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祥徽：“语言博物馆”澳门蕴藏着何种文化密码？

中葡文化交往在澳门延续四百余年，葡萄牙文化并没有同化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却给予葡萄牙文化深刻影响。

中国新闻社（作者：程祥徽）

地处珠江三角洲南隅的澳门，是一个以中华文化为主，同时交织着葡萄牙文化的城市。数千年里，中华文明在此源远流长；明代以后葡萄牙人东来，中西文化在澳门交汇交流，并发展为独具特色的澳门文化。多族群、多语言、多文化的澳门，成为不同文化和谐共存、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回归前，中葡两种文化并行不悖，各有流通范围，既有“交汇”又有“交融”。回归后，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形成，澳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承担起更重要的桥梁作用。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变化是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生动写照。

“语言博物馆”里有什么？

澳门是一座“语言博物馆”，汉、葡、英三语流通。在民间，汉语一直是澳门使用最广、作用最大的语文，使用人口比例始终未低于96%，普通百姓都说汉语，尤其是粤语方言。葡萄牙语文的使用人口比例不高，但回归前一直作为澳门单一官方语文，借助行政力量处于强势地位，少数华人因公务需要使用葡语。澳门回归后，局面发生巨变，中文为官方语文，葡语为正式语文，英语则充当语际间“共同语”角色，若国人与葡人之间沟通不便，常用英语弥补。

宗教方面，澳门居民主要信仰天后、观音以及佛教，虽然天主教堂不少，但华人信众不到全澳人口10%。在澳葡人则是另一种景象，宗教信仰是清一色的天主教。

文化艺术方面，人们喜欢中国式的文艺节目，如舞狮、舞龙、唱大戏，主要收看中文电视台，很少看葡文台节目。而葡人的文化欣赏多是西方的绘画、音乐、戏剧等，华人不太有机会主动参与，直到回归后，年轻一代华人参与相关活动的人数开始增多。

饮食方面，人们遵从传统的中国饮食习惯。葡萄牙饮食特征是红酒、白酒之类，最出名的马介休(鳕鱼)多为游客尝试，没有像华人吃大闸蟹那么痴迷。我住的大厦附近有两家饮食店，葡人开的咖啡店里尽是葡国人或外国客人，台湾人开的食铺尽是华人。

由此可见，中葡两种文化在澳门可谓“各行其道”。

首先，语言交融较少。中葡两语之间相互借词的情况少之又少，汉语向葡语借的无非“司沙”(sisa，物业转移税)、“科架”(folga，假日)、“砵酒”(porto，葡萄牙酒)等，与向英语借词的数目无法相提并论。葡语向汉语借词更少，只有“利是”“荔枝”“台风”等几个词语。

其次，文化沟通不多。例如没有多少澳门人知道葡萄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反倒是中国文学对葡国的影响大一些，如李白、白居易、艾青等。近些年，部分青年学者得到政府或民间组织资助，赴葡修读机会增多，文化沟通也逐渐增多。

饮食存在差异。华人只偶尔吃一餐葡国菜调剂口味，诸如葡国鸡等菜品完全是澳门人的发明。葡萄牙并没有所谓葡国鸡，正如扬州没有扬州炒饭、青海人从没听过青海民歌《半个月亮爬上来》一样。

资料图：澳门大三巴牌坊。中新社记者 陈小愿 摄

“中文+X”：流通和竞争的结果？

回归二十多年，澳门的语言问题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落实中文的官方地位，二是在澳门推行中葡双语制。此外还有英语地位和需求等问题。

中文教育在“三语流通”或“三语竞争”的环境中推进。由于澳门商业机构、高等院校的行政语言都是英语，受利益驱使，人们学习英语的自觉性最高；学葡语也有实际利益，回归前葡语是唯一官方语言，成为政府公务员必须通过葡语入职考核，今日澳门仍保留许多葡占时期制定的法律规章，因此葡萄牙语仍享有官方语言地位。

长期以来，中文不具备英、葡两种语文的优势，专门学习者少，20世纪90年代的澳门大学中文系甚至为生源发愁。1991至1992年，中葡达成中文在澳门成为官方语言的协议并付诸行动，不过落实很慢。

20世纪90年代末，情况开始改善。为顺利向特区政府过渡、配合公务员和法律本地化，学中文的本地华人和葡人增加，政府也投入大量资源与澳门本地和内地高校合作，开设各类培训课程。此外，中文也通过教育改革满足了社会需求：如澳门大学中文学院前身偏重传统文化，修读者甚少，后增设“应用中文与中文传意”专业，学生人数大增，本人担任院长期间，学院开设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科目，也设有现代文化研究和教学，实现了“传统与现代联姻”。

