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航事件16天，我们该如何面对？

出品 | 虎嗅医疗组
作者 | 陈广晶
题图｜视觉中国
3月21日下午4点钟，姜辉正在学校门口等孩子放学，忽然看到了东航坠机的消息。他不敢确认，因为马航MH370失联的8年里，看过无数真真假假的消息，姜辉担心这又“旧闻”翻出来炒作。
他不敢相信。
一直到4点40分左右，姜辉快到家的时候，不幸的消息被证实了。
这一天，一架名为东航MU5735航班，载着9名机组人员和123名乘客的波音737-800NG客机，从8000多米的高空坠落，一头载进了广西梧州藤县埌南镇的山林中。
痛苦的回忆再次撕开。随后的时间里，马航家属群为东航流泪、祈福，一直响到半夜。
然而奇迹并没有发生，经过10天的搜救，3月31日，“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第十次新闻发布会宣布，主要搜救任务基本完成，132个人的DNA比对完成。
这意味着，飞机搭载的132人全部罹难，无人生还。
而对生者的救援还在关键时刻。
就在搜救行动之初，悲伤就以无色无味、却有重量的形式，围绕飞机坠落的土地蔓延，身处其中的人都不免伤感。
“南宁消防”公布的一篇日记中，负责搜救的年轻消防员写道：夜里我给妈妈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在空难现场，她说要我注意安全，能救一个是一个。我摸摸脸，竟已泪湿，我说：“妈妈，生命真宝贵，我想抱抱你。”
有搜救人员在现场拍到了一只黑色的蝴蝶；遇难者家属在坠机现场呼唤亲人“我们过来接你”“如果你在天有灵，记得跟我回家”……
一个个令人瞬间破防的画面，背后是100多个心碎的家庭。
根据东航第十次新闻发布会上，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副主任张志文透露，已指导建立专班工作机制，开展“一对一”对接遇难者家庭善后处置工作。截至3月30日，累计安置遇难者家属695人，开展心理评估7926人次、心理辅导2917人次。
数字背后，1180名医务人员和心理专家组成的心理干预队伍，已经与蠢蠢欲动的心理创伤暗中进行了多轮较量。
黄金72小时
东航坠机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姜辉就汇总了马航家属群里的建议，编辑发布了一条微博马航家属对东航MU5735乘客家属要说的话。给东航家属加油鼓劲，并愿意随时提供支持，他们对东航家属说：“希望你们避开我们走过的弯路，最重要的是这时候你们亲人需要在一起！”还有——
“不要拒绝心理援助”
“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
“不要放弃生活的重建”
关于灾难后可能出现的心理创伤，心理学有很多研究。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延长哀伤障碍（PGD）、哀伤反应、抑郁症、焦虑症，以及由此衍生的酗酒、吸毒、自杀等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关注。
而在心理救援的最初一两周里，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北京回龙观医院主任医师童永胜向虎嗅介绍说，这个时候，按照诊断标准来说，还不到PTSD，但是很多人出现一些创伤表现，类似的愤怒、焦虑、抑郁，以及警觉性增高、噩梦等都属此列。
“普通的事故也可能有死亡事件，即便是只涉及一个人，对于具体家庭也是一次灾难事件，其家人也会出现心理危机。”曾经多次参与心理援助的，童永胜告诉虎嗅，与这类事故不同，空难等灾难涉及的人、家庭更多，他们的创伤相互叠加，会出现乘法效应，往往“1+1大于2”。
如果不及时干预，家属可能会因为情绪激动而引发极端表现，有基础病的还可能病情加重，甚至诱发潜在疾病。有时还有自杀、发生意外、酿成群体性事件的风险。
因此，在灾难救援中，除了对生命进行科学救援之外，还需要有人道主义救助，也就是人文救助，这“两套马车”并驾齐驱、缺一不可。心理危机干预是人文救助最常用的方法。
