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又扣大帽子：中国“闭关锁猴”影响全球抗疫

　　【文/观察者网 鞠峰】小猴子能有什么坏心眼呢？但美国媒体有。
　　特朗普政府时期曾对中国实验猴抬高关税。现今美国国内因疫苗研发急需“用猴”，《纽约时报》指责中国最近“颁布法案限制实验猴出口”，阻碍美国研制疫苗“拯救百万人的生命”。
　　实际上，为了严防疫情扩散，我国早于2020年1月颁布《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要求“各地饲养野生动物场所实施隔离，严禁野生动物对外扩散和转运贩卖”。时间上并不是《纽约时报》所说的“最近”，且外交部也声明《公告》不针对特定物种或国家。
　　新冠疫情仍在全球流行，又出现许多变种，中美英等国都在加紧疫苗研究，实验猴随之成了一种紧缺资源，在美国和中国都可以说“一猴难求”。诚然，实验猴对全球疫苗研发至关重要，但把疫苗研发受阻直接或间接地归咎于中方，显然有失偏颇。
　　有不少美国专家表示，他们早就呼吁要在美国国内加大力度培育实验猴，但政府并未提供拨款。美国政府当然要承担责任。
　　实验猴紧缺怪中国“闭关锁猴”？
　　23、24日，《纽约时报》发布英文和中文版的报道《新冠疫苗研发背后的中美“战略猴子储备”竞赛》，并在推特上称世界需要猴子来开发新冠疫苗，但“中国颁布的野生动物禁售法案，进一步加剧了实验猴供应短缺问题。”

　　《纽约时报》24日推特截图
　　网友反讽道，中国“闭关锁猴”影响全球抗疫？这也能怪上到中国？还有网友吐槽，“中国必须收垃圾，中国必须卖猴子，对中国要求还真多。”
　　报道开头玩得一手好道德绑架，直接将中国出口实验猴和“数百万人的生命”联系起来。

　　《纽约时报》中、英文报道开头
　　文中的马克·刘易斯是Bioqual公司的CEO，他为研发疫苗的美国药企莫德纳和强生供应实验猴。
　　《纽约时报》的逻辑和之前《时代》杂志说“中国人吃肉破坏亚马孙雨林”类似，总结起来就是：世界需要猴子来开发新冠疫苗，它们的DNA与人类非常相似。中国是这种实验室动物的主要供应者。但是，由于大流行引起的意外需求导致全球供应的短缺，又因中国最近出售野生动物的禁令而加剧。
　　但是除了中国，柬埔寨、印度、毛里求斯也是主要实验猴出口国。
　　《纽约时报》也提到，美国曾从印度进口实验猴，但1978年在印媒爆料猴子在美国被用于军事实验后，印度停止了出口。2019年美国进口的33818只以食蟹猕猴为主的实验猴中，60％以上来自中国。

　　美国实验猴 （视频截图）
　　实验猴与人类有高度的基因同源性，对于疫情有高度的易感性，而且它们与人类的生物特性相似，意味着可以用鼻拭子进行测试并进行肺部扫描。因此，猴子是研究新冠病毒疫苗的理想样本。
　　美国国家生物医学研究协会（NABR）主席马修·贝利（Matthew R. Bailey）表示，他准备向拜登政府提出实验猴短缺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疫情开始时停止出口“可能是一个谨慎的紧急举措”，但“建议”中国可以重启出口。
　　但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并非针对特定物种或国家；“一旦国际形势好转，进出口条件得到满足，中国将积极考虑恢复进出口审批等相关工作。”

