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金斯伯格：她像淑女那样战斗了一生|最高法院|自由派|马丁|美国最高法院|唐纳德·特朗普|金斯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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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高法院于当地时间上周五（18日）宣布，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鲁斯·金斯伯格因病去世，终年87岁。

痴迷
　　金斯伯格大法官不需要休息。
　　她的健身教练总是提前一个月制定金斯伯格大法官的时间表。他形容这位大法官就像“机器”一样坚持着。她非常忙碌，经常熬夜工作，所以她的锻炼时间常常是在晚上，“有时候，即使只睡了1-2个小时，她也会按时来参加训练。”
　　她曾四次患癌，但都奇迹般战胜了它们。不过，为了让自己坚持到11月的大选，不给疯狂的特朗普机会提名第三位保守的最高法院法官。她希望自己能撑的再久一点。
　　这种高强度的生活方式从她23岁进入哈佛法学院时就开始了。最初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那一年，她需要照顾罹患睾丸癌的丈夫，同时也要照顾2岁的女儿。
　　马丁艰难地和癌症抗争，他只能在半夜醒来时有胃口吃一点点东西。那时金斯伯格还没睡，她正在将马丁的同学记录的课堂笔记用打字机打出来，好协助丈夫跟上学业。然后她才抽出时间阅读自己的学习资料。她一手握着咖啡，一边吃着西梅干，书桌上摆满了笔记本。天不知不觉亮了。
　　她最终以卓越的成绩成为学院的明星。整个法学院都知道，金斯伯格可以熬夜到凌晨3点，又在5点起床学习，一开始工作就停不下来。照顾孩子对她来说是一天之中难得的转移注意力的时刻。
　　她的一位助理回忆，丈夫马丁金斯伯格在世时，准时在晚饭时间打来电话，催促沉浸在工作中的妻子回家吃饭。同样的电话会在7点半到9点之间响起许多次，有时候甚至需要马丁出现在她的办公室门口，拽着她停止工作，回家休息。

　　1993年金斯伯格与家人合影 图片来源：AP
　　少言寡语，过分冷静是这位大法官给人的第一印象。采访过金斯伯格的记者说，“她说话常常伴随一些时间过长的停顿，尽管最终得到的回答往往让人惊喜。”而她的丈夫却拥有截然不同的性格，开朗、幽默。在一次为金斯伯格的助理们举办的晚宴上，马丁悄悄在金斯伯格的背后贴上了写有“女王”的纸条，并拥抱了她。
　　熟悉她的朋友都知道，最初争取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席位时，金斯伯格不愿意宣扬自己的功绩与能力，同为律师的马丁为她对平权运动做出的贡献而造势，他说，“如果金斯伯格没有得到这个位置，我认为是一种羞辱。”
　　金斯伯格有一段让人羡慕的婚姻，他们相识于康奈尔大学，相伴了56年的时光。马丁于2010年在家中去世，那是个星期天，次日早晨，金斯伯格如常回到最高法院审判席上宣读了法律意见。她后来在与《纽约客》的专访中回忆，“马丁也会希望我那样做。”
　　两年前，金斯伯格第四次癌症复发，她25年来第一次缺席最高法院例行的针对案情“口头辩论”的工作。她办公效率很高，在口头辩论中非常积极，根据《纽约客》引用的数据，在22%的情况下，口头辩论中的第一个问题都是由金斯伯格提出的。
　　当时已有民主党人士主张金斯伯格主动退休，他们担心如果金斯伯格的身体无法撑到下一个民主党总统上台，最高法院中大法官的席位将更多地被偏向共和党的保守派占领。这将严重影响到民主党推行行政命令的困难程度。
　　不过，金斯伯格没有因此妥协，她一生痴迷法律，“只要我仍然感觉到有充足的精力，我就会一直待在法庭上。”

　　1993年，金斯伯格在一场听证会上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不愤怒的改革者
　　最高法院宣布金斯伯格逝世后，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她的推特上写道，“金斯伯格大法官为包括我在内的众多女性铺就了事业道路。永远不会再有像她这样的女性。谢谢RBG（Ruth Bader Ginsburg）。”
　　正如许多1970年前出生的美国女性一样，金斯伯格的前半生都困在社会将女性视为二等公民的约束中。
　　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法律界几乎没有女性。整个社会默认女性的职责是相夫教子，顶多从事一些简单的劳动补贴家用，带有性别歧视的条文写入了各洲法律，比较典型的例子包括：丈夫是家庭的主人，他可以选择家庭的住所，而妻子必须无条件服从；丈夫不能因为强奸妻子而获罪。

