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发现：年轻一代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与父母完全不同|美国|英国|日本|德国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10月25日发表题为“谁需要民主？中国4亿‘千禧一代’更关注苹果手机”的文章称，美国最后一场总统辩论会上，双方就中国话题放狠话。而在北京，许多谙熟科技的年轻人关注的却是最新款苹果手机。他们属于迅速成长的千禧一代，越发自信、有主见，受到零售商追捧，也是这个新兴超级大国未来企业和政治领袖的来源。在享受中国经济和科技丰硕成果的同时，这一代许多人并没表现出在政治自由上的不开心。事实上，对一些人来说，美国打出的民主品牌显然不如中国共产党带来的稳定更具吸引力。
　　在这个新冠病毒最初肆虐的国度，生活已惊人地恢复正常。在一个“寻常周末”聚集酒吧、餐厅、健身房的人群中，不到30岁的通信专家应（音）和男友及伙伴在一家热闹的火锅店用餐，然后去了北京胡同里的时髦酒吧。此前，他们在社交媒体上讨论了美国大选辩论。
　　《华尔街日报》上周讨论这个群体不断上升的形象和经济影响力：30岁的中国人出生以来经历了人均GDP高达32倍的增长，而1990年出生的美国人只经历了3倍增长。伦敦经济学院教授金刻羽说：“中国千禧一代与前几代人不同。“他们自信、有钱、幸运。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自己的国家及经济前景无比自豪，不认为（西方）民主适合中国。”
　　驻北京的美国商业分析师莫天安说：“很多中国人看美国总统大选，都有惊讶和欣慰感。惊讶的是（美国）花那么多钱、政治上投入那么多精力。欣慰的是自己没生活在这样一个政治功能失调的制度下。”华盛顿史汀生中心智库的中国项目主任孙芸（音）说：“中国人对美国选举政治如此混乱和粗鄙感到困惑。在很大程度上，这标志着中国人感到西方民主制度不好，也标志着中国人真的相信美国制度是有缺陷的。”咨询公司Young China Group的负责人扎克·迪奇沃尔德说：“除了初期的疫情处置，中国政府展示了非常有效的国家能力、资源、动员力。”他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妖魔化，与中国年轻一代更爱国、更不喜欢民主国家和西方价值观有很大关系。
　　与父母或祖父母将美国偶像化、浪漫化不同，年轻一代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完全不同。他们在一个治理良好、现代化、繁荣稳定的中国长大。当真正第一次看清美国时，他们对美国的破旧和不安全感到失望。28岁的金融业从业人员陈（音）说：“我们年轻一代自豪、自信。外人可能会觉得我们这代人被洗脑了。其实不是，我们出国旅游、留学，了解外面世界，为自己国家和我们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经历了疫情，我们现在当然觉得中国制度运作得更好。我们感到安全放心。”
　　青年律师钧（音）说：“真的感到中国前进了，把病毒甩在后面。当然这可能是过度自信。但我们知道，当疫情来临时，政府现在行动非常迅速。”
　　作者菲利普·舍韦尔，陈俊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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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识美国
　　“偶然”中美国种下了好感
　　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广州算起，中美接触至今已有221年；从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有正式官方接触算起，也有161年了。可以说，已经有足够长的时间使我们相互认识。截至目前，我们对美国比对其他国家更关注，更有好感，对美国的意见分歧也最多、最复杂，这是百余年持续不断的一个特点。

　　中国皇后号
　　与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一样，最早到中国的美国人也是传教士和商人。但是，鸦片贸易、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对英法等国（还有后来的俄日）印象极坏。而美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执行的是“小舢板”政策，即跟在英国军舰后面，搭英国以武力迫使中国割地赔款、开放口岸的顺风车，既占到了中国的便宜，但又不成为中国应对的矛盾焦点。由于中国最早接触的美国人基本上是传教士和商人这类人，一开始就接触到美国平民化的一面，这在客观上有助于美国留给中国人一个较好的印象。