　　我国于2020年1月26日发布实施的《关于禁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
　　据介绍，美国拥有七个灵长类动物中心，共计约2.5万只实验猴，其中主要是恒河猴。约600至800只猴子在疫情流行后被用新冠病毒研究。
　　其实，《纽约时报》在文中也承认，有专家表示，美国要为没有足够的实验用猴承担一定责任。
　　十多年来，美国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的预算要么持平，要么下降。加州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CNPRC）传染病专家考恩·范隆佩（Koen Van Rompay）说，联邦政府在大约10年前要求该中心扩大其繁殖群，但是没有给它更多的资金，所以它反而缩小了繁殖群的规模。
　　“我们在一些情况下采取了避孕措施，”范隆佩说。“所以春天出生的幼崽会更少。”
　　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2018年12月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科学家们讨论了美国灵长类动物供应面临的挑战。加州国家灵长类动物研究中心副主任杰弗里·罗伯茨（Jeffrey Roberts）说，当时人们意识到，“如果中国决定停止供应，我们就有大麻烦了。”
　　与会者“一致认为，国内培育食蟹猕猴至关重要，如果不能满足，可能危及整个美国的生物医学研究，”会议报告写道。“他们强调说，现在解决这种需求可能已经晚了，但过几个月肯定就太晚了。”
　　中国也“一猴难求”
　　目前应用最广泛的实验猴主要是猕猴和食蟹猕猴这两种。因为食蟹猕猴繁殖较快，而且体型较小导致用药量也相应偏小，所以从上世纪70年代起，应用已经全面转向食蟹猴。但食蟹猕猴在中国并无野外种群。中国实验用食蟹猕猴的培育也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广东省实验动物监测所所长黄韧2018年接受采访时曾介绍，广东是国内最早引入食蟹猕猴的地区。1990年他协助陈乾生教授从菲律宾引进了食蟹猴，开创了我国从境外引进新的食蟹猴资源的先例。
　　而此后，国内还需要从越南、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引进种源。

　　中新网2019年新闻截图
　　疫情来临后，国内对实验猴也需求大增，一猴难求。
　　2020年2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就紧急协调安排多批次的实验用猴，用以疫病治疗药物研究。
　　第一财经1月27日报道，疫情下上海实验猴紧缺，今年上海两会期间，就有几位人大代表提出了加强实验猴战略储备的相关建议。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药物安全评价中心主任任进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国内猴子繁殖饲养企业已有的大部分2岁左右的优质实验猴，目前基本已被国外跨国公司采购输入美国，或是提前预订、或是高价收购。“从2019年下半年至今，实验猴的价格从1.5万元/只飙升到了6.2万元/只（折合近10000美元），而且出现‘一猴难求’的局面。目前中国90%的实验猴都控制在私人企业手中。”
　　据第一财经2012年的报道，当年，我国年度实验用猴数量接近4万只，当时实验猴养殖业存在一定不法现象，林业部门对走私和滥捕乱猎行为一直坚持严厉打击。

　　国内养殖户给小猴拌奶粉（图自澎湃新闻）
　　出不出口都“错”：美国的“双重标准”
　　广西省是我国实验猴出口“大省”。
　　但据中新网2017年2月介绍，近年来，由于国外贸易保护主义和欧美动物保护组织方面多种因素影响，广西实验猴出口受创。
　　2016年，国际实验猴需求回暖、出口运输渠道打通，广西出口实验猴大幅增长，全年共出口11239只，约占全国出口量的60%以上。
　　在2019年，特朗普政府又对非人灵长类动物提高关税，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当年8月报道抨击特朗普的做法将严重损害美国科研。
　　CNBC报道称，猕猴被用于对艾滋病、埃博拉以及帕金森等疾病的治疗研究。而在特朗普政府提高关税后，部分研究人员可能将会因此被迫缩减项目，还有部分研究人员可能会停止在美国的运营，并将相关研究转移至中国。
　　此前报道：
　　《纽约时报》这篇抹黑中国的报道 美网民发觉不对了
　　在新冠疫情早已得到控制的中国，多数人正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准备跨入新的一年。
　　然而，美国《纽约时报》却在此刻抛出了一篇恶毒攻击中国的文章，将疫情在全球扩散的罪责怪在中国头上。
　　好在，不少美国网民对此并不买账。
　　如下图所示，在这篇名为“改变世界的25天：中国如何让新冠病毒流窜出去”的报道中，《纽约时报》派出了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存在强烈偏见，并多次配合美西方政府煽动支持分裂中国势力的4名记者，荒谬地宣称，如果中国能在去年年底病毒刚出现时就宣布封城，那么新冠病毒就不会流窜到全世界。

