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清友：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正在缓缓靠近

　　口述：管清友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
　　采访：徐悦邦
　　来源：正和岛
　　01、大选过后，我们正迎来“危险100天”
　　美国大选的靴子基本落地，拜登当选几乎已成定局。
　　大选过后，中美关系会有缓和吗？
　　我想本质上很难，最多是阶段性缓和。拜登会比特朗普更难对付。中美关系，将进入一个重新校准期。
　　拜登一定也会向中国施压，然而作为建制派，他会按照规则、按照套路出牌，拜登政策的可预测性更强一些。
　　一句话概括拜登对华政策的特点，就是：政治正确代替经济利益，系统性代替随意性，建制派代替非建制派，确定性代替不确定性。
　　但由于全球经济的长期失衡和几个大国间目标的冲撞，遏制仍是大方向。

　　虽然拜登没有那么强硬，甚至在竞选时承诺当选就取消对华加征的关税，也会加强与中国的对话机制。但也没有那么友好，也在所谓的意识形态议题上大放厥词，涉疆涉港涉藏议题上意识形态化，无端批评中国。
　　所以我认为在大战略上不会有太大变化，但在战术上会有变化，我自己理解大概有这几个方面：
　　1. 在一些议题上，会和中国合作
　　比如说气候变化问题。我博士后的研究方向就是能源和气候变化政策，所以我稍微了解一些。拜登很可能会重新回到《巴黎协定》，该和中国合作的和中国合作，该和世界合作的和世界合作。我觉得我们也要以气候协定为基础，扩大和美国的合作点、合作面，以合作促进关系改善。
　　2. 校正特朗普的关税政策
　　总体上，相比于特朗普原先的“极限施压”政策，拜登的关税政策会更温和，但他肯定也会尽最大力量为美国争取利益。
　　客观来说，我觉得美国在过去的全球化进程中，它的做法总体上是有利于中国的，还是帮了我们。我们其实应该承认这点，本着一个所谓“互惠互利”的原则，在美国当前面临产业空心化的结构调整之际，能帮的地方也要帮一帮，一块儿在经济层面上合作，这才是大的、长远的互惠互利。
　　3. 高科技领域，继续采取“小院高墙”策略
　　拜登上台后，在高科技领域还是会继续采取“小院高墙”策略，来打压中国高新科技的发展。
　　但是对美国这种所谓的“科技脱钩”，我们现在看得也比较明白了，里面其实有两个层面的问题：
　　第一，美国可能实施“强脱钩”。但这并不是说美国不给我们技术，我们就搞不出来或搞不到了。因为美国也不是所有技术都可以自己搞，也要依靠它的盟友。像光刻机主要是荷兰人做得好，他们还可以卖给我们。现在还不至于发展到这一步，但如果美国真的这么强硬我们也不要怕。
　　第二，科技脱钩会大大加快中国国产替代以及科技外交上的转向。我们肯定要通过国产替代以及外交上的战略调整，尽可能避免出现“卡脖子”的技术问题。
　　从长远来看，中国人其实应该认识到一点，毕竟改革开放后才搞了40多年、新中国成立才70多年，而西方工业革命都已经300多年了，我们总体发展时间比较晚，这样一来技术上有很多“卡脖子”的环节也是正常的，没有必要自怨自艾或者是妄自菲薄。
　　当然，我们现在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我觉得也要分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是企业和科研单位确实应该着力去解决短期应用和现实需求的问题。因为对企业来讲，这是巨大的市场和商机；对科研院所来讲，这是所谓的科研课题的方向。
　　俄罗斯当年动不动就威胁欧洲，要断天然气、不再供给石油了。很多欧洲国家就说，你恐吓一次两次可以，但如果总这样，对不起，我重新铺设通道，从别的地方买，无非成本高一点。现在美国逼着中国人这样干，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
　　另一个就是任正非讲的，中国的大学，特别是顶尖一流大学不要去管“卡脖子”，而是要“捅破天”，这个事说得太好了。因为大学搞应用本身就处于劣势，他在象牙塔里边，还是应该向天上看、向上突破，解决更长远、更基础的东西，所谓“取法于上，得乎其中”“功夫在诗外”。
　　所以我们的科研体制，包括科研投资体制真的应该变一变了。通过教育和科研体制的改革，释放创新的活力、自由的环境，这要改，我们不自怨自艾、不妄自菲薄，但也不能没有触动啊，不能自乱阵脚也不能无动于衷。
　　4. 修复和欧洲的关系，联合制衡中国
　　拜登上台后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通过和欧洲盟友间制定许多规则来约束中国。所以前段时间《经济学家》有篇文章说，中美博弈主战场在柏林。为什么在柏林呢？因为欧洲的重点在德国。
　　我今年也见了德国几家大企业的董事长，交流过程中发现他们非常关注中美关系，很怕中美关系恶化以至于影响到他们，也很怕德国在中间选边站，因为他们许多企业用的产品，或者说某些供应链在中国，而有些企业还受到美国制裁，夹在了中间。
