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田飞龙：阿富汗20年，美式民主输出为何溃不成军？

视频：【东西问】阿富汗20年，美式民主输出为何溃不成军？来源：中国新闻网

中新社北京8月25日电 题：阿富汗20年，美式民主输出为何溃不成军？

——专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

中新社记者 唐伟杰

　　
在阿富汗苦心经营20年后，美国仓皇撤军，塔利班“闪电夺权”，留下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帝国坟场”摆上了美利坚的“牌位”，美国在阿富汗的“民主实验”为什么失败了？美式民主输出为什么少有成功案例？西方文明是普世性文明吗？不同文明之间该怎么相处？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深入探讨“阿富汗个案”在人类政治历史进程中的意义。

中新社记者：美国在阿富汗扶植的“民主政府”为何快速崩溃？喀布尔机场“帝国仓皇撤退”的场景意味着什么？

田飞龙：阿富汗被称为“帝国坟场”名不虚传，“帝国牌位”中现在又增加了一个，叫做“美帝国”，它并不能“例外”。

美国是一个善于精打细算的全球帝国，在占领阿富汗之后，想展现一种“用民主方案重建阿富汗，来炫耀美国政治制度普世性”的野心，很可惜再次重蹈覆辙。现在撤出也不代表放弃霸权，而是想借用其所扶植的傀儡政府，及其训练控制的政府军作为代理工具，低成本地执行符合美国利益的阿富汗统治。

不过，大家都在围观喀布尔机场“帝国仓皇撤退”的一幕幕闹剧。很多曾为美军服务的当地翻译希望追随美军要撤到西方，可是只有那些在美国名单上要庇护的、有身份的达官显贵才能够进入机舱。一般的人只能在舷梯上被践踏，甚至有人扒在起落架上，企图跟随美军前往“自由天堂”，但起飞之后就被甩下来当场丧命。

截图自：中新视频

　　
美国当然不是故意想折辱自己。美方情报部门评估显示，阿富汗的民选政府和政府军可以坚持较长的时间，保护他们有序的、体面的撤退，甚至可能在喀布尔机场上演各界民众挥泪送别的帝国光荣撤退场景。可这一切却因为塔利班“闪电夺权”，民选政府和政府军体系快速崩溃，而化为泡影，让人们看到美国民主霸权或者“民主帝国主义”溃不成军。

过去20年里，阿富汗没有实现真正的和平，仍处在内战当中。选票并没有带来一个真正民主、负责任的政府，美军也没有真正被接受认可。相反，阿富汗人民却不断参加塔利班以及其他一些抵抗组织发起反抗行动。越到后期，美国占领军的合法性越是成疑，美国扶植的民选政府与政府军，无法给阿富汗带来真正的民主治理与和平。

当阿富汗人民想找到一个新机会，根据自己的民族、宗教与文明基础，来重建一个新阿富汗时，就为塔利班重回政坛创造了政治基础。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决定撤军之后，其所扶植的民选政府迅速崩溃的原因。此时，美国仍非常不负责任、简单粗暴地撤出，这种无序和自私加重了恐慌和无政府式混乱。

美国想维持一个“效忠”的、徒具“民主”外形的、傀儡性的代理政权。遗憾的是，无论在制度配置还是武器系统上多么“豪华”，它还是快速崩溃了，美国迎来了类似1975年的新“西贡时刻”。

美国的民主输出，遗忘了政治建设的根本：人民才是江山，其文明归属和主权权利必须得到完全尊重。

李骏 摄

　　
中新社记者：阿富汗战争20年，美国向世界证明了什么？为什么说这可以视作是“西方民主乌托邦主义的失败”？

田飞龙：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并持续占领的20年，既是美国以“反恐”作为理由，巩固扩大全球霸权的20年，也是美国将阿富汗作为实验样本，希望在伊斯兰世界树立一个美式民主典范的20年。

“反恐”的帝国政治红利已经透支见顶，美国并未借助它与盟友的行动彻底铲除恐怖主义，反而与恐怖组织产生了各种复杂的利益联系。其在伊斯兰世界所做的民主实验，也决定性地失败了。

回顾这20年，从打败塔利班，到建立一个“民选”的阿富汗政府，再到不负责任地撤军，美国几乎按照标准化的美式民主程序，推动阿富汗政治重建，它希望通过引入“人权加民主”，将美式民主的整套观念和制度，移植到阿富汗这片领土上，来实现美国民主梦在当地扎根，从而向全世界展现美式民主是“普世价值”。

也就是说，凡是接受美式民主的改造方案，就会与美国一样，享有一个现代化的、自由而繁荣的秩序，并且融入全球化。

可是这一切，都像幻影一样消失了。

我们看到，在撤退“逃命”的过程当中，美国人是绝对优先的，一个自私、“甩锅”、不负责任的美国，呈现在眼前。

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及民主实验，展现了美帝国“始乱终弃式”的民主输出，这应引起全世界的反思，并且也证明了这是以美国为基础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决定性大溃败。

“民主乌托邦”就是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论”的基本方案。福山只看到了历史的表象，并误以为真相。从冷战历史及结局看，好像是美国战胜了苏联，也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战胜了所谓的社会主义“专制集权”。他得出的一个简单结论是，美国给人们展现出来的文明及制度体系，就是历史的终结版本，是全世界各国所要模仿的对象。

不仅成长于美国的福山这么看，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很多知识分子也深深信服这一点，认为自由民主之外不再有“历史”，更不会有本质性的“发展”。但实际上在非西方的范畴里面，在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于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复制西方民主、美式民主成功的个案寥寥无几。