　　（图中这4名纽约时报的记者，都是常年抹黑中国的老手了）
　　这个说法显然是荒诞可笑的。在去年年底这个时候，虽然武汉当地发现了一种新的病毒性肺炎，但当时全世界根本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病毒。
　　直到1月的第一周，这种病毒的全部基因序列组和毒株才被中国的科研机构确定和分离出来的，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才将这种新病毒正式命名为Covid-19。可即便知道了这是什么病毒，这种未知病毒具体的传播能力和传播途径等更细节的信息，仍需要时间去观察，尽管中国的国家卫健委在第一时间就已派出专家团前往武汉当地进行考察。
　　更重要的是，检测这种全新病毒的核酸试剂，是直到一月十几号才问世。比如华大基因的检测试剂盒就是在1月14日才宣布研发成功的，可这距离能大规模且准确地检测病例仍需要一段时间。

　　（图为当时中国国内媒体对试剂盒研发的报道）
　　另外，这个病毒还出现在临近中国春节这个一年中最重大的时间节点。在当时病毒的具体情况还根本不明确的情况下，全世界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去要求国民不去过这个与家人团聚的重要节日。
　　但当新冠病毒的情况在1月中下旬开始明确后，中国政府便立刻行动起来，不仅拍板让一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封城，更在全国各地亦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这充分说明中国政府的行动是及时的。
　　讽刺的是，此刻正在耍弄“事后诸葛亮”、质问中国为什么不在去年年底就封城的《纽约时报》，当时却在中国通过将武汉封城来告诉全世界这个病毒有多危险后，不断撰文抹黑我们的防疫措施，用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语言宣称我们的防疫措施是“残忍”、代价“巨大”的，甚至还说我们“伤害了全球经济”的。
　　而且，当时这些指责中国防疫“严酷”的该报记者中，有人如今更是直接参与到了这篇反过来质问中国不提前封城的报道中。

　　（图为今年3月《纽约时报》一篇抨击中国防疫措施严酷、代价巨大的报道，撰写该报道的记者Amy Qin如今便参与撰写了该报今天这篇质问中国为何不提早封城的报道中）

　　（图为今年2月和3月《纽约时报》先后推出的两篇分别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攻击中国的防疫措施，和指控中国的防疫措施“损害全球经济”的报道）
　　其次，《纽约时报》这篇污蔑中国的报道还回避了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即中国作为疫情最先出现的国家，在经历了几万人感染，数千人死亡的巨大牺牲，才终于将这个全新病毒所引发的疫情控制住，并将我们的战疫经验分享给全世界时，《纽约时报》所来自的美国和西方世界却在轻视中国发出的警告。
　　其中，尽管《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都喜欢将美国疫情失控的责任怪给特朗普当局，但美国疫情的失控实际上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的。比如，当特朗普在今年二三月份将新冠病毒说成是“大号流感”时，我们当时采访的一位美国公共卫生专家也曾坚持认为戴口罩没用，认为口罩防不住新冠病毒。这在当时已经全民戴口罩的我们看来，是难以理解的。
　　就连福奇这位如今被美国媒体歌颂为“防疫良心”的专家，也曾在今年3月8日的一次采访中表示美国人没必要像中国人那样都去戴口罩，理由是戴口罩不会给人们带来他们想象的那种安全，还会因为触摸口罩而带来更多问题。可到了今年4月3日，也就是他发表那番言论近一个月后，美国疾控中心又突然开始呼吁美国人都去戴口罩。
　　然而，《纽约时报》却没有像如今质问中国一样质问过福奇：为什么你在中国的疫情已经证明戴口罩很必须的情况下，不提前一个月让全民戴口罩。该报反而相当“通情达理”地给他辩解说：他是因为医护人员口罩不够用才这么说的，错的只是特朗普他们。

　　（图为福奇抛出不用戴口罩一说的那段采访视频）
　　除了轻视来自中国的信息，美国社会其实也轻视了其本国一些“疫情吹哨人”的警告。当《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如今还在通过歪曲事实，将被中国政府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医生李文亮说成是被中国政府“打压”的“吹哨人”，并以此进一步污蔑中国“隐瞒疫情”时，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医疗卫生系统里其实存在着大量真正的疫情吹哨人，在这些国家的疫情初期不断呼吁民众和政府重视疫情。
　　然而，他们的声音不仅没有引起这些所谓的“民主自由”国家的政府重视和改变，反而还令他们在民间遭到了不少认为新冠疫情是“谎言”和“政治阴谋”的人的攻击和辱骂，一些吹哨人还因为曝光疫情的严重程度而被单位开除，甚至被持枪警察抄了家。

