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 明代中国为什么不是西方定义下的“帝国”？

(东西问)独家 | 明代中国为什么不是西方定义下的“帝国”？　

中新社北京6月11日电 题：明代中国为什么不是西方定义下的“帝国”？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张旭鹏

中新社记者 安英昭

随着“内亚史观”的兴起，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内亚性问题日益成为中外史学家关注的焦点。从上世纪90年代“新清史”研究受到热捧，到近年来围绕明代内亚性的研究明显增多，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强调古代中国的内亚性，并试图以此论证中国曾是一个充满扩张性的“帝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张旭鹏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以“内亚史观”解读，将中国的清朝、明朝或其他朝代称为“帝国”是不正确的。研究中国的内亚性，对于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有帮助的，但不应夸大这种内亚性，甚至认为其重要性超过了“中国性”。

明朝宫廷画“丝路山水地图”局部：嘉峪关。中新社记者 张炜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学界对于内亚性尚无统一标准定义，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所有时期都存在内亚性，只是在不同时期和地域上不均匀分布。您怎样定义内亚性？大众应如何理解古代中国的内亚性？

张旭鹏：“内亚”既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或文明概念。尽管学术界对于如何框定内亚的地理范围有着不同理解，但内亚基本可以看作是位于内陆亚洲的各游牧部落及其所创造的游牧文明。所谓内亚性可以理解为与内亚相关的特质、因素和属性。中国历史上的内亚性，就是指中国各王朝历史中所包含的内亚特质、因素和属性。如果从游牧部落或游牧文明对以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产生影响的角度看，说中国历史上所有时期都存在内亚性似乎也没有问题。

不过，在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内亚性时应注意两个问题。

首先，在谈论内亚性时，应当将之放在与以汉族为主体的农耕文明或中原文明的互动中来理解。以前的中国史比较偏重于以汉族或中原的视角来叙述，游牧民族是作为中原的他者而出现的。强调中国历史上的内亚性对于纠正这种观念，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有帮助的。但认为它的重要性超过了“中国性”，或者将之独立于中国之外，强调它与中国的对立，就夸大了这种内亚性。

内亚视角有时被预设了一种与汉族中心相对立的意味，即为了挑战汉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罗友枝与何炳棣围绕“汉化”的著名争论，可以说是这种对立的一种表现。

种族或族裔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至少在前现代的各种文明中都是一个常见的现象，但这种以某个种族或族裔为中心的体系也不是完全封闭和绝对排他的，它逐渐超越了种族和血缘的界限，成为一个以文明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不论是古代希腊的“希腊人-蛮族人”的对立模式还是古代中国的“华夷秩序”，都体现了一种开放性。特别是后者，“华”和“夷”的身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客观而言，汉族或游牧民族都曾经在中国历史的某个时段居于中心的位置。汉族处于中心位置的时间、产生的影响还要更长、更大一些。作为曾经的历史事实，没有必要刻意否认汉族或游牧民族的这种中心性或主导性。内亚视角的引入，是对传统中原王朝史观的补充和纠偏，但两者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

第二，内亚性虽然是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但不宜夸大它的作用和意义。如果从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产生影响的角度看，内亚性甚至不能算作多么有原创意义的提法。

早在1983年，中国著名世界史学者吴于廑先生就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之间相互影响和彼此纠葛的复杂关系。吴先生的观点，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就是：欧亚大陆在从公元前20世纪中叶到公元13世纪这300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充满了内亚性。不同的是，吴先生是从世界史的高度来谈及这一问题的，特别强调了游牧世界或内亚性在打破各民族间的闭关自守，在历史发展成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中所起到的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尽管有时是以暴力的方式完成的。

吴先生还发现，这场长达3000多年、横跨欧亚大陆的两个世界之间冲突与交流的结果是，农耕世界的日趋扩大和游牧世界的日趋收缩。从这一意义来说，内亚性固然重要，但是从一个国家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来看，内亚性最终还是有机地融合到这个国家更为主流的信仰和价值体系之中。这一点在西欧和中国相较于中亚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

中新社记者：继“新清史”之后，近年来欧美学界又出现了所谓“新明史”，即从内亚的视角研究明代历史。美国学者鲁大维指出，明朝并非一个以汉人为主的相对封闭的王朝，而是像元、清一样，具有明显的“欧亚性”或“世界性”。您如何看待和评价“新明史”？

张旭鹏：首先要说明的是，国际史学界尚未有“新明史”这一说法。显然，这是对“新清史”这一术语的套用，借以表明“新明史”与“新清史”在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作为推翻元朝而建立的王朝，明朝历史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些内亚因素。

中国学者钟焓认为清朝的三个主要内亚性，即清朝君主的多民族“共主”特性、以汉文和非汉文彼此对照的多语种文献的出现、“以教促政”的灵活而富有弹性的宗教政策，均在明朝有相对应的反映。鲁大维则通过研究明代宫廷的尚武活动，认为元、明、清三代的宫廷文化有着惊人的延续性，甚至认为，明廷尚武活动的目的，即展现军事力量、显示皇帝的实力等，与欧亚大陆其他国家宫廷的类似活动是一致的，且都受到了蒙古帝国的影响。

不过，“新明史”的指向与“新清史”截然相反。“新清史”通过强调清朝的内亚性，力图证明清朝与“中国”之间的断裂；而“新明史”则欲说明，明朝这个以汉人为主体的王朝并不封闭和单调，而是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内亚性。这样看来，“新明史”对于驳斥“新清史”的解构主义修正史学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夸大明代的这种内亚性。

