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瑞士汉学家胜雅律：我如何“观中国”？

中新社瑞士艾恩西德伦10月18日电 题：瑞士汉学家胜雅律：我如何“观中国”？

中新社记者 德永健

　　
“律”和“智”，恐怕是瑞士知名汉学家胜雅律(Harro·von·Senger)学术生涯的两个“关键字”。

“律”指法律，是胜雅律的老本行；胜雅律曾在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学院就读，后拿到法学博士学位，1982年起出任瑞士比较法研究所中国法律顾问，对中国法律、中国法律制度史、中国法律思想史等颇为精通。

“智”指《智谋》，是胜雅律的成名作；1988年，胜雅律以德文写就详细介绍中国三十六计的《智谋(上册)》(Strategeme, Band1)，在西方学界引起极大震动，先后被翻译成10多种语言；2000年至2001年，胜雅律出版《智谋(下册)》(Strategeme, Band2)、《计谋》(Die List)、《智谋书》(Die Kunst der List)等著作，2008年又出版了一部专门介绍谋略的著作。

胜雅律是公认的“中国通”。读大学时胜雅律开始学习汉语，1970年发表的法学博士论文以传统中国买卖合同为主题，这是第一篇由瑞士人所写有关中国法律的法学博士论文；1975年至1977年，胜雅律以瑞士公派留学生身份在北京大学就读，待1978年中国打开“国门”，几乎每年访问中国，亲身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变化，发表了大量以中国法律、中西方文化交流等为主题的文章。

身为法学家、汉学家和“中国通”，如何观察和理解中国？近日，胜雅律在其定居的瑞士北部小镇艾恩西德伦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资料图：航拍河南温县陈家沟太极广场。中新社发 屈高烽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多年潜心研究中国三十六计，出版了多部著作，认为“无论东西方，三十六计表现的是普遍的行为模式”；在您看来，这其中凝聚了怎样的智慧？

胜雅律：我想用太极图回答这个问题。可以说，太极图黑色的一半代表“奇”，白色的一半代表“正”，两部分组成一个统一体。在人生中用“正”即白色的方法解决一切问题是不可能的，同样用全“奇”即黑色的方法也是不可能的，需要把“正”和“奇”结合起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看看用“正”还是用“奇”的方法好。

同时，不能因为太极图中黑白各占一半就认为“正”所发挥的作用和“奇”所发挥的作用一样大，我认为要“以正为主，以奇为辅”，重要的是尽量用“正”的方法解决问题。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是通过法律解决问题，实在不行再在法律和伦理允许范围内用“奇”的方法。从我的经验看，大部分问题都可以用“正”的方法解决，少数问题才需要用“奇”的方法。中国三十六计凝聚了“奇”的智慧，给人们提供了在“奇”的领域解决问题的方法，让人们能够比较容易“因地制宜”地找到一个具体方法来“出奇制胜”。

有些人对三十六计或者说对计谋持负面看法，但我认为，不应该轻视小的东西，小的东西有时候影响巨大。比如新冠病毒那么小，人的肉眼都看不见，却对世界影响这么大。因此“雕虫小技”一类的说法比较肤浅。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您的研究后来从三十六计上升到了谋略？您如何理解谋略？

胜雅律：中国人处理问题的智慧不限于“奇”，还包括“正”，这种兼顾“奇”和“正”处理问题的智慧，我称之为谋略。谋略包括“正”的思想，比如“治国之道必先富民”，也包括“奇”的思想，比如“藏巧守拙韬光养晦”，它的范围很广，因此要想全盘了解中国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就要研究谋略，只研究计策是不够的。

谋略代表着长期规划和布局。1985年，我在中国报纸上读到中国领导人的一篇报告，讲到21世纪中叶，也就是新中国成立一百年后，要把中国建成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世界最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强国，我当时很震惊，后来在瑞士重要的《新苏黎世报》发表文章，专门把“2049年”放到文章副标题，向西方人介绍中国的“百年目标”——它的时间跨度大大超过了西方各种战略规划，这也是谋略的一方面。

资料图：河南灵宝函谷关的老子广场。阚力 摄

　　
中新社记者：2017年您出版的《瑞士之道》，为什么用中国《道德经》里的智慧描述瑞士的治国之策？

胜雅律：1971年到1973年，我在台湾留学，第一次接触到老子的《道德经》，当时觉得非常陌生，里面的思想好像“没有英雄气质”，没有“强大和斗争”，似乎同西方人没有多大关系，是典型的“中国人思维方式”，但后来我重读《道德经》，想法开始转变。

