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要不要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 中国可能计算过|美国|中国|华盛顿|霸权|中美关系

　　（原标题：美媒：要不要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 中国可能计算过）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10月20日文章，原题：正确认识美中战略竞争
　　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是一场全面、全方位的大国战略竞争。全球力量平衡，特别是美中的相对战略轨迹，已发生改变。然而，美中竞争并不必然是一种对抗关系、一种零和或赢家通吃的竞争。它并不排斥、至少不应排斥双边合作——事实上，双边合作对两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是必要且重要的。
　　也许最重要的是，这并非一场你死我活的意识形态之争。美中双方的意识形态和战略目标并不相互排斥，至少不必如此。中国并未谋求摧毁美国体系，也无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事实上，北京肯定明白全球霸权是无法实现的。追求全球霸权会适得其反且破坏稳定，不利于中国的利益和安全。他们可能也计算过——部分是基于对美国例子的观察，拥有霸权既是负担也不可持续。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领导人经常谈论全球“多极化”的原因。
　　北京常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一些（西方）学者所认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扩张主义和侵略性愿景，而实际上是个相对温和的口号。其核心强调的是相互尊重——或至少是容忍——不同的治理体系，以及寻求解决全球共同挑战和当务之急的办法。
　　同样，当中国领导人谈论“全球治理改革”时，所说的显然是改革，而不是用一个中国打造的或完全按照中国模式塑造的国际体系来取代。事实上，北京认为现有国际体系正朝着于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只希望调整和更新现有国际体系，令其更能反映和代表21世纪的世界力量平衡。
　　事实上，与中国的竞争前所未有，因为华盛顿从未遇到过一个这样在各个领域竞争同时又合作的对手。那华盛顿的最佳应对策略是什么？
　　首先，美国要充分认识并承认，世界的力量平衡已发生变化。这改变了美中的相对影响力和能力，也改变了两国在相互打交道时的筹码。这反过来又要求华盛顿认识到在与北京的交往中越发需要权衡和对等。
　　这还要求美国认识到，采取遏制或政权更迭的对华政策是不现实的，可能适得其反。
　　最后，华盛顿需认识到，美国的首要地位，几乎可以肯定不再可行或可持续，这也正是其盟友和伙伴不愿同美国为伍与中国进行零和竞争或遏制中国的原因之一。
　　美国需要首先关注的，是重振和调动本国的经济和科技竞争力。华盛顿不要老是抱怨——并经常错误地描述北京的经济外交，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而需要拿出不同方案与中国竞争。除非我们愿意与中方进行广泛接触，否则在缓解与北京的紧张关系方面不会有进展。
　　如多数评论家所指出的，所有这一切都需要美国（首先）搞好自己本国的事。当前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公共卫生危机阻碍了美国应对外部挑战的能力。它也助长了一种倾向，即把诸多问题无度地归咎于中国，而这些问题主要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美国人不必惧怕这场与中国的较量，除非对自己国家的模式已经失去信仰和信心。
　　作者保罗·希尔，陈俊安译
　　新闻多一点
　　专访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文安立：冲突并非中美关系的必然结果
　　美国东亚研究及冷战史研究专家、耶鲁大学教授文安立近日就中美关系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此前的反华演讲存在明显的史实错误，夸大了意识形态在目前中美对抗中的作用。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中美关系既有的结构性矛盾，中美关系难以回到过去，但冲突并非是大国政治的必然结果。
　　出生于挪威的文安立曾先后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哈佛大学任教，并当选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他是《剑桥冷战史》的编者之一，并著有《躁动不安的帝国：175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冷战：一部世界史》等著作。他在美国的东亚研究及冷战史研究领域具有很高知名度，并即将出任耶鲁国际安全研究项目主任。
　　在采访中，文安立表示，近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涉华演讲存在明显的历史表述错误，“如果将这篇演讲作为历史论文，蓬佩奥不可能拿到A，甚至拿不到B”。文安立说，美国和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的接触并非是因为“尼克松意图改变中国”，而更大程度上是中国领导人希望基于中美关系的变化而改变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后，中美之间良好关系帮助了中国发展经济，但中国发展并不是由美国所创造，而是来源于中国本身的需要。他强调，美国未来的领导人需要意识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的行动方式始终基于自身的需求和认知。
