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溯源岂止于“难”！高福、童贻刚团队《柳叶刀》发文

21个月！自2020年初闯入人类视野以来， “新冠病毒从哪里来”仍是未解之谜。
病毒溯源难，人尽皆知。但究竟难在哪里？是不是铆足了劲、埋头苦找就能有答案？
病毒溯源岂止于“难”！10月1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团队、北京化工大学童贻刚团队在国际顶刊《柳叶刀》上发文，回顾溯源历史的同时，指出新冠病毒溯源是一场“持久战”，需要时间、国际资源和合作。
“文章的初衷是想让人们知道，溯源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问题，往往需要很长时间。”论文第一作者、北京化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专家组动物与环境学组中方组长童贻刚对科技日报表示，操之过急不可取、拒绝合作更不可取。
究竟有没有成功的溯源？
历史上，有没有成功的溯源？或者说，有没有找到了源头的病毒？
“‘成功’这个词很难准确形容溯源的结果。”童贻刚回应，以大家熟知的艾滋病毒为例，1981年在美国发现，当即就开始了溯源工作，1986年的溯源结果认为是1959年在非洲引入。
这个结果被接纳了20多年，直到2008年，《自然》登载了一项来自扎伊尔首都金沙萨的直接证据，居然证明艾滋病毒其实1908年前后就已经在人群中传播。
“目前认为的源头，很可能会被新的证据推翻。”童贻刚说，这就是为什么真正搞病毒溯源工作的科学家，要时刻保持开放的思想。
开放的思想，意味着要时刻审慎地研判、接纳新的证据，它是推动人类走向病毒源头真相的基础。
例如，同为冠状病毒的人类冠状病毒HKU1的时间线就一直在新证据的引领下，不断延伸——2004年首先发现于香港的这一冠状病毒，目前在人类中的病例已经可以向前追溯到1996年的芬兰和1995年的巴西。
不断的新证据，将人类冠状病毒HKU1把病毒的起源从发现之日向前推进了10年！新冠病毒很可能有着同样的“人类入侵史”，需要由进一步的病毒溯源工作验证。
在论文中，高福院士团队引用了大量的参考文献指示出不同病毒溯源的时间点，每篇文献都展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证据支撑。
“新冠病毒的溯源也应该是这样。”童贻刚说，利用以前的一些资源，比如说保存在实验室的样品，来挖掘，才能真正地推进，一步一步接近“成功”。
可能永远找不到吗？
新冠病毒的源头可能永远找不到吗？
“病毒的地理起源可能不依赖于最初的病人，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永远也找不到0号病人。”童贻刚解释，包括艾滋病毒、MERS病毒、HKU1病毒等等在内的几乎所有病毒的溯源研究都表明，疫情发生的“起点”不是病毒的源头。
也就是说，如果只纠结于“起点”，将很难引领溯源进程向前推进。
“每一个推进都需要长期、广泛的样本积累。”童贻刚说，而这些样本正“沉睡”在世界各地实验室的样本库里。
除了在人类的样本中找线索，动物样本中的线索也是补上“动物到人”这一步的关键。
自然界中的源头病毒，或许仍在野生动物中繁衍，人们要找到它们需要时间甚至运气。例如，被认为是SARS起源的中华菊头蝠所带的WIV1病毒，在找到时也仅仅是与SARS病毒高度相似，并非一模一样，找到后仍需要进一步验证。
综上，新冠病毒的源头可能永远找不到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方向上，如果只纠结于“起点”，拒绝世界各地的线索，那么新冠病毒的源头可能永远找不到。
一个是时间上，如果新冠病毒溯源过于“短视”，操之过急，希望在短时间内完成任务，例如只考量序列相似度，对其他科学事实视而不见，那么病毒溯源得出的结论也难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可见，病毒溯源岂止于“难”！究竟该如何追踪病毒？
论文中指出，首先要有“持久战”的充分认识。“病毒溯源工作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童贻刚说。这并不是科学家们在“磨洋工”，而是因为确实有太多工作要做——
对大流行前有类似症状的患者应进行重新评估，对样本进行重新检测；
全球的血液和组织库应进行回顾性血清学或基因组学研究；
疫情暴发前出现病毒证据的国家或地区应进行疾病流行病学调查；
对易受病毒感染的动物物种应进行全面的基因组研究；
显而易见，这些工作不可能由单个团队完成。因此，论文强调：开放的思想和密切的国际合作对于追踪任何病毒的起源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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