上世纪90年代，我突然觉得《道德经》恰好是瑞士这个国家处世的蓝本，所以用几乎100条《道德经》“语录”解释瑞士的处世方式，比如“小国寡民”“无为”“不争”等思想，与瑞士的小国身份、中立原则等非常符合。可以说约2500年前，已有一位中国智者阐明了今天的瑞士的处世艺术。《瑞士之道》出版后，《新苏黎世报》写了书评，不过用中国哲学思想来解释瑞士，还需要时间让人接受。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您说自己是西方少有的重视和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哪一点让您印象深刻？

胜雅律：1975年到1977年，我在北京大学留学，期间学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希望了解它对中国现实的影响。之后我慢慢认识到，我在瑞士所学的法学(备注：留学前胜雅律已拿到苏黎世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和在北京大学所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之处，法学关心规范世界，马克思主义关心改造世界，可以说都属于“干预性”(Interventional)思想体系。

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我印象最深的是主要矛盾理论及其政治实践。我认为，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来确立政治路线，主要矛盾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实发挥具体影响的关键部分，比如过去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现在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各项具体方针和政策都相应发生了变化。

资料图：2021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升旗仪式。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

　　
中新社记者：您在观察和研究中国的时候，非常重视中国官方文件和法律法规，强调要把现象学方法和规范学方法相结合，为什么？

胜雅律：我是苏黎世大学的法学博士，也是一名瑞士律师，学术生涯伊始就很重视法律法规和官方文件，也习惯于阅读和分析规范性材料以及不那么“诗情画意”、在很多人看来“枯燥无聊”的表达方式。我用规范学方法研究中国官方文件，是为了预见未来中国的发展，因为通过这些文件可以研究中国对未来的设想、未来方向以及目标。

接下来，当然还要看现实情况，这就变成现象学考察，即通过考察各种实在的现象来了解那些设想的实践情况；根据我的经验，中国各领域基本都在按官方文件的设想发展。

中新社记者：对于西方业界，您强调在观察和研究中国时要“设身处地”和“感同身受”，摒弃意识形态和偏见的干扰，否则就会误判中国形势，您能否详细阐述？

胜雅律：我认为西方业界最根本的问题是不重视认识论。西方政治家、新闻记者或者智囊，都认为认识世界非常简单，只要睁开眼睛，看看统计，现场考察，采访一些人，最后把搜集的材料用西方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哲学、心理、历史等理论和经验加以分析，就可以得出“正确的认识”。其实，认识世界不是那么简单。

比如阿富汗战争，西方国家在阿富汗打了近20年的仗，结果全盘失败，他们战败不是因为武器不好、不愿花钱、害怕牺牲等等，最根本的原因是始终不了解阿富汗的国情，看不到认识论的重要性。

又比如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观察和报道中国，陷入“西方自我中心”的死角，也是因为认识论出现问题，潜意识里把西方视作“当代文明的创造者”，将西方的科技优势代入人文领域，认为西方是民主、人权的“老师”，觉得自己非常“高明”，由此滋生傲慢和偏见，无视或者不愿承认中国的科技进步和发展变化。

这里我想介绍我提倡的认识论——“全顾学方法论”，它要求在分析、解决问题时必须“全顾一切方面”，从多种意识形态出发加以学习研究，因为不同意识形态对“问题一切方面”的看法并不一样，这意味着从多个意识形态看问题要优于从单一意识形态看问题。

因此我很高兴在北京大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它拓展了我认识世界的视野，完全符合“全顾学方法论”的要求；另一方面，依靠这一方法，我在研究中国法律之余，兼顾了中国文化的其它方面，“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研究中国三十六计就是我“兼收并蓄”的收获之一。(完)

受访者简介：胜雅律，瑞士知名汉学家，德国弗赖堡大学汉学专业终身教授，瑞士比较法研究所中国法律顾问；1988年出版介绍中国三十六计的专著《智谋(上册)》，其后出版《智谋(下册)》《谋略》等著作，2011年翻译出版德文版《孙子兵法》，2017年出版《瑞士之道》，2020年出版《给法律人士的36计》，2021年出版《中国民法典中的继承法》；精通中国法律、中国法律制度史、中国法律思想史等，多年来发表了大量以中国法律、中西方文化交流等为主题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