　　1978年，女性在美国争取性别平等 图片来源：芝加哥太阳报
　　1956年，和丈夫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他们结了婚，马丁前往俄克拉荷马州服兵役。在那里，金斯伯格在公务员考试中获得优异的成绩，但她只能找到打字员的工作，并且当她怀孕时，这份工作都失去了。
　　两年后，金斯伯格23岁，和退役的丈夫一起考入了哈佛法学院，她是考入哈佛法学院的9位女性之一，那一届的新生超过了500名。入学的第一天，她的教授问她，“占着本应该由男人占据的位置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959年，她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毕业。
　　但她的就业路更为坎坷。尽管哈佛法学院院长强力推荐，大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仍然因为性别原因拒绝了金斯伯格的一个见习职位。她的同学们都在纽约找到了工作，她却一次又一次因为女性身份遭到拒绝。
　　上世纪60年代，黑人平权运动在美国兴起。随后在70年代，女性运动也开始流行。美国的女性开始意识到，并不是她们作为女性有什么问题，而是这个制度需要改变。
　　金斯伯格是美国最早的性别平权倡议者，她对于性别歧视的理解和定义在当时的社会不能不说是先锋和激进的。但她并不是一个擅长煽动情绪的演说家，游行和示威不是她为此努力的方式，很少对这些不公正表示愤怒。
　　高中毕业的前夜，久患病的母亲去世，金斯伯格从小和母亲的关系非常紧密，母亲教导她：be a lady（做一个淑女），and be independent（变得独立）。
　　“她告诉我不要被愤怒的负面情绪占据头脑，能够找到共度一生的爱人当然很好，但要永远保持独立。”
　　她希望用自己的法律知识推动女性在法律意义上获得平等的地位，即为性别平等提供法律的支持。
　　她开始了一项诉讼计划。多年后法律界人士都将铭记她基于此计划所实施的一系列案件诉讼，这些案件是如此具有代表性，甚至迷人。
　　1973年，她第一次向最高法院提出性别不平等的异议。
　　莎伦·弗朗蒂罗是一名女性空军少尉，大学毕业后结了婚，然后加入了空军。很快她就发现，其他已婚男同事都可以为妻子申请房屋补助，自己的丈夫却不能作为军人家属申请补助。她到薪酬部门询问，工作人员很吃惊，没有房屋补助对女性军人来说是很正常的事，再说，空军愿意招她进来，就应该觉得庆幸了。

　　莎伦·弗朗蒂罗 图片来源：《RBG》纪录片
　　她的申请失败了。于是上诉称这一规定违反了《宪法》的根本原则，不能歧视女性。她认为，该法规对女军人施加了不必要的障碍，与处于类似位置的男性同僚相比，给予她们的好处更少。地方法院表示没有发现任何违反宪法的行为，并驳回了弗朗蒂罗的救济申请。这一案件最后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
　　金斯伯格代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挑选并代理了这一案件，最终最高法院以8-1裁定金斯伯格胜诉。并认为这一规定违反宪法。因为基于性别分类的法律应被推定为违宪，并受到“严格审查”。
　　最高法院宣判性别歧视违宪在当时意义非凡，这会成为对立法机关的重要指令，去废除那些基于性别的歧视条例。
　　在那个案件中，金斯伯格的当庭陈述非常精彩，她梳理了从美国建国以来有关于女性的历史和女性被对待的方式：次等烙印，从属关系，人力资源的浪费，不独立、无权投票，并向当时的大法官们阐述了作为次等公民的感受：
　　“今日的女性，正在受到性别的歧视。相较于少数族群，女性受到的歧视更普遍但却难以察觉。对性别的区别对待，暗含着不平等的评价体系。现今的性别观念和女性在职场受到的不公，美化为对女性的保护。这使得女性生来就应该成为家庭主妇的观点成为一种共识。这些区别对待造成了同一种后果，它们让女性被禁锢于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中……我们以废奴主义者萨拉·格莉姆在1837年发表的陈述来表达立场：我不求女性能获得什么额外的好处，我所求的仅是让男人把他们的脚从我们的脖子上挪开。”
　　此后，金斯伯格一步步挑选着能够推动社会变革的性别平权案件，它们几乎都取得了成功。 在整个七十年代，最高法院从未像对待种族歧视那样，将所有金斯伯格代理的性别歧视案例总结到一起作出裁决，一次性地禁止性别歧视。
　　金斯伯格后来在纪录片的拍摄时回忆这一段经历，她说当时去教育男性关于女性的性别歧视，把他们都做“幼儿园小朋友”一样有耐心，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基于性别的歧视行为的存在。
　　正是因为金斯伯格耐心和友好的一面，让她罕见地在最高法院收获了与不同政见者的友谊。她与已去世的前任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很合得来。后者是著名的保守派。
“I dissent”（我不同意）
　　打开金斯伯格大法官的衣柜，挂有数不清的精致颈饰，那是女性法官的法袍上唯一可以自由选择的装饰，就像男性法官会露出的领带和领结。