　　美国传教士 狄考文
　　最早关注美国的是中国的精英阶层。中国的精英阶层对美国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大多数国家（包括欧洲国家）还都是王朝，而美国的国家结构比较独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世界上惟一的共和国。中国的精英对美国的知识兴趣就要比对其他国家浓厚。当时中国接触美国的渠道是民间，既不是官方也不是军队，美国那种既务实又冒险、积极向上的精神都给中国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浦安臣

　　蒲安臣外交使团
　　所以，我越来越感到历史的偶然性在中美接触过程中的作用。如果中美之间最初的交往不是这样，那后面的发展轨迹就可能会不同了。在整个晚清，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最受中国的信赖，所以才有美国人浦安臣代表中国政府出访，才有1868年美国人蒲安臣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蒲安臣条约》这样的故事，这在国际关系史上很罕见。这说明首先是浦安臣个人赢得了晚清精英阶层的信任，而他的背后就是他的国家美国。
　　我认为，1840年到1895年是中国国际关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又以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的介入为标志，分为英法主导和日俄发挥积极作用两个时期。在这一阶段，美国实际上不起多大作用，但正因为它是“社会”先行，而不是官方和军队主导，所以获得了中国很大的信任。
　　民国时期
　　美国的影响持续上升
　　1895年之后中国的国际关系进入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美国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中的积极因素，特别是1898年爆发美西战争，美国的势力一下子达到了原来西班牙在远东的殖民地——菲律宾之后。

　　从当时的国际关系结构看，英法受到德国的强大威胁，减少了对东方的投入，日俄矛盾上升，美国也开始关注亚太地区。从中外关系结构看，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自1840年就开始恶化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达到最低点。当时不仅国际社会瞧不起中国，中国人自己的民族自信心、对政府的信任都降到低谷，出现整体性社会危机，政治丧失合法性，经济殖民地化，社会心理衰败。在这种时期，美国成为东亚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因素，对中国的政策意义开始上升。

　　在此之前，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意义不大。美国1894年成为世界GDP的首强，有资格进行国际规则游戏了。美西战争后，它成为西太平洋的主要角逐者，在1895年中国对外关系进入到新阶段的同时，美国成为国际关系的游戏者。当时英法对中国还维持着强大的影响力，跃跃欲试的德国也介入了山东半岛，但最为活跃的是日本、俄国和美国。当然，那时美国的实力还不够高，它也还只是个小配角。当时英法处于守成状态，德国的重点是在欧洲开疆拓土，当时在东方矛盾比较突出的是日俄矛盾。
　　美国开始积极介入东方事务的标志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它占领了菲律宾以至西太平洋，并开始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此时美国的金刚钻（经济实力）有了，“海权论”也已经出来了。但美国是个经济大国，同时又是个军事小国，所以美国国内还没有意愿去揽主导东方事务这个瓷器活。美国进入中国的政策视野并成为可以依赖的国际力量，从国际关系政策角度来讲比较有意义，还是在这个之后。

　　巴黎和会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争夺远东的斗争中，日俄矛盾比较突出。日本成功地利用了英日同盟，并得到美国方面的潜在支持，赢得了1904到1905年的日俄战争。日本成为东亚首强后，日美矛盾上升。有资料显示，在西奥多·罗斯福时期（1901年-1909年），美国对日本就有所关注。美国学者和军界甚至提出，有可能发生日美冲突。就中国来讲，随着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活跃，加上前期美国的形象比较好，美国仍然是中国依赖的一个对象。八国联军之后，美国率先退回庚子赔款余额，在中国的“公关”工作做得好，巴黎和会上美国提出的“十四点”对中国的精英影响很大。美国在一战前后，给中国的印象还是好的。但是，威尔逊的作为——在巴黎和会上向其他列强妥协、默许日本吞并中国山东半岛，导致中国精英层大失所望，其直接结果就是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
　　对美国的失望其实是个契机，它反映了中国朝野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失望。当时中国国内灾难深重，军阀割据，武夫乱华，中国人对自己的失望达到历史顶点，所以对外部的美国有期望，但是期望导致失望，所以历史教训是：中国的命运只能靠中国人自己。