阿富汗是最新一例，它证明了西方民主并不具有真正的“普世性”。在现实不断“打脸”之下，福山早已出现了理论上的自我怀疑和修正，但作为绝对理念的“历史终结论”仍然具有强大如幽灵般的诱惑和误导力，并对美式民主输出的接连失败负有思想责任。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美式民主输出少有成功案例，其所代表的西方文明却认为自己是“普世价值”？

田飞龙：阿富汗战争及其秩序重建是美式民主在阿富汗的一次完全实验，完全展开，完全失败。在占领军的强制秩序下，美国可以完全按照心意在这片土地上，以美式民主的标准方案进行政治建设，结果却是一塌糊涂。

如果美国民主输出的理念真是“普世”的，那么在阿富汗就应该成功，而在阿富汗之外也应该可以找到适用于别的国家和地区政治重建的成功案例。实际上，很多失败国家就是由于移植美国民主所导致的结果。相反，有些国家没有按照西方民主的路径去走现代化道路，反而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在他的比较政治研究和时政分析中，让所有人看到美式民主伪装成一个“普世”性文明形态向外输出，但它所留下的，更多是需要世人审慎思考对待的负面遗产。

美式民主及其代表的西方文化被当成普世性文明是有具体历史与观念原因的。

其一，是“地理大发现”的新纪元因素。从公元1500年以来，西方从大航海、大殖民开启的技术、制度以及生产力极大爆发主导了全球秩序，西方把自己的区域文明膨胀为一个“普世”文明。

西方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逐步忽略了自身文明的限度，造就了西方文明中心论、优越论，以及一种所谓“东方主义”的歧视性意识形态。这就产生了许多以西方为唯一正确标准的“天堂叙事”，似乎非西方国家及其文明和政治形态均不具有合法性，皆为柏拉图式“洞穴”之物，而需要领受西方文明之“光”进行启蒙式拯救。

其二，是由于历史造成的现实经济发展程度差距很大，制度现代化程度有别。一些非西方国家(比如阿富汗)的世俗化精英知识分子，心目中产生了一种对美国放弃理性思考的彻底膜拜。

他们误以为美式民主能带来一条光明的道路，而忽视了西方历史性成功的殖民掠夺本质、霸权等级性秩序，以及民主治理在其中的后发性和内部效用边界。

这些折服西方霸权、一知半解移植西方知识和民主制度的“公知”类精英，丧失了自身的文明自信、民族立场和真正平等的理性心智，是各自失败国家的关键责任人。

东西方的这两种历史误会造成了美式民主在全世界反复出现“始乱终弃”式政治重建的悲剧故事。这确实要引起美国或西方本身，以及发展中国家非常深切的反思。

阿富汗的“美式民主”失败在人类政治历史进程当中，是一个重要个案，提醒人们文明必须是多样化的，文明之间不只有冲突、竞争，还有交流、互鉴。阿富汗的新政权与新历史，或许有助于对“美式民主”的去魅化。

中新社记者：不同文明应该怎么相处？是不是只有冲突？真正的普世性政治文明应该是什么样态？

田飞龙：每当涉及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冲突，人们都会提到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阿富汗这个地方的确有文明冲突的一面，但大概念之下，还有一些非常具体的概念，比如民族宗教问题，宗教与世俗化问题，地缘秩序及地区合作问题。这些在“文明冲突”的宏大语词之下，有时候反而被遮蔽与消解了。

分析阿富汗问题，既要有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论视野，也要对文明做一个恰当的要素分解。这样才能够对阿富汗问题细致观察，从而加以科学的诊断，找出阿富汗重建的恰当道路。

国际社会应该从以往阿富汗作为“帝国坟场”，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和美式霸权主义在这个地方的失败当中吸取教训。最关键的就是，要真正回到一个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原则之上，尊重阿富汗自主的民族和解及人民主权。

既往无论是西方的殖民主义，还是美国的霸权主义，过度干涉阿富汗的内政，过分贬低了阿富汗自身宗教文明的合法性、正当性，实际上阻挡与否定了阿富汗人民根据自己的文明和宗教传统来寻求发展道路、寻求现代化路径的正当权利，越俎代庖地打断了阿富汗自身文明演化与现代化的正常进程。

其结果是，一种外来的、以“民主”符号垄断的新文明并没有在当地扎根，而原有文明又处于压抑状态，从而难以跟西方文明进行有效沟通与适应。阿富汗人民在其中无所归依，无人负责，承受无序、停滞的政治灾难。

在阿富汗，如何重建一个包容性的政府，使新政府既能够立足于自身宗教文明和民族团结，又能够采取恰当方法进行现代化经济发展以及与外部世界进行有效沟通，这是国际社会应该关心和帮助的。

真正的普世性政治文明，是要符合自身文明传统与现实国情，始终对具体人民的幸福生活负责，尤其是要相互尊重及对霸权说不。普世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应当是“和而不同”的多元化选择，是文明之间的真正平等与互鉴的展现。

当每一种文明都能够正当地、负责任地走出一条现代化道路之后，能够“各美其美”，才是未来人类政治秩序和谐的正常样态，而并不是一再看到美式民主一次次失败的强制性输出，以及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不平等的霸权等级关系。

每一种文明在其将个人、家庭以及族群协调到一个较大规模共同体的过程当中，都能找寻到适合自己文明、文化、社会以及意义体系的一套方法。这种方法对于人类怎么样过群体生活，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怎么样集腋成裘，一步步扩大到更普遍的秩序，都是有资格作出独特贡献的。

所以应该尊重文明多样化，以及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正当权利，不干涉内政，共同回到谋求和平发展、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道上面来。只有这样，由美式民主强制输出与美国霸权无序外溢所带来的那些政治的悲剧、人民的悲剧、难民的悲剧与文化的悲剧，才不会重演，一个“各美其美”、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人心契合的美丽新世界才会呈现。(完)(单冰洁、 董寒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