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美国给了全世界一个最坏的示范|美国|共和党|宋鲁郑|唐纳德·特朗普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宋鲁郑】
　　2020美国大选首场总统候选人辩论刚一结束，欧美媒体不约而同得出同一个奇特而又非比寻常的结论：美国输了，美国选民输了。其中德国媒体更深层一些，直言“美政治文化是最大输家”。这和过去宣布某一个候选人输了或赢了大相径庭。而且对辩论本身的评价更是前所未有：《华盛顿邮报》说这是“人们记忆中最糟糕的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美国CNN称“糟糕透顶”。可以说整场辩论的亮点就是三个老男白吵成一团，但没人知道他们真的在讲什么。
　　确实，这场罕见、空前未必绝后的辩论，成了街头小三混混毫无规则的混乱骂战、人身攻击、诽谤、谎言、语言暴力。连“小丑”、“小狗”都迸溅而出。一位法国报道美国大选的资深媒体人说“看完需要马上回家冲个澡”。当然连带媒体评论的格调也都大幅下降：CNN主播在辩论后评论道，这是“非常恐怖”、“像屎一样的一场秀”。在我看来，这更像一场没有规则手脚嘴并用的拳击赛！

　　美国总统候选人进行首场辩论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此番候选人、媒体的表现，用中国的话说就是斯文扫地，和台湾“立法院”唯一的区别只是双方没有大打出手而已。辩论规则是“候选人要依照答题顺序回答主持人提问，任何一方也不能打断对方发言”。然而据统计，在90分钟的辩论时间内，总统特朗普总共打断拜登73次之多，跟4年前与希拉里辩论时相比高出一倍以上。以至于自1988年以来一直负责组织辩论的总统辩论委员会表示，辩论需要改变形式，将"增加规则以维持秩序”——当然这立即引起了特朗普一方的抗议，认为是中途修改规则。按说共和党也是执政次数最多（贡献过19位总统）、已有160余年历史的的百年老党，大党，还拥有首位共和党总统林肯这样的伟人，怎么今天坠落至此呢？
　　过去政治人物的辩论往往被视为西方政治制度的优势，是向全球展示其制度优越性的橱窗。但今天，却成为了美国和西方的耻辱。正如辩论主持人华莱士对《纽约时报》所说：“我对这个国家感到失望，这本可以是一个更有助于做出选举决择的夜晚。”“我连做梦都没有梦到过会如此失控。”要知道华莱士可是来自亲特朗普的福克斯新闻电视频道。
　　瑞士《新苏黎世报》评论也认为，这场辩论是美国政治形势的缩影：甚至无法进行一场有尊严的辩论。
　　当辩论仅开始二十分钟拜登就说出“闭嘴”，而这个词何尝不是通过电视机、网络视频观看的观众对他们两人共同的心声呢？这一次美国算是给全世界一个最坏的示范。
　　我是研究政治学的，除了震惊和不可思议，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思考。当辩论双方一起登台向各方致意时，我的第一感觉是美国的老人政治。共和党的特朗普74岁，民主党的拜登77岁。拜登比几乎三十年前即1992年就入主白宫的克林顿都要老，特朗普则和他同龄。已经做过总统的克林顿，应该知道这个年龄再来领导国家，将是对身体和精力多么大的挑战。
　　美国是全球第三大人口国，而且接受全球各国精英移民，人才自然是不缺乏。问题则在于人才选拔机制。美国是通过党内初选的方式产生候选人。这个方式貌似很民主，很公平，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并非如此，往往导致资深政治人物的垄断。政治这个领域和科学界不同，一般来说，越老，其人脉越深、掌握的各种资源越多、牵扯的各方利益集团越广、知名度越高。这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是影响选举结果的重要因素。特别是知名度，民主党初选，年老的桑德斯和拜登一直领先，就是因为他们在全国的知名度远压其他年轻候选人。
　　这也是西式民主制度的通病。法国政治人物如市长和议员，任职几十年直至八九十岁是常事。他们只要愿意，无人能替代。
　　从经验层面来看，如果不从制度上进行限制，则很难避免老人政治的出现。这一次大选辩论就已经体现出老人政治的弊端，连一向亲美的台湾媒体也称辩论“丢人”、史上无敌的“low”，是“两个老小孩”在打架。只不过这一次老小孩争的可是事关亿万人切身利益的国家最高权力。
　　第二，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包括权力的产生、传承、使用、分配。由于权力背后的巨大利益，因此人类历史上对政治权力的争夺就极为残酷、丑陋。即使西方进入近代议会民主阶段，比如英国，议员经常一语不合就拔出剑来互砍。美国到了当代还无法禁绝总统和总统候选人被暗杀。法国政治人物辩论时，还能听到如下怒吼：“闭上你的狗嘴”。
　　进入二十一世纪，尽管很少再发生肉体消灭现象，但丑陋一如继往。2016年大选，特朗普的丑闻被扒的一干二净。法国2012年大选，发生社会党人、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卡恩在纽约的离奇强奸案——他在辞职和放弃竞选总统之后被无罪释放，此前他的民望一直领先。2017年法国大选，又发生前总理、当时支持率最高的右派候选人菲永妻子和孩子的“空薪门事件”。
　　西方的选举政治，要想把民众发动起来，需要政治动员。政治动员最有效的武器一个诉诸利益，一是诉诸仇恨。只有这样才能把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鼓动起来，所以康德才说政治是高明的骗术。谁能把民众的选票骗到手中，谁就是政治高明。从历史上看，民众是很容易被政治人物所操纵，成为政治人物谋取个人利益的工具甚至炮灰。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无不如此。2016年1月特朗普竞选期间就肆无忌惮的公开讲：“我可以站在纽约第五大道的正中央向人开枪，也不会失去任何选民的支持。”一个历经近三百年民主历练的美国选民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国家。
　　当然中国的做法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建立在民本政治文化之上，因此可以做到民有民享。西方没有选票的时代，往往是君权神授，不受任何限制，对民众极为残暴。这和东方的中国政治非常不同。
　　在当代，中国民众对政治的参与主要是在政策、决策和法规层面。比如五年规划起草或者制订法律的过程，都要普遍的征求社会各界的看法和意见。地方建一个对民生有影响的项目，如化工，如果民众不赞同也往往会取消。
　　即使今天东西方都号称是人民的代表，权力来自人民，但在实际运作上仍然大为不同。这一次应对疫情就是鲜明的对比：一个是人命关天，一个是经济优先，政治利益优先。且不说东西方谁是真正的民治，但民治的结果必然体现在民有民享。从民有民享的角度讲，中国显然是要胜于美国。
　　这一次发生在美国最高政治人物之间空前丑陋无比的辩论，就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特色，只不过这一次，特色过于突出罢了。

