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飞：70年代的保加利亚，如何把计算机产业做到世界一流？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逸飞】
“计算机将变得司空见惯，人们甚至不会注意到它们，就像我们今天没有特别注意到无处不在的汽车一样。据一些专家称，未来社会将是计算机化的高效社会。专家们认为这种预测的基础取决于微电子学的成就。
今天，一个半导体芯片执行着整个系统的功能，可用于许多不同的场景。因此，在1960年代初花费3万美元的中型计算机，今天4千美元就可以买到相同性能的，到1985年可能只需100美元。半导体动态存储器的价格从1972年的每比特0.3美分下降到1977年的每比特0.1美分。
2000年以后，Fortan和Cobol等人工语言将打破英语的垄断，在未来，软件开发的自动化程度会越来越高，有一种‘软件车间’，用户只需要说明他们的需求，合适的软件就会被开发出来。
下一代机器人将能自己做出决定，它们除了有视觉传感器，还有听觉传感器。据一些专家称，大多数加工、制造和装配操作将由小型、强大的系统来控制。整个工业厂房将被联网，用于分布式处理数据，其中心是一个单一的控制计算机。
工厂管理层将从控制系统中收到关于原材料使用、库存和当前订单的数据，从而拥有关于工厂运营的完整日常信息。在公司层面，各系统之间的通信联系将使我们有可能迅速获得有关地域遥远的企业的信息。”
上述文章出自1978年底在美国出版的《工业周刊》（Industry Week）。这篇文章，在四十多年前听起来即便不是野心勃勃的骗子能说出来的话，那也像是科幻小说里的内容。
然而就是这样的文章，在第二年被翻译成保加利亚语，出现在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信息与社会中心的专报里。
在那份上百页的专报里，还有“匈牙利科学政策委员会”、“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合作”、“柔性印刷电路板的优势”、“汽车电子的现状和前景”、“IBM公司新发布的两个EIM型号计算机的参数介绍（重要的是4341型号能出售给社会主义国家）”、“美国生产石化产品的新技术”、“提高奶牛产量的有效方法”、“美国农业现状介绍”等等内容。
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信息与社会中心并非一个花瓶机构，它的设立也不是心血来潮。有这么一则广为传播但是没有得到历史档案确证的段子：1962年，已经事实上是保加利亚最高领导人的日夫科夫访问东德。东德社会党的重要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告诉他，他想任命一位保加利亚籍教授担任东德的电器工业部副部长。

托多尔·日夫科夫（资料图）
这可能真不是开玩笑，乌布利希说的这位教授是伊万·波波夫（Иван Попов）。波波夫是老资格革命家，1921年，才14岁的他就加入了保加利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后来被当局逮捕并判处监禁两年。
出狱后，他发现自己很有理工才能，在索非亚大学数学系成绩优异，之后前往法国图卢兹大学学习工程技术，以金质奖章的成绩毕业，拥有许多技术专利。1941年他又被保加利亚当局逮捕，并被判处死刑，获救出来之后，前往布达佩斯。
由此，他的重心从革命转向技术研发。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的同行们都很认可他的才干，而且他的妻子也在后来的民主德国工作。因此，波波夫在60年代初确实也引起了日夫科夫的注意。
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日夫科夫应该不会这么轻率，因为乌布利希的一句话就决定重用某人，在他的这一做法背后，还有着时代因素。
在经过十几年的建设之后，保加利亚从欧洲地区经济较为落后的农业国，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基本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大量农民成为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从农村搬向城市，就此改变了命运。但是传统的集中发展重工业带来的经济增长有限，保加利亚资源也不多，国内市场较小，重工业产品还需要面对经互会系统里其他国家的同质化竞争。

1987年东德的一场游行，图源：weareplanc.org。
日夫科夫希望看到新的经济增长，而他喜欢用有技术背景的人员。在柏林的这段时间里，他认为控制论、计算机技术等方向很有潜力。于是1962年7月1日，伊万·波波夫回到保加利亚，被任命为高等机电工程学院（ВМЕИ）的校长，他在这个职位上只呆了三个月，就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国家科学和技术进步委员会（ДКНТП）主任，然后他被选为保加利亚科学院的通讯院士。他的职业生涯迅速地开启了从部长到部长会议副主席、再到政治局委员的历程。
当时的保加利亚在电子、机器人、生物化学、核能领域雄心勃勃。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保加利亚确实在其中的电子产业取得了优势，今人想象不到的是，在印度市场，保加利亚生产的电脑，风头一度盖过了IBM。苏联航天所会向保加利亚订购超级计算机。最高峰时期，保加利亚的计算机产业链从业人口一共有20-25万人（该国总人口峰值为900万人），产值占整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13-15%左右。在1971-1989年期间，该国总共生产了价值近200亿列弗（该货币当时与美元兑换比率约为2：1）的电子计算设备，所获利润为95亿列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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