得不承认，“很难用这种方式来操控人的行为”。中情局精神控制的疯狂实验最终宣告失败。
　　正因如此，MK-Ultra计划在60年代中后期被联邦政府削减了预算，并最终在1973年被正式叫停。
　　在MK-Ultra计划寿终正寝之后，1974年底，《纽约时报》曝出了该计划的黑料，该报发文指控中情局于20世纪60年代对美国公民进行人体试验，而受试者对此毫不知情。
　　一石惊起千层浪，《纽约时报》的一纸报道引爆全美舆论，促使美国国会在1975成立了丘奇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并指定其与洛克菲勒委员会(Rockefeller Commission)一同负责调查中情局、联邦调查局和军方内部在MK-Ultra计划中涉嫌滥用职权的行为。
　　随着丘奇委员会披露的材料愈来愈多，MK-Ultra计划引发了全美舆论的广泛关注。然而，有关该计划的官方文件早已于1973年被时任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下令销毁，调查委员会只好通过受试者的证词以及为数不多的民间记录寻找这一令人发指的计划的蛛丝马迹。
　　丘奇委员会的调查显示，中情局的精神控制实验显然违反了二战后美国承诺遵守的《纽伦堡法典》（二战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为规范人体试验行为而制定的一系列国际原则），无数无辜民众因此受害。其中，美军科研人员弗兰克·奥尔森是中情局MK-Ultra计划中最广为人知的受害者。
　　美国历史频道（History.com）网站报道称，上世纪50年代初，奥尔森在目睹自己参与研制的药物被用于各种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后，他的精神备受折磨，患上了抑郁症，因而终日情绪低落，最终产生了离职的想法。
　　1953年11月，奥尔森收到戈特利布的邀请，前往马里兰州西部的深溪湖度假。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就在这次度假之行中，自己和其他几位同事也成了戈特利布的人体试验对象，后者偷偷在他们的酒水中放了LSD。
　　一周多后，度假归来的奥尔森在纽约坠楼身亡。《卫报》刊文称，虽然联邦政府认定奥尔森之死是是自杀或意外事件，但是他的家人始终认为另有原因：中情局有关人员担心奥尔森离职后会泄露德特里克堡内有关MK-Ultra计划的机密，因此把他从酒店窗户扔了出去。
　　奥尔森本是研制精神类药物的人，最终却死于精神类药物。而MK-Ultra计划的受害者绝非仅仅奥尔森一人，中情局开展的精神控制实验给无数人带来了痛苦。Politico刊文指出，这些实验摧毁了许多人的思想，导致了难以统计的死亡事件，而许多用在受害者身上的药剂、药片和气雾剂均由德特里克堡的实验室研制，“MK-Ultra计划是美国政府在人类身上进行过的最可怕的实验”。
　　“尽管人的精神可以被摧毁，但我们永远无法填补精神被摧毁后留下的空洞。”戈特利布在计划失败后承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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