　　他表示，蓬佩奥的演讲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美国政治界和部分民众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疑虑，这种疑虑超越了两国在安全或是经贸领域的竞争。蓬佩奥在演讲中把中国描绘成一个与西方以及与其他东亚国家完全不同的国家，并剥离中国政党和国家的概念。文安立认为，这些论调与冷战期间的论调类似，突出了意识形态差异，但这种论调并无意义，美国要明白，他们只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打交道。

　　▲蓬佩奥
　　文安立表示，中美关系当前整体上陷入低谷，可能处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从美方领导层的政策选择来看，特朗普政府将重点落在“美国优先”上，强调应更关注自身利益而不是体系性利益，特朗普政府对相对狭隘国家利益的追求甚于冷战以来的任何一届美国政府，这是国际事务中的新因素，外界仍需要时间来评估这一政策将带来的后果。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文安立认为，疫情本身并未给中美关系带来新趋势，而更大意义上是强化了两国关系中的既有趋势，加剧了紧张状态，这些既有趋势不会因11月美国大选结果而变化。
　　他认为，美国对别国相对实力的优势很难回到冷战结束时的巅峰时刻，而中国可能在一代人左右的时期内成为具有全球利益的大国。随着两国的结构性变化出现，中美关系已无法再回到二十年前的状态，两国的竞争和紧张关系将是新常态。

　　文安立表示，对于美方来说，处理对华关系的效果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美国与中国领导层开展合作的能力，二是美国影响中国政策的能力。他认为，尽管在短期内会非常困难，但中美仍需要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前提是两国首先要确保在未来十年内尽力避免出现任何军事冲突；其次是要尝试在有限范围内找到可以合作的领域。从历史角度看，尽管受国内政治的制约，处于竞争中的大国仍然可以实现合作。
　　他分析，中美可以在地区事务、军备控制、国际贸易、全球疫情开展合作，以及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科技合作，特别是要避免未来技术发展领域的二元对立。
　　文安立表示，所谓“中美注定冲突”的观点是对中美关系的一种误解，这并不是大国政治的归宿。但同时，从历史经验看，认为“冲突不可避免”的观念有时也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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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锋：中美关系到丢弃幻想的时候了？
　　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将在11月3日举行，当前的美国国内政治依然乱象丛生。特朗普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后迅速出院，之后甚至威胁要对中国“追责”。不管大选结果如何，医治特朗普政府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的伤害，已经成为美国社会无法回避的话题。但谁来医治已经严重受伤、受损和受挫的中美关系，这个话题同样沉重。
　　冲突背后的结构因素
　　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给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带来了空前挑战。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经济萎缩了近15%。这是1929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以来全球经济最大幅度的下降。
　　面对新冠疫情，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本来应该同舟共济、加强团结、共同推动全球抗疫合作。然而，特朗普政府和美国一些政治精英却将新冠大流行视为大国战略博弈的决定性时刻，更是担心疫情会加速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使得国际间的力量对比出现有利于中国的实质性变化。为此，美国的政治精英拼命地想要在疫情期间打压中国。中美冲突从贸易战、媒体战、科技战，扩大到了外交战、人才战。美国违背WTO的基本原则，对近300家中国企业进行制裁，对华为、字节跳动、微信发出封禁威胁，甚至将孔子学院定性为“外国政府机构”。
　　这些做法旨在实质性地断绝中国大型企业与美国市场和科技创新之间的联系，谋求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大幅度削弱中国与美国学术机构的联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23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政策声明更是无视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中美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基本历史，将矛头对准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蛮横地抛弃了中美关系近50年来发展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彼此尊重各自现状”的政治原则。中美关系走到今天，离新冷战确实只有“一步之遥”。