作为国际著名旅游城市，澳门语文规划也把双语列为重点。双语的组成不止“中葡”一种，“中英”“中日”“中法”“中德”等形式都有必要，双语的排序取决于社会需求和语言所能发挥的功能。例如英语作为世界通用语，加之中国改革开放后与英语国家联系加强，“中英”成为中国境内“双语”规划的首选。澳门作为中国内地对外的桥梁和视窗，也需加强“中英双语”意识和培训。

此外，基于澳门独特历史，“中葡”双语也应继续推行，这不仅是国际交往需要，也有助于“一国两制”政策更好落实，同时满足在澳葡人和土生葡人的社交需要。特别是澳门定位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后，葡语仍是在政治、法律、教育、国际化等语境下的重要语言。这是笔者在澳门语言生活中始终坚持的双语观。

推进中文教育，澳门能做什么？

对于澳门来说，推进中文教育意义重大。

一是确保中文的政治地位。回归后，澳门特区全面落实中文官方语文政策，葡文“一语独大”现象得到改变。但在政府公文、法律规章等方面未完全离开葡文影响，而落实中文教育是保障中文官方语言地位的必要措施。

二是促进地区发展。澳门的发展与内地息息相关，今天粤港澳大湾区概念已深入民心，家住珠海每日往返澳门上班者大有人在。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的名言“香港好，祖国好；祖国好，香港更好”可沿用至澳门。促进中文教育，加强与内地的文化联系，是澳门融入内地发展的重要依托。

三是彰显中华文化底蕴。语言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中葡文化交往在澳门延续四百余年，葡萄牙文化并没有同化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却给予葡萄牙文化深刻影响。葡萄牙人让本国语言在巴西流通，却始终无法使之在澳门流行，反而中文深刻影响了葡萄牙人：一些长年在澳门工作的葡萄牙人会说流利的广东话，澳门土生葡人的广东话甚至比外省中国人还纯正。具备强大文化底蕴的中文，在澳门这一小岛城市保持着长久生命力。

为更好推进中文教育，澳门的语言规划应作相应调整。

第一，调整三语应用排序。从官方语言地位考虑，三语排位应由回归前的“葡-中-英”改为“中-葡-英”;从国际城市的地位和经贸、旅游、科技、教育等社会需求考虑，三语的排序应是“中-英-葡”。

第二，做好语言发展预测。一方面，普通话是大势所趋：普通话需求提升，应加快推普步伐，对普通话的学校教学、社会推广乃至传媒运用(电台、电视台)提出更高要求。另一方面，英语发展也是预料之中：应加快培训英语人才，以适应建设国际城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第三，正确对待葡语粤语。一方面，尊重葡语存在，利用自身优势将澳门打造为葡语人才基地。另一方面，处理好粤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粤方言保留较多古代语言成分，记载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宝贵文化财产，要为粤方言的传承留下生存空间。

第四，合理引导语文教育。母语教育方面，除了官方法律和书写公文，还要提升澳门市民使用中文的能力。外语教学方面，面对普、粤、葡、英等多项语言学习任务，应引导市民从社会需求和自身发展作出合理选择。双语教学方面，应配合城市发展需要，统筹规划好学校的语文教育资源，例如在澳门现有十二所大学突出语言教育。

第五，加强机构运作。设立具备语言学理论修养和工作效力的机构，制订和落实好澳门的语文规划。只有这样，才不会在纷杂的语文现象面前失去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发掘澳门语言生活中的珍贵财富，建立起具有澳门特色的社会语言学和语言学研究队伍，承担起语文研究的重任，完成制订和实现语言规划的历史使命。

作者简介：

程祥徽，1934年生，著名语言学家、诗人、作家、教育家，澳门科技大学顾问、访问教授，澳门语言学会创会会长。曾任青海民族学院教授、澳门大学中文系主任和中文学院院长、澳门语言学会创会会长及名誉会长，澳门写作学会创会会长及名誉会长、澳门政府文化委员、北京市政协第九届至第十一届委员等。出版和主编《澳门语言论集》《语言风格论集》《语言与传意》《繁简由之》《现代汉语》《中文回归集》《中文变迁在澳门》《面海三十年》《港澳通用普通话教材》《澳门文学研讨集》等二十余部书籍。在社会语言学、风格学和语体学方面做出开创性贡献，开创澳门语言研究，于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2011年获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功绩勋章，2018年获澳门基金会颁授杰出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