　　还有很多人问我，拜登上台后经济逆全球化的趋势会不会因此逆转？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说，这轮中美关系恶化其实要从全球经济失衡说起，长期的全球经济失衡导致美国内部出现变化，很多产业空心化，出现了许多锈带地区。但这个东西不能说都是中国造成的。
　　对现在的中美两国而言，全球化这件事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如何解决“有增长、无共享”的这种发展模式。
　　全不
　　过去十几年，其实大家都遇到了挑战，就是增长看起来很好，但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富人占有的财富比例越来越高，正是这种“有增长、无共享”的状态，美国才要通过税收、通过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去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这其实才是中美现在最应该联手去解决的一个问题。拜登胜选时的讲话，包括他做的一些迎合拉近，说应该团结起来，我觉得讲得很对，我们不要去嘲笑人家。

　　我觉得对我们而言，不管是谁当选，我们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努力，去争取改善两国关系。在经济利益问题上，不要总用安全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思路来解决，没必要总是硬刚，一门心思想着省钱的话，还怎么去做生意呢？
　　同时，也不要觉得人家说的都是错的，不要人家一有什么批评意见我们马上跳出来，这不是一个合格的态度，对批评的容忍度应该适度提高一点；也不要觉得他们对中国的看法都是金科玉律，不是说所有的我都按你的套路来，触碰到我们底线的当然也是不行的。
　　所以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取决于他们，也取决于我们，取决于双方的沟通、交流和博弈。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应该更加包容、更加开放，姿态更高一些、心胸更广一些。
　　另外，从短期来看，我们要警惕接下来正在进入的“危险100天”，从现在到明年1月新任总统正式就任的这段过渡期，特朗普可能还会继续操作对华议题等，制造事端，留下烂摊子让拜登善后。
　　危险的100天，仍然很危险。这里面确实存在很多可能性，以特朗普的个性和作派，很可能会利用现有的总统权力，打破常规，比如宣布进入某种特殊状态，也许是对外战争，也许是处理内部纷争、骚乱。
　　像前几天特朗普刚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两个月前就有专家知道他要这么做，因为国防部长不支持特朗普对外动武。现在许多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担心，接下来美国是否会对伊朗采取措施。一旦开战，伊朗对周边亲美的国家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实施打击，这对油价、黄金价格、美元都将起到助推作用。
　　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我们要特别关注，确实要慎重，危险的100天还没有过去。
　　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准备好迎接来自美国更大、更系统性的挑战。
　　02、中国又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未来3-10年要实现“惊险的一跃”
　　未来10年是一个敏感的转折点，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
　　中美俄的国家战略出现了交集，都在争夺全世界的话语权：我们讲“中国制造2025”，美国讲建国250周年（2026年），普京讲在新的任期内要把俄罗斯的GDP提升到世界前5位。所以势必会有冲突，只不过是大小问题。
　　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又走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十字路口，我们每个人都不是旁观者。未来3-5年，或者5-10年要实现“惊险的一跃”，像国际环境的改善、国内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升级，我觉得长则10年、短则5年需要慢慢完成。
　　而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讲，我们仍处在“经济新常态”的过程中，经济减速期还没有完全结束，同时还要在减速过程中完成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按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里奥的说法，当前全球前景并不好，人类可能面对比二战时期更差的世界格局和环境。我是同意这个看法的。