　　（图为今年3月美国芝加哥一名护士因为对新冠疫情发出警告而被单位开除）

　　（图为被单位开除后又被持枪警察逮捕的美国疫情吹哨人之一的瑞贝卡·琼斯）
　　他们的“吹哨”也并没有真正改变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众的应对疫情的散漫心态。在今年感恩节和圣诞节期间，在疫情已经很严重的情况下，美国仍有大量民众坚持选择出行和聚会。

　　（图为美国媒体对今年感恩节和圣诞节期间美国民众不顾疾控部分劝阻，坚持出行的报道）
　　相比起来，中国仅在新冠病毒被确认不到一个月，就立刻封锁了武汉，并将全国的民众都动员了起来，参与到了防疫之中，而且这还发生在春节期间。
　　因此，我们就不难发现，美国等西方国家会在中国之后还能出现这么严重的疫情，其中美国如今的总感染人数逼近2000万人，死亡人数超30万，是因为这些国家从上到下的傲慢、无知以及散漫所致，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中国反倒是尽了足够的国际义务去提醒了他们。
　　而在这个铁一样的事实面前，不论《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如何偷换概念、歪曲事实，妄图塑造一个“西方是受害者，中国才是罪人”的“正确群体记忆”，给西方世界转移疫情暴露出其深层次的政治和社会危机，这种阴谋都必将失败。
　　实际上，在《纽约时报》这篇质问中国为什么不提前25天封城的报道发出后，不少外国网民已经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该报的鄙视。
　　比如下面这位美国网民就表示，当我们至今还在等待美国乃至英国政府拿出真正有效的疫情方案时，你们跑去骂中国干嘛？

　　另一位美国网民则写道：然而一年过去了，特朗普还在嘲笑科学家和戴口罩的人。

　　一位来自非洲的网民更表示：疫情会在世界爆发，难道不是你们这些西方国家一边在耽误防疫的时机，一边在不断嘲笑中国的体制所造成的吗？

　　当然，也有一些人很认同《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抨击。比如下面这位印度网民就一本正经地写道：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并拥有“传媒自由”，病毒就不会失控了……
　　印度目前已总感染人数超1000万，死亡人数近15万的数字，分别排名全球第二差和第三差。

　　最后，我们想再列出几个一些相关信息，供大家参考：
　　1、在今年4月的时候，《纽约时报》曾有一位报道科学与健康话题的记者，在客观地报道中国的防疫工作。这位名叫Donald McNeil的记者当时还因为他不偏不倚、实事求是的报道而获得了很多中国网民的认可。但《纽约时报》后来抹黑中国防疫工作的报道中，都没有看到他的身影。
　　2、美国知名“讽刺新闻”网站洋葱新闻曾在4月发表过一篇“假新闻”，讽刺说特朗普宣布美国防疫工作如此糟糕是因为中国应对疫情太慢害的。但该网站可能没想到，最后居然是《纽约时报》将这个假新闻应验了……
　　3、《纽约时报》如今这篇报道获得了不少美国白人右翼分子和特朗普支持者的转发与认可，其中一些人更在转发中疯狂侮辱着中国。
　　4、中国的国家卫健委自疫情以来曾多次总结过之前武汉应对疫情的经验教训，比如在今年9月海南博鳌召开的一次健康会议上，曾经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代表国家卫健委在当地督导防疫工作的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就分享了大量这方面的信息，比如在武汉疫情早期的时候，感染新冠肺炎的一些病人因为做不上检测，没有办法确诊，也没有办法住院，结果在社区里面成为一个一个移动的传染源，并导致了疫情的扩散，以及疾控体系和重大疫情救治体系存在的问题等等。但西方媒体的记者却一直在对这些中国的总结工作选择性失明，英国BBC就在近期的一篇报道中宣称中国官方没有反思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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