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三任总理的大国梦|印度|莫迪|甘地|辛格|尼赫鲁

　　（原标题：印度三任总理的大国梦）
　　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印度在世人的眼里带有许多谜之色彩：它的文明历史悠久，但成分复杂，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似乎并不是很清晰；以人口算，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古老的种姓制度却仍在很多领域影响人们生活；它雄心勃勃，但是至今影响仍难超出南亚次大陆。
　　这个文明古国素有大国之志。早在1943年独立前，印度的开国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就曾表达过对大国地位的憧憬：“印度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流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样一个印度？
　　“尼赫鲁-甘地”家族
　　1947年8月15日的子夜，尼赫鲁在国会宣布印度独立时说，“当午夜钟声响起，全世界还在沉睡的时候，印度将苏醒并迎接生命与自由。”
　　但“迎接生命和自由”的过程，一开始却充满动荡和血腥。根据《蒙巴顿方案》，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独立建国。建国之初，居住在印度教徒地区的伊斯兰教徒，大批逃亡伊斯兰教徒地区，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逃往印度教徒地区，有不少是被强迫移民，旁遮普地区还发生冲突、暴动和屠杀，有研究称至少有50万人丧生。
　　混乱和流血得到控制后，首任总理尼赫鲁和他的政府就面临着如何建设一个新印度的问题。
　　与对印度文明充满自信的圣雄甘地不同，出身显赫的尼赫鲁更愿意向外界寻求发展道路。尼赫鲁虽然也是个民族主义者，但他在英国留学多年，也深受英国费边社的影响，终身提倡费边主义。费边主义主张把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相结合，通过温和改良而非暴力革命实现社会主义。

　　尼赫鲁认为民主和社会主义可以实现调和，他观察道：“单纯的政治民主所具有的一切弊病在美国很显著；而由于缺乏民主所导致的一些弊病也存在于苏联社会。”在自传中尼赫鲁也曾写道，政治自由和独立当然非常重要，但他们只是朝着正确的方向的必要步骤，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不可能获得很大的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经济“社会主义”思想在独立前后的印度颇有社会基础。1944年，包括J.R.D.塔塔和G.D.贝拉等八名产业大亨，起草了一份经济计划。在这个被成为“孟买计划”的文件中，他们在展望印度独立后15年的美好前景时，宣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要受到政府严格控制，个人和企业自由将被暂时搁置。”资本家要求政府强力干预，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但这反映了当时印度精英们的思想。
　　尼赫鲁本人从印度独立开始，一直执政至1964年。在他之后，绝大部分时间是他女儿英迪拉·甘地和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执政，直至1989年。百年老店国大党也深深打上“尼赫鲁-甘地”家族的烙印。
　　“尼赫鲁-甘地”家族执政时期，印度基本上是按照尼赫鲁和商界精英设想，在政治上仿照英美，实行议会制和联邦制，三权分立；经济上则以苏联为模板加以调整，实行一种混合了资本主义元素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
　　这种政策下，政府确保公营部门在军工、核能、钢铁、化肥、机械制造和铁路等行业的主导地位。英迪拉·甘地时期更是将上了一定规模的私人银行和保险公司进行国有化。
　　然而，这种模式的成就却差强人意：1951年到1979年，GDP年均增长率不到4%，在发展中国家属于中等水平，被西方戏称为“尼赫鲁式增长”，含义暧昧。僵化的体制抑制了印度的活力并削弱印度的国际竞争力。
　　不过印度在这一时期在其他领域也取得一些成就。从制度上削弱种姓制度的影响，加强对贫民和流浪者的社会关怀，在外交上成为不结盟运动的代表者。正因为如此，尼赫鲁依然受到印度民众爱戴，在国际舞台也享有很高声望。
　　“孱弱领导者”辛格