　　像这轮逆全球化的动因，本质上就是分配出了问题。在经历了2008年后长达十几年的量化宽松后，全球性的贫富差距在无形中加剧了，几乎是不可逆的。2008年以前，很多人通过个人努力可以进入更上面的阶层，10年后发现希望越来越小了。
　　因为宽松政策天然是有利于富人的，他们会用杠杆，上车又早，财富雪球越滚越大；而另一些特定的社会群体实际上收入和社会地位就相对下降了，所以消费升级的同时出现了消费降级。
　　中国也是如此。2009-2016年我称为“金融化时代”，这个时代的关键词就是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背景下，一些地方政府、企业、家庭都在加杠杆，可以说是一个全民加杠杆的时代。
　　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胡润排行榜上地产、金融、互联网行业都出现了很多富豪。这几年，如果一个人买房子不够多，或者没有投资收益，只靠工资，这些阶层的差距就越来越大。
　　谁能想到，在成为科技大国、创新大国、商业大国之前，我们竟然先成为了金融大国。中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一度超过8%，远高于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4%-5%的水平，甚至超过了金融业最发达的美国。
　　显然，这不是因为我们的金融业有多发达，而是我们的金融脱离了本源。老百姓调侃说票子“发毛了”，虽然不严谨，但大概是这个意思，货币超发了。
　　所以2017年整个金融业的整顿，意义非常重大，意味着从2008-2017年金融泡沫化的背景很难再出现了：政策收紧、回归本源，经济进入一场迟到的“出清”，这其实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告别、挤泡沫。
　　过去10年，货币跑得比实体快，金融跑得比产业快，结果必然是脱实向虚。我觉得要是没有2017年的金融整顿，我们可能会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所幸整顿后大的监管架构都在发挥作用了。
　　就像央行副行长刘国强说的，大家都去赚“钱生钱”的生意那是不行的，还是要老老实实发展实体经济，让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尽可能避免资产泡沫、金融泡沫。
　　所以未来我们还是应该注意，真正的、最大的难题，不是来自外部的这种压力挑战，而是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的社会分化问题，要避免陷入东亚地区容易出现的情况——内卷化。
　　这是个世界性难题。要怎么突破可能出现的“内卷化”呢？从道理来讲，无非几方面：
　　1. “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的想法，要尽量少出现
　　一个社会、一个产业发展阶段的“内卷化”，就像一个人职场上到了一定发展阶段、一定年龄段总会遇到的天花板。
　　你会发现，要想进入更高的平台，或者想要有一份更高的收入，在原来的赛道上怎么努力也不行了，哪怕弯道超车，因为弯道超车还是在原来的道上，只不过是跑的速度更快了点罢了。
　　所以真正要想突破内卷，第一步就是换道，提高技术含量，就像我们常说的“打败电商的不是电商，是外卖”，换一套技术、换一个赛道，导致整个逻辑不一样了，也就突破了。
　　但今天，在金融、教育、医疗、科技等诸多领域，都存在着一种“网格叠化”的现象：管理越来越具体，网格越来越细密，空间越来逼仄。越管越细，密不透风。道理一套一套，看似专业正确，结果南辕北辙。
　　用一句话来形容“网格叠化”的表现，就是那句有名的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这种现象如果在整个经济社会领域蔓延，就会窒息创新、扼杀活力。
　　突破内卷化，需要增量利益，做大经济蛋糕；需要组织创新，提升组织效率；需要思想进步，升维思考解决问题。
　　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增加投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透明度，实施所谓“基于信任的管理”，真正把钱花在刀刃上。如果违约，事后惩罚。
　　2. 鼓励民间资本、企业家，多提供公共产品
　　第二步就是增加所谓的公共服务、公共设施供给，这对中国来讲，其实挑战很大，也是一个老难题，因为教育、科研上都会存在这个问题——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特别是优质的公共产品。