首先，明代的内亚性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对外的策略。明朝建立初期，始终面临着严峻的边疆问题，除了与元朝的残余力量抗衡外，还要将元朝旧部纳入到新的国家体系中。明朝的“共主”、灵活的宗教政策、尚武展示等，基本都是出于将旧元的蒙古、女真、高丽统合进新的正统王朝的需要。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政治文化的变迁，越来越多的士大夫已开始排斥奢华铺张的尚武展示。

其次，以皇室田猎为代表的尚武展示，表面上看是内亚性的一种表现，但其恢弘的场面、众多的参与者以及耗资巨大的背后，靠的是一个稳定的农耕社会和农业经济的支撑。内亚性只是表象，而决定明朝尚武展示活动的，恐怕还是更为深层的中原农耕经济。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以“内亚史观”解读明代中国会存在哪些问题？“新清史”、“新明史”研究的兴起对西方人认知中国有哪些影响？

张旭鹏：从“内亚史观”解读明代历史，肯定会带来一些不同的经验，至少有助于补充过去那种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单线历史。杜赞奇曾主张用一种复线的历史(bifurcated history)来重新解读中国，“新明史”在提供多层次的叙述结构，展现更为丰富的视角上，有其意义和价值。然而，就明代而言，内亚性在整个国家范围内显然并不占主导地位。此外，过于强调明代历史的共时性意义，将明王朝置于欧亚大陆的语境中，去寻找明代中国与欧亚大陆其他国家的共性，难免会以偏概全。

“新清史”“新明史”研究的兴起，对于西方人认知中国大致有两方面影响。一方面，可以让西方人认识到历史上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封闭和停滞的国家，而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开放的国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史系副教授布琮任认为，清代中国并不像传统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内陆的和内向型国家，而是陆地和海洋并重。尤其在1680—1799年这段时间里，国家在政治视野、军事部署和行政实践方面，都是在积极介入海洋事务。

另一方面，由于“新清史”“新明史”所关注的重点，如边疆、帝国、种族、多重主权等问题，其理论和经验多来自于西方国家，因而难免对中国的历史造成曲解和误读。最典型的就是认为中国是一个充满扩张性的帝国。

法国凡尔赛宫。中新社记者 李洋 摄

中新社记者：您认为明代中国是否符合西方定义下的“帝国”？中西语境下“帝国”的概念有何异同？中国唐朝、明朝、清朝等封建王朝能否称作“帝国”？

张旭鹏：西方学者对于帝国的定义和想象基本都来自罗马帝国。在他们看来，帝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不断扩张的疆界、多民族或种族的构成、普世主义的理念。反观中国，历朝各代从未以“帝国”自称，中国人对自身所在共同体的表述一般是“天下”或“我朝”。在中国古代的著述或诗文中，虽偶尔有“帝国”一词，却多指“皇帝之城”即都城之意。如唐代王勃《江宁吴少府宅饯宴序》中的名句：“遗墟旧壤，数万里之皇城；虎踞龙盘，三百年之帝国。”这里的“帝国”显然指的是江宁即今天的南京。换言之，在近代以前，汉文文献中没有西方或当代意义上“帝国”的表述。

将中国称为“帝国”，主要出自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之口。据曹新宇、黄兴涛的考证，在1615年首版的由金尼阁翻译并整理的利玛窦所著之《耶稣会之基督教对华远征》，以及1642年出版的曾德昭所著之《中华大帝国志》等耶稣会传教士的著作中，都明确将明代中国称为“帝国”，主要是从疆域广袤、人口众多，治理多民族臣民的角度而言。清朝入主中原后，卫匡国的《鞑靼战纪》、阿塔纳修斯·基歇尔的《中国图说》等书都记录了这一事件，同时延续了将中国王朝称为帝国的传统，这样清朝也就被称为帝国。欧立德认为，到此时，清帝国这一称谓中已经有了征服、多民族政体等重要含义。

如果从国家疆域辽阔，统治多个民族这一层面来说，清朝似乎也符合所谓“帝国”的特征。不过，西方帝国的另外两个基本特征，即殖民主义和教化使命，清朝并不具备。殖民主义往往意味着对殖民地政治地位和经济权利的剥夺，意味着资源掠夺甚至种族屠杀。而教化使命，则要试图改变殖民地居民的语言、宗教和文化习俗。阿根廷裔美国学者瓦尔特·米尼奥罗将西班牙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殖民分为三个层次，即语言的殖民、记忆的殖民和空间的殖民。可见，西方帝国的殖民主义是全方位的，涉及领土、语言、文化、认同等，基本就是让殖民地“亡国灭种”。就这一点而言，将中国的清朝、明朝或其他朝代称为“帝国”是不正确的。
　　
中新社记者：全球视野下，应如何审视当今世界东西方之间日益凸显的文明分歧甚至冲突？

张旭鹏：东西方之间确实存在分歧甚至冲突，但我不认为这是一种文明冲突，毋宁说这是由不平等和不对等的国际关系体系、国际经济体系所导致的结果。其实在当今世界，文明内部的冲突更值得人们关注。因为文明内部自古就包含着分歧乃至对立的因素，20世纪以来的移民问题似乎加重了这一内部分化。

最近几十年来，文明内部的种族之间、族裔之间和教派之间冲突不断，即使是西方社会也难以摆脱这一困境。许多看似文明之间的冲突，其实是文明内部冲突的外化。当然，解决这些冲突，唯一有效的办法还是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对话，建立起一个更加公平与合理的全球秩序。(完)

张旭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哥廷根大学客座教授，四川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欧洲思想文化史、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出版著作包括《西方文明简史》《文化理论研究》(与何平合著)、《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流派、焦点》(与王晴佳合著)等，发表中英文论文数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