　　但经过“尼赫鲁-甘地”家族几十年的执政，印度既没有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也没有销声匿迹。
　　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不仅在政治上改变了世界，在社会思潮上也带来巨大冲击，经济改革也成为一种潮流“尼赫鲁式社会主义”此时也是难以为继，印度社会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尽管从1980年代，印度政府已经开始悄悄地进行经济市场化的改革，但人们一般认为真正改革是从1991年纳拉辛哈·拉奥出任总理开始。实际上从那时起到现在，拉奥、阿塔·瓦杰帕伊、曼莫汉·辛格和纳伦德拉·莫迪连续四任总理都在不断深化经济改革。其中辛格的作用尤其引人注意。
　　辛格是个国大党元老，也是个经济学家。1991年至1996年拉奥任总理时，辛格出任财政部长；2004年国大党联盟胜选后他又担任总理（印度第一位锡克教徒总理），成功连任至2014年。
　　就任财长不久，辛格在宣布经济改革开始的时候说：“让全世界的人民都听清楚，印度现在已经完全清醒了。”——印度正式开始放弃计划经济的路线，走向市场经济。
　　在辛格的主导下，印度开始大刀阔斧式改革经济体制，公营部门控制的行业只剩下原子能、军用航空、舰船和铁路运输四个部门；改革金融和财政体制；调整外贸与外资管理等等。
　　“清醒了”的印度果然不一样，1990-1999年，印度GDP年均增长率5.9%，随后的十年这一数字高达7.7%，成为仅次于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辛格因此也被一些人称为印度经济改革之父，或印度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

　　尽管是“总设计师”，但辛格是一位低调的政治家，性格温和，执政风格甚至有“书呆子气”，不善于和外界以及媒体沟通。甚至有印度官员称，沉默寡言是辛格最糟糕的缺点，外界还因此对辛格产生误解，认为他是个“孱弱的领导者”，被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操纵（2004年国大党胜选后，索尼娅本可以任总理，但她以自己不是出生在印度为由，不愿担任此职，推荐辛格出任）。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辛格既不受索尼娅操纵，在执政方面也远非孱弱。除了在经济领域取得成就外，辛格执政期间在外交上也开辟新局面，特别是致力于改善和宿敌巴基斯坦的关系。印巴在辛格执政时享受了一段和平时期。
　　不过，辛格的经济改革也未能解决所有问题，特别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并没有“阳光普照”，而是集中在官员、工商和中产阶级等群体，社会底层没有感受到什么好处。加之由于社会的变化，印度政治生态也发生很大变化，国大党开始衰落，地方性政党和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全国性政党人民党迅速崛起。虽然改革仍在继续，但印度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橘黄化”的莫迪
　　1996年的选举是人民党崛起的一个标志。那次选举中，人民党成为人民院（下议院）第一大党，虽然短暂执政后被国大党联盟取代，但1998年正式掌权。1999年选举中再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有分析认为，那时的人民党虽然崛起，但只算是“一批政党中的佼佼者”，和其他政党还算平起平坐。到了2014年，人民党再次赢得人民院过半数席位，成为第一大党，2019年选举中再延续这一势头，赢得303个席位。这时，很多观察者认为印度已经进入人民党一党独大的时代。
　　理解这个时代，需要了解三个关键点：人民党，国民志愿团和莫迪。
　　人民党主张民族主义、民主以及印度教至上，支持者主要是印度教教徒和中小商人。该党获得成功，不仅得益于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兴起的社会基础，也因为有力的组织行动。这方面，国民志愿团的作用都至关重要。
　　国民志愿团成立于1925年，是一个主张弘扬印度教文化、保护印度教徒利益的右翼志愿者组织。其目标包括最终建立一个强大的印度教国家。
　　虽然是志愿者组织，但国民志愿团组织非常严密，是个准军事化组织，有大约500万成员，从偏僻的农村到繁华的城市，都有它的各级组织，并且定期活动和进行训练。
　　1962年中印冲突、两次印巴战争中，国民志愿团都非常活跃，展现了极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印度国内出现的教派冲突中，自然也常常可见国民志愿团的身影。有人说，国民志愿团是个“自称不是政治组织的政治组织”。