　　类似于西湖大学这样的，为什么不能鼓励民间资本、企业家多投资、多搞一搞呢？中国不能有1万所这样的大学吗？大家愿意出钱，愿意组合资源，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而一些领域还是在用计划经济的思维，来思考这个问题，或者说是管制不当、过度管制，放松反倒其实是潜力。
　　3. 通过税收形式，合理调整收入分配
　　这次马云在外滩的讲话，最后大家的目光都定在蚂蚁金服身上了。但其实马云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金融系统该怎么改革，他提到“监管与创新”的关系。
　　像蚂蚁金服这类的平台型互联网企业，必然是需要接受严格监管的，因为它本质上还是用科技手段在做金融的事情。

　　互联网企业的特点决定了有可能出现“胜者全得”的结果，胜者全得就会存在问题，它的垄断性甚至就会比传统的石油化工行业更强。所以这个行业的特点决定了它必然是要受管制的，不然就会让其他中小企业“大树底下不长草”。
　　这是个新课题，但肯定是要解决的。我认为，对于这种平台型公司、新业态公司反垄断的合法合理管理，比如通过税收形式，或者说划转经济效益，其实是缩小贫富差距、突破“内卷化”的一种很重要的手段。
　　为什么这么说呢？道理很简单。这里面有一个数据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分配权分裂的问题。
　　因为你用的是大家的数据，实际上就承担了公共平台的角色，所有权是你我这些人的，使用权在平台型公司，但收益权却全部归平台型公司的股东所有，这是不对的，有一部分其实是要转化为给全民的分配，因为你借用了大家的数据、隐私。
　　所以我实际上建议国家成立一个中国大数据公司，就当这些平台型企业的股东，或者让社保基金作为股东进入，每年都享受分红。这个道理是讲得通的，而且我认为平台型公司应该有这个觉悟和意识。
　　在当前这种内外压力下，可能会有一大批企业被淘汰，这很残酷，但其实也会诞生更多的新业态、新商业模式、新技术，而且也是补短板、促改革的好机会，现在更容易形成对深化改革的共识，寻找到经济发展的新动能，释放新的改革红利。
　　中国人向来是“给点阳光就灿烂”，给一点空间和自由，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只要我们不犯太大的错误，中国经济的问题不大。
　　这个关口过去之后，未来将是一往无前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信心可以走过去。
　　03、我有几点建议
　　当中国经济的潮流发生逆转，每个人都面临着新的抉择。无论你承认与否，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赚钱的逻辑已经发生了深刻改变。
　　我们中长期仍然处在大的收缩期中。赚快钱没有那么容易了，得学会赚慢钱；赚大钱没那么容易了，得学会赚小钱；高速扩张没那么容易了，得学会慢慢变现；做大生意没那么容易了，得学会把生意做小。
　　过去20年逆流而上，未来20年要顺流而下。
　　1. 房地产：赚辛苦钱的时代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经过过去20年的炒作，房地产已经背离了“居住”的本源，增长斜率非常陡峭，几乎成为了一种投机性的金融资产，最典型的就是一线城市。
　　如果任由泡沫越吹越大会产生两种风险：一是对房地产刚需群体——年轻人和低收入阶层来说，可能永远也买不起房，不少人可能直接就丧失信心“洗洗睡了”，还容易引发社会危机；二是一旦局部出现降价，容易引发“踩踏式”抛售和连锁反应，从而使整个房地产市场和国民经济遭受重创。
　　因此，在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中央提出了“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房住不炒”，2018年提出了“因城施策”。

　　决策层目前对房地产的政策，是根本性的思路改变，房地产如果还是高杠杆、高周转，成了金融业，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太大了。为什么现在香港房地产的平均杠杆率是40%，而内地是70%？因为香港企业吃过高杠杆的亏，经济泡沫袭来，高杠杆的副作用是摧枯拉朽的。
　　所以我们正在告别“地产金融化”，未来闭着眼睛买房致富的时代结束了，房价会趋于稳定，同时不同城市、同一城市间不同板块的分化会越来越严重。过去很多城市房价10年涨10倍，未来可能10年顶多就涨1倍。
　　简而言之，房地产行业从过去20年，从金融业的发展逻辑转变到了制造业的发展逻辑，以后房地产行业也会像制造业、消费业一样，要赚品牌溢价、经营溢价等。这种逻辑转化影响到的行业非常多。
　　2. 未来3-5年，股市向好是大概率事件
　　过去20年老百姓的主要资产是房产，未来10年里头，我们会发现不动产的比例在缩小，金融资产的比例在提升，取代楼市是有可能的。
　　从资产角度来讲，2020年是资产大年。但从短期来看，过去一年的股市都是估值推动型的，我们觉得现在很多板块估值过高了，有点透支了。