　　九国公约
　　1922年，美国通过华盛顿会议签定《九国公约》，成功地逼迫日本退出山东，这让中国国内一部分国民党人成为坚定的亲美派。华盛顿会议以后，美国退守本土，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盛行。在那段时间，中国正处于黄金十年，当时的经济增长达到13%。也有人认为，日本攻打中国是看到中国的快速增长，要是不进攻中国，以后就没机会了。总之，那个十年中美关系是正常的。
　　中国历史转折期
　　美国对中国民族觉醒无意识
　　确实，20世纪40年代，中美关系曾达到又一个高峰。40年代时，在中国抗战时期的临时首都重庆地区，美国飞虎队的形象代替了中国传统的门神。这是中美关系的第二个高潮，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评价也很高。

　　美国飞虎队
　　但内战的时候，这种形象被破坏了。马歇尔在访华的时候还是真心地希望中国搞联合政府，从美国自身的利益来看，他们也是希望中国避免内战的。但是，由于冷战的影响，美国的意愿出现了偏差。美国和国民党结盟，而国民党的腐败和内部的脱节导致美国形象受损。中国共产党成为美国这种做法的受害者，最早也最敏锐地意识到美国会给中国造成危害，因而积极对民众揭露美国的错误做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抗日战争使中国民众的民族自决意识空前提高。此外，中国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还与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的宣传有关。

　　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总之，在抗战结束以后，中国人的民族自主意识非常强烈，但美国人没有意识到这些。中国共产党对美国态度的变化，主要是因为美国后来支持国民党。当然其中也有国际因素。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写《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是写给苏联看的。当时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已随蒋介石集团到了广州，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还留在南京，周恩来派得力助手黄华到南京与司徒雷登接触。当时苏联负责国际事务的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正在西柏坡，他对此很敏感，就让毛表态，于是毛泽东就写了这样一篇非常刻薄的文章。
　　新中国
　　去恶魔化、去浪漫化的漫长过程
　　1949年以后，美国的形象更加坏了。中国外交选择了一边倒，与苏联站一条线。这是当时稳定政权的必需。朝鲜战争以后，中共就发起了全面的清除“亲美”、“崇美”、“惧美”的运动。后来，美国采取的反制措施导致了中美之间的23年僵局，其间在朝鲜半岛和越南发生了两场热战。在中国人民的心中，美国就是一个帝国主义恶魔的形象，尽管中国党政领导层对美国的心态远不是这么简单。

　　珍宝岛冲突
　　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之门，是典型的地缘政治考虑。1969年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毛泽东感觉到中苏之间实力的差距和危险性，于是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打开了中美和解之门。美国也有这个需要，且赶上了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尼克松当总统。
　　1979年以后，中国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中美关系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美国的形象也进入到新的阶段。美国在中国民众中的形象进入到一个新的最好时期。1979年到1989年，中国民间与官方意见几乎相似；但1989到1999年，官方对美国的意见挺复杂的。一些部门批评美国，但务实的部门还是非常理性的。1999年炸馆事件对中国民众的伤害太大。还有赵梅提到的那一系列事件。

　　1999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1979年到1999年这期间，中国人看美国人的特点非常明确，美国就是我们现代化的指标。以前，美国在某些方面是指标，但是还有一些别的指标，如苏联模式、日本模式、东亚模式等。但在这个期间，美国是最好的指标，这是毫无疑问的。对美国生活方式的接触和了解，使许多中国人向往美国。美国是个标准。1999年以后，中国人对美国的了解比较全面和深入，中国的主体性增强，全体中国人自信心增强，判断美国的时候越来越强调中国的视角。还有，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负面因素，它在本质上没有平等看待中国。随着了解的深入，对美国的浪漫看法就没有了。中国人对美国人的看法越来越多元化。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来源：政委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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