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翻译即背叛”？中国文学作品如何突破樊篱？

原标题：东西问 | 沈大力：“翻译即背叛”？中国文学作品如何突破东西传播樊篱？

中新社

中新社记者：李洋

中国文学作品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既有来自古代的文学经典，也有反映现代社会变迁的作品。但多数西方读者在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时，往往浅尝辄止，甚至误读误判。如何突破东西传播樊篱，让中国文学作品更好地被西方读者接受，成为较迫切的研究课题。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家、作家、法兰西共和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获得者沈大力近日在巴黎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深度剖析有关问题。

资料图：图为国博馆藏的清代绘画作品《怡红夜宴图》，
该图根据《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绘制。中新社发 麦田 摄

翻译之困：“语言鸿沟”与理解“悖意”

耄耋之龄的沈老在受访时表示，中国文学作品的“语言鸿沟”是横亘在西方读者面前的主要传播障碍之一。不同的语言文字体现了不同文明的特色，文化差异使某种语言文字在一些环境下难以转化为其他语言文字。谚语“Traduire, c’est trahir（翻译即背叛）”就表明了翻译在不同语言文字转换中的困境。
　　
沈大力说，中文文字转化为拉丁拼音字母，必然失去“形象美”，这在很多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都有体现。如何尽最大可能保留原作丰富的意象和文化特色，是语言转化中面临的巨大挑战。
　　
沈老认为，有翻译者对中国文学作品文化内涵的理解不够准确，导致翻译出现偏差，出现“悖意”，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例如《红楼梦》中著名的“好了歌”，曾被西方翻译者译作“Chanson de la bonne fin（善终歌）”，其自作主张，把“好”与“了”合并，认为是“la bonne fin（好的结局）”，从而把西方读者带入理解“歧途”。
　　
沈老最近对“好了歌”进行了重译，将“Chanson de la bonne fin（善终歌）”改译作“Chanson de la vanité（虚幻歌）”。经过沈老反复推敲，“vanité（虚幻）”一词更能反映曹雪芹原著的主旨。又如“谁解其中味”，其中的“味”竟被译成了“le miel（蜜）”，这就距离曹雪芹的主旨相去甚远了。
　　
沈大力教授郑重指出，翻译“误译”势必会导致读者“误读”，有些读者读了错误译本后认为《红楼梦》不够伟大，很大程度上归咎于“误译”。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对于中国文化背景等重要元素的把握要慎之又慎。

资料图：甘肃武威千年古刹鸠摩罗什寺。
鸠摩罗什在中国国佛教传播时期与真谛、玄奘、不空并称四大佛经翻译家，被誉为“译经泰斗”。中新社发 杨艳敏 摄

翻译之法：东西合璧“依实出华”

谈到翻译理论时，沈老说，鲁迅曾于上世纪30年代提出“宁信而不顺”的翻译主张，认为首先要忠于原文，但翻译如果“不顺”怎么能传达“信”的内涵呢？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原则，实际上也很难同时实现。
　　
如何让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得更加流畅，更能被西方读者接受，沈老认为佛教翻译大师鸠摩罗什“依实出华”思想或许对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有所启迪：翻译应以忠实原作思想为基础，但又不完全拘泥于一字一句；对原作的精神要有所升华，注重对社会、文化等因素的考量，体现出原作的思想。
　　
沈大力教授说，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给西方读者看，不仅需要深厚的语言功力，还需要对中国文化有全面理解，翻译者需要认识文化间的差异性，尽量减少文化交流中产生的理解偏差。在这方面，西方翻译者很难达到这样高的水准。他认为，中西方翻译家合作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有可能是解决相关问题的一个途径。中国翻译家侧重于中国文化方面的理解，西方翻译家侧重于语言方面的把握，合作的译本或许能取长补短，东西合璧。
　　
在沈大力看来，目前想要破除中国文学作品的“语言鸿沟”、全面把握作品中的中华文化内涵、跳出东西之间“传播鸿沟”的最直接方法，无疑是中国作家将本人作品直接通过外国语言文字写出或译出，然而这对中国作家的外语水平有很高要求。

翻译之道：思想互鉴文明互通

沈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位直接使用法文将自己的中国文学作品发表的作家。他撰写的中国革命题材作品《Les enfants de Yenan（延安的孩子）》（作品以中文出版时题为《悬崖百合》）上世纪80年代一经面世，立即吸引了大批西方读者。
　　
《延安的孩子》约20多万字，结合了沈老的个人经历，有深深扎根于现实的创作源泉。沈老1938年生于延安，1947年他在延安保育小学上学，胡宗南部大举进攻延安，因此他被迫从延安撤离，辗转一年多，途经陕西、山西的崇山峻岭，跨越汾河、黄河，历经艰险，最终到达河北石家庄附近的解放区。《延安的孩子》反映的正是包括当年沈老在内的延安革命子女长途行军的经历。
　　
对这部中国革命题材文学作品能否在西方出版，沈老坦言当时心中并没有底。由于这部作品对中国现代革命史进行了正面评价，曾被多家出版社婉拒。法国斯多葛出版社认为这是一部好作品，于1985年出版发行，上市之后便被读者抢购一空。作品在西方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广，意大利文版随后很快出版，日本的文学刊物选译了部分章节刊登，比利时电台也连载广播。
　　
沈老说，这部作品很大程度上属于纪实文学，虽然有浓厚的中国色彩，但容易在西方文化中发现类似叙事的身影，如法国舆论曾形容这部作品是“中国孩子的《奥德修记》”，这样便可能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瞩目。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沈老认为若要引起西方读者的共鸣，作品也应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进行东西思想互鉴，“畅抒托物之兴”。例如在描写风景和境遇方面，《延安的孩子》在叙述里穿插了古典诗歌，佛教寓言乃至西方神话，在突破叙事模式方面进行了一些创新探索。
　　
令沈老有些意外的是，《延安的孩子》所反映的一种“延安精神”在当时激起了一些西方读者对于孩子的革命热忱和希望之光的认同，希望能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作品所体现的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与当时西方文坛的颓靡之风也形成了较鲜明的对照。
　　
沈老说，现在从世界角度看，西方文学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仍然比中国文学作品在内的东方文学的传播要广，主要可能在于“传播的失衡”；同时，中国文学作品想要破除东西之间“传播鸿沟”面临更为艰巨的挑战，可能需要付出几代人的努力。目前加深彼此交流、促进文明对话尤为重要。他认为作家、翻译者都应继续加强语言学习、做文化传播使者，他热切希望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能够后继有人，让更多的中国经典名作能够被世界各地的更多读者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