　　如果从3-5年的维度来看，我觉得股市向好应该是大概率事件。因为我们正在做注册制的改革，过去讲资产荒，现在可选的资产多了，对很多人来讲是个机会；如果从10年的维度，或者从改革的维度来看，未来我们是有可能步入到一个大牛市中的。因为我们确实到了老百姓资产池“腾笼换鸟”的阶段。

　　但我也一直认为，普通股民冲进股市还是要谨慎，因为这相当于拿着大刀长矛，冲进了重机枪阵地；有点经验的股民，不过是换成了驳壳枪而已。建议大家弱水三千、只取半瓢，不要贪杯。
　　我们很多投资者在菜市场买菜都斤斤计较，甚至锱铢必较，为什么买股票，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就轻易进去了呢？觉得买股票比买大白菜要简单吗？恰恰相反，买股票其实非常难，什么时间点买、什么时间点卖都是非常专业的事情。我有个说法，要用买大白菜的心态去买股票。
　　3. 企业永远只有一条护城河
　　对任何一家企业而言，价值永远都是金融下行周期中最坚实的护城河，而价值就像一种资产，要想激活这种资产有一种能力很重要：
　　那就是用新金融思维去创造价值。
　　我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到过4点基本思考：“深挖洞，广积粮，早称王，不称霸。”
　　“深挖洞”就是要做好风险控制，这是当下第一个要注意的。
　　“广积粮”就是要用更开放的视角和心态去配置资源，但无论做什么，都要用一种工匠精神重新去认识我们所做事情的本质，做到最好最精。
　　“早称王”就是要早日成为细分行业的龙头，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非常残酷的，也意味着当你成为龙头时，绝大部分人成为了“炮灰”。
　　“不称霸”就是成为龙头但不独大。西方博弈论里有个著名的“智猪理论”，就是一头大猪和一头小猪关在一起，大猪要允许小猪搭便车，小猪也要学会搭便车。东方社会更是如此，做到一家独大未必是好事。
　　4. 在风险面前，没有真正的铁饭碗
　　普通人又该如何自处呢？紧衣缩食、减少不必要的开支是必须的，这是被动式的应对。
　　再者，持有资产还是比较重要的。经济周期决定了大类资产选择。理论上来讲，衰退期应该配置债券和现金，复苏期应该配置股票和债券，过热期应该配置商品和股票，滞涨期应该配置现金和商品。
　　但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可能有些领域的投资没办法直接参与，我认为如果能做好以下5点，至少能保证自己的财富稳定增长：
　　1. 永远以控制风险为主，不要一上来就想着从这个市场中捞多少钱，要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投资标的、赛道、周期和节奏。
　　2. 对投资、对市场要有敬畏感，不要觉得人定胜天，人胜不了天，往往都是半子，要保持一个低调谦虚的行事风格。
　　天胜
　　3. 对自己要有清醒的认知，说白了，就是要知道自己到底几斤几两。
　　4. 勤于学习和思考，形成自己的一套投资理念、投资方式、投资策略。我建议把95%的时间用在学习上，3%的时间用在制定配置策略上，2%的时间用在制定交易策略上。
　　5. 不投资也是一种投资方式。在资产极化趋势下，应该把99%的时间用在1%的项目上，看准了下重注而不是所谓的分散投资，另外99%的项目是不投资的。
　　我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过度乐观，也不需要过度悲观，确定自己想要的生活、工作状态，尽量务实一点，没办法跳槽的就别跳槽，能保住工作的就保住工作，有投资能力的可以抄底。
　　但无论你是打工、创业，还是投资，最重要的是，做人一定要想通透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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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媒提醒拜登：看待中国时 千万不要相信那些话！
　　日本《日经亚洲评论》11月18日文章，原题：中国制造业衰退的迷思 当选总统拜登为其新政府规划中国政策时，应注意不要落入这样的陷阱，即认为全球公司正纷纷将供应链撤出中国，从而造成中国的制造业力量减弱。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制造业已过了鼎盛时期，现在正输给东南亚和印度。这种顽固的观点是误导性的。事实上，中国制造业有着很强的韧性，其持续增长和全球出口竞争力就证明了这一点。华盛顿和亚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应认识到，中国制造业经历了特朗普时代的贸易战和关税却基本安然无恙，他们应开始准备应对中国在制造从汽车到消费电子产品等一切产品方面的持久领导地位所带来的影响。