　　今年2月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曾踌躇满志地宣告，他让“伟大美国回归”。其信心来自于今年1月美国的失业率是40年来最低点。但也由于特朗普把疫情称为“大号流感”，并一心只是盯着大选，让美国新冠疫情的处置松懈轻慢。今天美国的疫情、社情、政情、经情已经让特朗普在大选中失去了之前的优势。于是，特朗普政府不仅在疫情上对中国持续“甩锅”，更是疯狂地对中国实施“疫情报复”。
　　更为危险的是，特朗普政府眼下频频在西太平洋采取对华加强军事挑衅和军事威胁的诸多举动，妄图激化美中对抗，将“中国话题”变成可以让自己凝聚美国国内共识、超越政党和社会分裂、进一步实行强制性国内施政措施的“中国危机”。随着大选日临近到明年1月20日政府权力交接，美国国内分裂越是沉重，特朗普政府打压中国也不会停手。
　　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
　　中美关系走到今天这一步，既是特朗普个性使然，同时又是美国国内反华鹰派想要趁机全面“打疼”中国的逻辑使然。疫情带来美国国内反华、仇华、嫌华等社会情绪的上升，更是让对华强硬、斗狠近乎成为普遍的“政治正确”性主张。作为美国在野党的民主党，也在2020年党纲中就涉台问题删掉了此前一直坚持的“一中政策”字眼。拜登竞选团队在中国政策表述上也开始“不甘示弱”。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在与彭斯的辩论中，刻意回避了主持人提出的中国究竟是“敌人”、还是“竞争者”的话题。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拜登在11月3日美国大选中获胜，中美关系未来想要迅速改善的可能性也十分微弱。
　　中美关系走到今天，我们已经回不到过去了。美国因素或许是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最大的外部环境因素。中美关系的质变，对未来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需要我们及时、清醒与合理地思考和应对。我们对中美关系不得不丢弃幻想。
　　首先，特朗普政府之前的美国政府所强调的对华接触政策，是基于认可两国不同制度、接受中美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差异的现实，并对中国崛起多少保持一定程度的“战略兼容”。这样的美国，对中国而言可能不会存在了。
　　其次，之前的美国政府从来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战略盯防和战略警惕，但至少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中政策”，在南海问题上不主动介入岛礁主权和海洋权益纷争，美国更大程度上是东亚“美国式秩序”的维护者。今后，以实施印太战略为推手，美国将全面干预中国的周边关系，孤立、分化和遏制中国已经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目标。
　　第三，之前的美国政府强调中美商业利益、科技合作和人文交流的共同价值，中美关系中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成为两国对持续合作、共同致力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重要基础。但今天，“去中国化”将会在美国各条战线延续。将中国的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压制在中低端，阻止中国科技创新和制造业走向中高端，将是美国旨在重新拉大与中国力量对比差距的核心环节。
　　特朗普政府执政不到四年，中国作为美国“头号战略竞争者”的概念已经前所未有地实体化了。美国对中国的“变脸”既是美国单极霸权缺乏有效权力制衡的结果，更反映了国际关系中“权力政治”的丑陋。
　　谋求“强合作、弱对抗”
　　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放松对稳定、改善和管控中美关系的努力，更不能抛弃重新促成中美“既竞争又合作、既冲突又交往”的复杂性大国关系的想象与追求。中美关系仍然可以在双方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下，摒弃“分道扬镳”的新冷战对抗模式，降低“弱合作、强对抗”的可能性，增强和保证“强合作、弱对抗”的未来关系的理想愿景。这不仅最大限度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更是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对世界和平、合作与繁荣需要承诺的大国担当。
　　21世纪全球性议题，疫情、环境恶化、恐怖主义与极端势力等，依然是人类社会必须合作才能应对的共同挑战。大国竞争所产生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尽管可能难以摆脱，但21世纪的大国政治需要展示21世纪人类的智慧、信心和良知。特朗普政府当前的颓势已经证明，斗狠与自私自利的霸权利益护持，即便在美国民众中也不会真正赢得持久的支持。中美两国谁能在今后真实地代表国际社会向往自由、开放、合作繁荣的共同心声，谁就将在大国竞争的竞技场上笑到最后。
　　（作者朱锋是南京大学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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