　　人民党和国民志愿团，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但意识形态上基本吻合。两个组织之间的联系也非常密切。在最近的两次议会选举中，国民志愿团发挥组织严密的优势，全力为人民党助选，战绩有目共睹。
　　国民志愿团的优秀成员也加入人民党，在帮助人民党成功竞选之后，这些身在人民党的“团员”也可以获得政府要职，推动政府制定有利于国民志愿团的政策，特别是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方面的政策。
　　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是个典型例子。莫迪是个民族主义者和宗教主义者，从小就是国民志愿团成员，在当选总理后，任命的很多高管也是国民志愿团的团员。
　　当然，莫迪仍然在进行辛格时代开始的经济改革，还在消除尼赫鲁时代的一影响，也致力于消除印度的贫困。但他上台后给人印象最深的，可能还是印度政坛出现的保守、民粹和宗教色彩。

　　当前印度的政坛，可说是“国民志愿团+印度人民党+莫迪”的现象。印度教认为最庄重的颜色是橘黄色，所以有分析说，现在要说印度的政治光谱，那就是“橘黄色”，印度很多政策，也出现“橘黄化”现象。
　　“橘黄化”影响到了印度的内政外交：比如，政府重视印度教方面的建设；颁布被认为是针对穆斯林的《公民身份修正案》；某些邦开始禁止宰杀牛，取消克什米尔地区的特殊地位引发印巴之争，在中印边境也频频出现动作等。
　　印度13亿多的人口中，80%是印度教徒。莫迪政府的这些政策，基本都能得到他们的拥护。和在宗教和民主主义方面相比，莫迪政府的经济成绩不算好。但有关印度的民调和一些媒体在印度实地采访都发现，莫迪民望很高，很多选民甚至认为，如果不是莫迪，他们都不会投人民党的票。至于外交方面，BBC的采访发现，“那些对外交政策没什么兴趣的农民、商人和劳工认为，在莫迪领导下，印度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莫迪甚至被很多印度选民视为“救世主”——把今天的印度说称是莫迪时代，也不算夸张。
　　前路漫长
　　莫迪时代的印度，有了什么新的变化？又给周边和地区带来什么影响？
　　有人担心，在宗教主义色彩浓厚的团体的支持下，莫迪这个政治强人，会不会沿着民族主义道路一直往下走？有研究者甚至宣称，印度正在经历“在民主制度下，通过民主手段选出一个强权人物进行一党统治，最后导致民主死亡”的过程。
　　但也有人认为不必担心。民族主义、宗教保守主义，并非印度一家。看看近几年的全球形势，美国、巴西和欧洲多国，不都在右转吗？这是个世界问题。
　　况且，印度教虽然势力最大，但印度是个多元化社会，印度教本身也是派别众多。印度教一统天下并不容易；人民党虽然是政坛老大，但严格说来，它是全国性政党老大，并不是在每个地区都占优势，比如在东部和南部就不能称霸政坛。因此莫迪时代的印度并不会成为“一元化”社会。
　　同样，很多人对莫迪时代的外交有何追求也充满疑虑？民主主义和宗教主义的强盛，往往会引起冲突。印巴关系，中印关系都可能因此更加紧张。
　　更为宏观地看，印度是世界人口第二多的国家；面积亚洲第二，世界第七；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现已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这些因素注定印度对外影响远不止周边关系。
　　在这方面，“印太地区”这个概念，倒是观察印度未来战略的一个切入点。印太地区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概念，最早为印度的一名海军上校在2007年提出，随后日本政府也提出类似概念；奥巴马政府决定将战略中心重新定位在亚洲后，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战略分析师就常常提出这个概念。莫迪和特朗普上台之后，“印太地区”的概念更加流行——2018年，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美国印太司令部。
　　莫迪政府对印太地区概念的热情，体现了印度政府的对外战略的一种构想。随着实力的增长，国内民族主义高涨，印度大概已经不满足于南亚老大的角色，可能会借美日澳的战略构想，借一个松散的“印太联盟”，把影响从印度洋扩展到太平洋，真正实现尼赫鲁“有声有色的大国”的梦想。
　　然而，这种构想需要具体的策略。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刊文就指出：如果印度没有有明确的前进战略，极有可能会被无法控制的力量压倒。
　　怀抱大国雄心的印度，未来之路注定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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