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 | 马冀：昭君文化为何能在中外大放异彩？

(东西问)马冀：昭君文化为何能在中外大放异彩？

中新社呼和浩特10月22日电 题：昭君文化为何能在中外大放异彩？

——专访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会长马冀

中新社记者 李爱平

两千年来，王昭君出塞和亲故事在中国与世界各国广泛传播，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昭君文化研究出现了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新面貌。其最大特点在于主题和观点的改变。

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会长马冀近日在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当前深入研究昭君历史、昭君文化，塑造新的昭君形象，对于增强中华民族团结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资料图：湖北省兴山县昭君村灯火璀璨。周星亮 摄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历史上，王昭君形象发生过哪些变化？

马冀：总体而言，西汉时王昭君是和平女神形象，魏晋后其形象悲剧色彩渐浓。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真相恢复，王昭君友好使者的正剧形象复归。

公元前33年的昭君出塞是轰动汉朝和匈奴的大事件。汉朝专门为此改元“竟宁”，隆重举办临辞大会。出嫁后的昭君认真维护两族的和平友好关系，她的子女、女婿、侄子数代人致力于汉匈友好，维护和平局面达六十年之久。

《汉书·匈奴传》记载了王昭君出塞的经过和她在塞外的生活，称赞昭君出塞后，“是时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可见，广义的昭君研究是以王昭君的正剧形象开始的。

东汉末年《怨旷思惟歌》和西晋《王明君辞》等作品以“怜其远嫁”为主调，抒发昭君思乡念亲之悲。受思乡主题影响，此后昭君的悲剧形象渐成主流。直至宋代王安石《明妃曲》，提出“人生乐在相知心”，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昭君形象的悲剧色彩。

元明清时期，大量昭君题材戏剧和通俗小说在民间演出、流传，昭君为国牺牲个人的形象深入人心，得到人们广泛同情，以元代马致远杂剧《汉宫秋》为典型。

五四运动后，研究王昭君的专题论文出现，这些论文多从民俗学、考据学、文学流变角度去研究昭君或昭君墓。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历史上的王昭君及有关文学作品，认为她是对维护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有贡献的人物。他多次讲话，鼓励支边知识分子做“当代昭君”，扎根边疆，建设边疆，还建议曹禺“重写一出民族和睦的昭君戏”。董必武、陈毅、谢觉哉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写下歌咏昭君的诗作。

史学、文学界也展开了围绕昭君出塞历史真相和昭君艺术形象塑造的探讨和研究。1959年1月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继发表《谈王昭君的塑造》等多篇文章。1961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翦伯赞的《内蒙访古》，把关于昭君出塞真相的讨论推向高潮。“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词客各抒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董必武在1963年10月写下的这首《谒昭君墓》，可视为这场历时4年全国性大讨论的总结。

2003年，我在《昭君文化研究》一书中将“昭君文化”界定为“以王昭君出塞和亲为核心，两千年来与此有关的一切文化现象，其中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而以精神文化为重点”，系统阐述了昭君文化的理论。

我认为，中国传统的“和合”理论是昭君文化的哲学基础，民族团结友好是昭君文化的核心内容，促进不同经济区域互补和交流是昭君文化的重要内涵，历代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是昭君文化的重要载体。昭君文化是追求完美的文化，蕴含丰富的人生哲理，也具有世界意义。

资料图：宜昌、呼和浩特两地以歌曲联欢的方式忆昭君。李赟 摄

　　
中新社记者：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民族友好使者的王昭君在国内外大放异彩的文艺作品都有哪些？

马冀：新中国成立以来，王昭君形象更加显示出迷人魅力，文艺界涌现出大批昭君题材的文艺佳作。

近年来的新作有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歌舞剧《昭君出塞》(2016年)和李玉刚团队诗意歌舞剧《昭君出塞》(2019年)，两剧在国内引起轰动，国外演出也取得圆满成功。

昭君题材电影以港片较多，电视连续剧则以内地作品更为成功。诸多影视节目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中央电视台《中华民族》栏目推出的专题片《王昭君》。此片真实还原了昭君和亲的时代背景和出塞经过，回顾了两千多年来昭君对各民族人民持续不断的影响。此片后被译为英语，在国内外多次重播，反响很好。

其实，昭君故事在国内外文艺传播也不止近几十年。明清之后，昭君故事就已在国外产生广泛影响，其中以日本、越南为甚。

在日本，和歌中很早就出现引用昭君故事的诗句，14世纪出现昭君题材的绘画，15世纪出现了昭君故事为题材的能乐演出，天皇还曾与大臣以昭君为题多次唱和。近年来，日本的昭君题材艺术作品和昭君论文也不断出现，小林健二、宇野玄二、岩山泰三等都是典型学者代表。在越南，昭君题材小说《昭君贡胡书》和《昭君新传》流传很广。任晓鸯、刘济民等学者专门做过关于昭君文化在越南传播的研究。

在西方，昭君事迹在19世纪初介绍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些著作中被提及。20世纪初，英国玛克龙明、日·勒夫的《美女》、安贝特·H的《中国著名妃子——班婕妤与昭君》等也重点介绍过王昭君，更引人注目的是1986年法国高级汉学研究所出版了邝庆欢的博士论文《王昭君》(法文版)。

资料图：昭君故乡人在呼和浩特祭拜昭君。尚虹波 摄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昭君文化将如何在国内外持续发生影响力？

马冀：今后的昭君题材文艺创作和研究工作要尊重历史真实，关注社会效果。

我曾提出，从古至今，昭君题材创作者有一共同特点“借昭君酒杯，浇自己块垒。”其作品往往蕴含着作者对人生的种种联想和感慨，呈现出对昭君的不同解读和评价。

我认为昭君文化持续发挥影响力的关键在于，研究者与传播者要坚持爱国者的立场，要尊重历史、还原真相，设身处地理解王昭君在困境中的选择和行动。既不能采取宋明理学的立场，也不能站在大民族主义或者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用“三纲五常”“华夷之辨”或者其他标准评价昭君、评价和亲，就会落后于时代。

昭君研究者和昭君题材文艺创作者需要把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应仔细考量作品是否有利于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是否符合中国和平友好外交政策等问题。

总之，昭君文化现象跨越两千年，今后还会常讲常新，成为永久话题，充分显示出昭君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文学艺术精品和高质量研究成果面世，推动昭君文化研究水平不断提高，相信昭君文化在国内外影响将更加显著。(完)

受访者简介：

马冀，男，1945年生，籍贯河北省新乐县，1968年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1980年内蒙古大学汉语系师资(研究生)班毕业留校，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

曾任内蒙古政协七、八、九届委员，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参事等，2015年退休。

现任中国民族学学会昭君文化研究分会会长、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王昭君及昭君文化》《民族友好使者王昭君》《昭君文化研究》《成吉思汗评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