　　诚然，一些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了邻国。但是，尽管供应链的转移往往引起不小的兴奋，特别是对那些寻找中国经济崛起放缓证据的人来说，但它们似乎并没有对中国制造业的不停崛起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中国是在与邻国完全不同的规模上运行。中国的制造业产值比亚洲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本地区第二大制造国日本的产量是中国的1/4。印度在“印度制造”计划下努力发展本国制造业，但其产量只有中国的约1/10。越南的制造业增长备受关注，但其工业基础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且集中在少数产品方面。
　　一些生产转移到邻国并没有削弱中国的制造业基础。少数生产工厂转到邻国，并不代表中国的相对竞争力逐渐下降。中国的制造业仍然有着广阔的基础，并且过去3年变得更加牢固，这反映在其国际贸易方面的表现上。事实上，2016年以来，中国在全球制成品出口中的份额一直在增加，2019年达到18%，是过去20年来第二高的水平。
　　这一增长是在近年来中国制造商面临种种不利因素情况下取得的，而且仍是其他出口大国无法比拟的。同期，德国、美国、日本和韩国在全球制造业出口中的份额均出现下降。
　　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基础广泛，令人印象深刻。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中国在所有类型产品的全球出口都在持续增长，过去3年，中国在绝大多数制成品的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都在增加。这包括许多最容易被转移到境外的纺织类相关产品。
　　与此同时，中国在更多的技能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活动中提升本土水平和竞争能力。在许多这些领域，中国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发挥国际领导作用。这反映在它们不断提高的竞争力和全球出口份额的增加上。
　　所以，不要相信那些炒作。中国的制造业依然强劲、健康、充满活力。事实上，尽管大家都在讨论制造业在地理上向东南亚转移的问题，但在过去3年，该地区与中国的制造业产品贸易逆差是增加而不是减少了。
　　这不仅与中国具有规模经济的优势和较低的单位成本有关，也是由于中国制造业基础的多样性，在多个领域具有竞争力。人们普遍认为，较高的成本将使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退出中国，但中国仍有相当多地区工资成本够低，足以支持更多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作者威廉·布拉顿，乔恒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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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大选结果尘埃落定，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获得超过270张选举人团票，成功当选。虽然特朗普对此仍予以否认，并在努力试图重新计算选票，甚至要启动司法程序，但是大局已定难更改。下一步需要思考的是拜登治下的美国会推行什么样的对华政策。

　　目前的选票情况（来源：The Associated Press）
　　受新冠疫情影响，世界经济已陷入衰退，中国是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大国。多数国家不愿意在中美间选边站队，而是期望两国能承担起大国的责任，团结起来带领世界走出困局。中美关系不但对两国，对世界都非常重要。
　　拜登是“自由多边主义者”，他常年担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和副总统，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在他看来，外交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安全、繁荣和民主，美国有领导世界的权利和义务。拜登的外交团队以奥巴马时期“老人”为主，其外交政策与奥巴马时代相比有一定的连续性，包括：