　　金斯伯格在展示她的颈饰 图片来源：《RBG》纪录片
　　它们来自那些爱戴她的美国民众，或者由著名的院校和机构所赠——她曾在采访中展示夏威夷大学赠予了她一条由法国蕾丝织成的白色颈饰，她会在不同的场合为自己挑选不同的款式。然而最近十年来，她最常戴那款黑色的天鹅绒颈饰，点缀着一些水晶，“这是发表异见时戴的”。
　　如她所言，近二十年来，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中，自由派逐渐减少，保守派占据了更多的席位（5 v.s. 4）。她成了那个总是发表少数意见的人。
　　在她任职法官的27年时间中，发表过许多法律意见。其中更为瞩目的是一次次对现行法律和案件判决结果的反对（“I dissent”），这使她成为了美国网络上有名的固执己见的“反对者”和自由派的意见领袖。也许用“精神偶像”这个词更为适合。
　　再次入院的消息传出后，美国时装杂志一名专栏撰稿人杜卡（Lauren Duca）说，她恨不得把自己“所有肋骨和器官捐给金斯伯格，让她活下去”。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基梅尔（Jimmy Kimmel）在节目内也提及金斯伯格的情况，说外界必须“不惜代价”保护金斯伯格。一些网民在社交网络上为她祈祷，她们说，金斯伯格“不能死，我们需要你”。
　　这不仅仅是因为她自由派的言论，更是因为这位大法官一生都在推动美国法律的平权运动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她的形象因此被制作成“超级英雄”，她的判词和意见广为流传，甚至有年轻人将她的样子纹在身上，以表达自己的自由派立场或是强硬的态度。

　　金斯伯格逝世后，民众在美国最高法院前悼念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13年，最高法院审理并通过了一宗案件，要求废除1965年选举法案的部份规定——州政府和部份地方政府改变选举法时不需要事先取得联邦政府同意。理由是美国社会环境已经改善，联邦政府不需要再介入这种地方事务。
　　虽然没能阻止最高法院的最终决定，金斯伯格仍然在她最后的声明中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并且用词激烈。她说，“这种做法等同于美国社会“在暴雨中打伞，却因为自己没有被淋湿，就把雨伞丢掉”。事实上有不少州和地方在选举中仍然需要联邦政府的介入以保证公平公正。
　　她希望这些反对的声音也可以传达出去，在未来的时刻由美国民众和继任的大法官们最终实现。
　　随着年纪越大，她越敢畅所欲言。每一次反对意见的发表，都能在美国的社交网络上广为传播。在美国民众的心里，她变成了符号式的人物。在社交媒体上搜索RBG的内容，你就能找到持有自由派立场的同类。
　　2016年，特朗普参与竞选美国总统。金斯伯格大法官意外地在公开场合称特朗普是“一个骗子”，“非常自负”，认为媒体对他的态度太过温和。她认为，特朗普“脑子里当时冒出什么就说什么”，想法前后不一。
　　最高法院作为独立于政府的机构，大法官在传统上一贯对总统竞选保持沉默，为避免卷入政治斗争而有失公允。尽管网络上的追随者为此欢呼，她本人则受到了很多法律界的批评。
　　她在几天后公开表示了歉意，她说，“法官应该避免对竞选公职的候选人做出评价。未来我会更加谨慎。”
　　金斯伯格最大的遗憾，或许是没能等到大选到来。金斯伯格离世后，最高法院的法官位置出现空缺，目前最高法院共有五位保守派法官，以及三位自由派法官。
　　对这一空缺的竞争已经开始。大法官是终身制，不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希望符合自身价值观的人上任，而这能影响美国长期司法价值导向。
　　最高法官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投票通过后再由总统任命。据彭博社报道，特朗普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里提名新候选人，且很有可能仍是一名女性。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则称，应该由11月大选中胜出的新总统来决定继任大法官的人选。
　　但特朗普仍然握有主动权。本届总统任期至2021年1月20日截止，而总统大选和新一届国会就任时间分别为2020年11月3日和2021年1月3日，都在下一届总统上任之前。这意味着即便特朗普此次选举失利，也可以在本届任期内提名候选人，并且共和党掌控的参议院很可能通过这一提名。美国最高法院的天平也将从5:4进一步转向6:3。《大西洋月刊》称，如此高度保守化的最高法院三十年内未曾出现过，“这个机会对共和党人而言太诱人了，几乎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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