　　

　　9月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拉特罗布参加竞选集会。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第三个感触是美国的政治日益极端和分裂。许多主张中国应该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群体都认为，民主可以消除分歧，有利于形成共识。但这个观点显然无法在经验层面得到证实。目前，整个欧美都出现了愈演愈烈的政治极端化现象。美国国会不同政党的议员过去还能在会后一起喝个咖啡，现在则形同路人。法国也一样。特朗普团队出去吃饭都会被立场不同的餐馆老板轰出去。
　　这次辩论后民意调查也显示，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支持者更加对立。或者两位候选人如此激烈的攻击对方就是为了讨好自己的支持者。正如《新苏黎世报》所评论的：“电视辩论反映出这个国家无法达成共识的混乱。”
　　西方政治精英无法形成共识的原因很多，比如中产阶级萎缩，失去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从而极端政治势力和人物崛起。实行一人一票的普选后，政治参与者大幅扩大，形成共识的难度升高。经济恶化，没有足够的资源进行分配。
　　但不管怎么说，西方的政治制度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它的运作不但不能弥合分歧，相反却令分歧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尖锐。早在2018年，民调机构拉斯穆森通过对1000名潜在选民的调查发现，31%的美国选民们认为美国“可能会在未来5年内经历第二次内战”，其中的11%甚至表示发生战争是极有可能的。其中，民主党人（37%）要比共和党人（32%）更加担忧。尽管也有超过半数的美国选民（59%）认为美国不太可能5年内再次发生内战，但认为国内绝无可能打响战争的人只有29%。
　　由此可见国家分裂之严重。
　　最后要说的是，这场辩论最为恐怖的是特朗普面对主持人的提问，在全国、全世界面前，再次拒绝承诺承认选举结果。2016年他在竞选时也有过类似的表态。但那时他不过是一介平民，并没有任何权力，但现在他是拥有最高权力的总统。如果他输了却不承认结果，美国恐怕就会变成某些非洲国家。如果军队仍然保持中立，双方的支持者则会激烈冲突，在持枪自由的美国，这将是多么恐怖的场景？假如军队打破不介入国内政治的惯例，用武力把特朗普“请出”白宫，那么此例一开，枪杆子会不会一再现身美国政治？
　　不过从根源上来讲，美国的制度设计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这一点，中国人早就意识到了。早在民国初建，立宪派、革命派和北洋政府就难得在一件事上达成一致：中国不能实行美国的政治制度。当时在海外游历十多年的康有为认美国的成功只是特例，其他学习它的中南美洲各国都陷入一片混乱：“争乱弥年，杀人如麻”。他总结了美国制度成功的六条特殊性：“开国诸贤皆清教之徒，无争权位之志，只有救民之心，一也。因于属地十三州已有议院自立，本无君主，二也。本为英人，移植英已成之宪法于美，政党仅二，故美获安，三也。美初立时，人民仅三百万，仍是小国，四也。介于两海，国无强邻，国不设兵，五也。新地初辟，民易谋生，故不成大乱，六也”。
　　只是到今天，这六个因素在美国还有多少？一个近三百年前的制度设计，其基础早就发生根本的变化。只是美国改革的难度太高了。这里仅举一例。美国总统大选是11月的第二个周二投票，这是根据当时美国农业社会的现实所设计的。但现在美国早就是一个后工业化国家了，早应该和其他国家一样改为周六周天非工作日进行投票。但这么微小的改革在美国也不可能。所以一个诞生于三百年前而且很难变革的制度就日益勉强的地在美国运转。所以出现今天的问题并不令人意外。这才是为什么这场辩论美国人民输了的真正原因。如果说特朗普有什么历史贡献的话，就是他的出现令这套制度的不合理性得到了空前的放大，或许，这有助于未来的政治改革。
　　当然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他最大的贡献是打破了西方向全球鼓吹的普世价值。正如台湾学者、曾担任过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的黄介正教授在媒体上所评论的：美国怎么变成一个我没法教学生的一个题材了？其实这应该是全世界的共同感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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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莫指出，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近的一份报告证明了他的长期主张之一：冠状病毒来到了纽约，曾经是全球爆发的中心，主要来自欧洲而不是中国。抨击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冠状病毒反应，称在美国的大流行是“美国分裂和联邦无能的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