　　第一，对中国的战略定位不会变。奥巴马时期虽然没有公开宣称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但已开始讨论美国外交的重大失误是忽视了中国的崛起。随后由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操盘，推出“重返亚太”（后改名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特朗普执政后期，美国不但公开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共和党极右翼还希望推动与中国“脱钩”，并将两国关系引入“冷战”状态。
　　以拜登为首的民主党“建制派”对中国的定位与前两任一脉相承。民主共和两党已经形成中国是“战略竞争对手”的共识。无论哪个党上台，这一点都不会改变。今年1月，拜登团队发表《直面中国挑战》的研究报告，开篇第一句话写道：“中美已锁定未来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关系”。
　　2019年9月，坎贝尔和苏利文联名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没有灾难的竞争》一文，为美国对华政策定调。他们指出美对华“接触”政策已经结束，但不应就此切入“冷战”模式，中美可以共存。今年7月2日，拜登团队重要人物拉特纳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中美对峙并不是冷战，而是新情况》的署名文章。强调中美之间正在出现新的竞争，但不是冷战重演。
　　拜登本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把中国称为“竞争者”而非“敌人”，并声称两国是否走向“敌对”取决于彼此的互动。未来，拜登政府或实行遏制与接触并举的对华政策，竞争与合作并存，强调加强危机管控，防止出现“擦枪走火”以及军事冲突升级的风险。拜登政府或结束对华“接触政策”，转而推行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务实外交。

　　拜登（图源：新华社）
　　第二，联合盟友，对华整体施压，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不会变。美国外交的终极目标是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任何崛起的大国一旦被美国视为挑战，就会遭到全力打压，当年的苏联和日本都是如此。拜登会首先修复与欧洲和日韩传统盟友的关系，甚至可能会将首次国事访问定在欧洲。拜登还宣称在任内第一年要召开全球民主国家峰会，构建“民主”国家“朋友圈”。
　　此外，美国还会重返大量国际机构和协定，加强美国主导的国际机构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在多边框架内，对中国进行约束和限制。拜登已宣称他当选会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美国会陆续重返世界卫生组织，回归世界贸易组织，并可能会讨论重新加入日本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
　　第三，印度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不会变。经过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三届政府的共同努力，印度在美国外交中的战略价值越来越高。美国从奥巴马时期强调“亚太再平衡”，到特朗普时期制定“印太战略”，并精心构建“四国同盟”，印度在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一直在增强。如果说美国过去的亚太政策是以“美日同盟”为轴心，那么未来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将更依赖印度和日本双支点。
　　第四，强调“人权外交”不会变。民主党一直更为重视自由、平等、公正、民主等价值观，也更为理想主义。如果把历史的横轴拉长一些，19世纪初的民主党总统威尔逊是美国外交“理想主义”的代表，70年代卡特推行“人权外交”，90年代克林顿喊出“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
　　民主党政府贯常拿“人权”议题来干涉关乎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香港、西藏、新疆等地。考虑到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所谓的《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西藏政策及支持法案》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等，中美两国在涉及新疆、西藏和香港问题上，可谈判和操作的空间非常有限，拜登政府在涉及“人权”问题上会对中国更为强硬。
　　第五，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领域与中国的合作不会变。当今世界有许多全球性问题，离不开各国通力合作共同面对。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的态度一直非常积极，反而是代表传统化石能源利益集团的共和党政府一再退出气候变化协议。桑德斯、沃伦等人代表的民主党“进步派”在积极推动气候变化议题，在这一方面中美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此外，美国要解决核不扩散问题也离不开与中国合作。拜登政府希望重新加入2015年与伊朗达成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前提是伊朗愿意重新履行核义务，放弃重启核计划。由于特朗普政府的背信弃义，重新与伊朗达成协议的难度很大，需要中、俄和欧盟的支持。拜登已表态不会与金正恩举行任何峰会，除非核谈判取得有效成果。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才可能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第六，对中国的人文交流不会变。特朗普执政后期几乎切断了中美之间正常的人文交流，停止了和平队和富布莱特项目，对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也设置种种障碍。考虑到和平队和富布莱特项目都是肯尼迪时期的政治遗产，也是美国“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党一贯强调运用“软实力”，上台后应该会恢复中美间的人文交流。
　　此外，拜登政府大概率会放弃特朗普的“贸易战”政策，重启中美贸易谈判，但在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保持核心技术领先优势方面，或将延续特朗普时期的部分做法。

　　美国疫情现状（图源：新华社）
　　受2016年选举失利和新冠疫情影响，拜登团队对外交政策也做出了相应调整，有两个重要变化：
　　其一，拜登将更偏重“整体外交”——即“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而国内政策也是外交政策”。拜登的几位核心幕僚如布林肯和苏利文都曾表示，“美国不应该把重点放在试图让中国减速上，而应该更多地强调努力让自己跑得更快”。中美竞争的核心是提升美国的竞争力。拜登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发言宣称，要捍卫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需要首先整顿好自己的内部事务，在国内重建民主。
　　拜登所有议程的重中之重是应对新冠疫情，中美两国在这方面有非常大的合作空间。在美国第一波疫情爆发时，民主党所在的蓝州，如加州、马萨诸塞州、纽约州等都从中国购买了防疫物资，中美之间的民间交流与合作从来没有中断过。虽然美国在州和联邦政府层面都会再度加强与中国企业和医疗系统的合作，但是政府层面的合作仍需要政治沟通与增强互信。
　　此外，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层面，美国会重返世界卫生组织，加强美对全球公共卫生系统的辐射能力。中美两国在世卫组织中或存在既合作又斗争的局面。美国仍可能在病毒来源、索赔方面纠集一批国家，通过多边机制向中国施压。
　　其二，拜登的外交政策将重视保障美国中产阶级的利益。2016年特朗普能够力压希拉里当选，主要在于“铁锈带”三州威斯康星、密歇根和宾夕法尼亚倒戈。今年大选，拜登能获得最终胜利仍依靠这三州的支持。民主党会更加重视新冠疫情、国际贸易、移民、气候变化和日益增长的国防开支对中产阶级利益的损害。
　　因此，拜登在制定外交政策时更重视美国制造业基地普通蓝领工人的利益。他很可能会修正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美国民众认为中国从自由贸易中获得的相对收益更大），推行更为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将推动“全美制造”计划，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保健和研发方面鼓励美国公司在国内创造就业机会。拜登或对中国采取更为激进的贸易政策，推动针对中国的执法行动，取消将业务转移到海外的美国公司的税收优惠等。
　　总之，拜登当选后将重新评估美国对华政策，会调整和部分修复中美关系。由于美国民众反华情绪强烈，国会也已通过了一系列反华法案，拜登想大幅改善中美关系的上行空间亦不大。改善中美关系或将从共同抗疫、取消高额关税以及恢复人文交流等三个方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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