据央视新闻3月24日消息，东航坠机事件发生后，首批50多名心理专家已经赶赴事故现场。梧州当地组织了70名心理医生待命。
“黄金72小时。即使错过了，还是越早越好。”心理咨询师卢俊向虎嗅表示，如果错过了，创伤结构可能逐步形成。
回想起这至关重要的72小时，即便已经过去了8年，马航家属还是禁不住哽咽。
当时提供心理援助的两位专家，来自北京回龙观医院的宋崇升、庞宇记录下了更多的场景：一位小伙坐在地上一直抹眼泪；一个女孩斜靠在走廊上，呆若木鸡；还有很多人不安地走来走去，寻找工作人员或者不停地打电话。走廊里有挥之不去的烟味。
最初的几天，姜辉几乎都是在电视荧幕前度过的。“那时候我总在期待，有一种侥幸心理，毕竟飞机还没有找到……”姜辉告诉虎嗅。他感到焦虑，几乎每天24小时盯着电视机，希望从错综纷杂的消息中，找到“飞机没事儿”的可能性。
同样想通过电视机看穿真相的，不止姜辉一个，很多家属也跟他一起挤在房间里看电视。小小的房间里一度挤了200多个家属。“就像春运的火车站一样。”
除了看电视，姜辉忘掉了所有的细节，吃饭、睡觉都变成了无意识的动作。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家人，心情瞬息万变，像过山车似的，起伏不定。
姜辉在多次采访中，也曾经透露这一问题。他感到当时不知道怎么面对家人，特别是如何向孩子解释母亲的情况，后来孩子渐渐地忘记了奶奶，这件事也成了他心里抹不去的遗憾。
事实上，当时是有心理援助专家在场的。
一方面他们的工作原则，是关注重点对象，且不会主动出击。
童永胜告诉虎嗅，一般而言，心理援助的前两三天，心理专家们会首先筛选出重点关注人群，评估的项目包括年龄、身体健康情况，还有功能状态，包括心理功能、社会功能、身体功能等。身体健康问题将由专业的医护人员予以关注，那些有严重情绪问题的人，将是心理支援则重点关注对象。
“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安全问题。人身安全指会不会有意外伤害，包括身体健康。”童永胜告诉虎嗅，如果在这期间出现了安全问题，有家属因为身体原因或者意外伤害造成了重大的人身伤害，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在心理尚不稳定的情况下，任何刺激都是危险的。“我们不主张用那种’外科手术’似的治疗方案。”童永胜向虎嗅介绍说，有些地方介绍的所谓“晤谈”的方式，很多国外研究文件已经指出，是有害无益的。
早期家属情绪还不稳定的时候，就鼓励他们把难过说出来的方法，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风险很难把握。更不要说大家聚在一起抱头痛哭了。“没有那么简单”。
而家属们当时对心理干预也并不理解、接受，更加不相信能够解决问题，往往不会主动寻求帮助。另据婚姻与家庭消息，参与服务的心理咨询师回忆，她第一次接到家属主动求助，是事件发生的第6天。
另一方面，受到人手的限制，也做不到“一户一策一专班”，只能关注重点人群。
这些因素综合，导致不是每个家属都能深切感受他们的存在。
这次东航事件中，心理援助的阵容更加强大了。
根据“3·21”东航飞行事故心理救援专家组组长尹平介绍，援助团队里的99个心理专业人员中，有5名国家级专家、7名省级中心、72名地市级专家。他们分成12个工作队，分别入驻了11个家属安置酒店和1个事发现场的祭拜点，按照2人一个小组对接每个家庭，也就是“一户一策一专班”。
不能及时准确获取信息也是马航家属永远的痛，这或许也是姜辉不敢轻信任何消息的原因。
据“马航失联心理应急保障工作组”组长、北京回龙观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王健当时接受采访所说，航班最后一次报告位置之后逇60个小时内，就已经有了10个不同版本的“事故真相”，包括劫机、迫降等。这些造成了家属情绪的起伏。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一篇复盘马航MH370事件的论文中，也提到信息不够全面、透明度不高等问题，影响了遇难乘客家属对信息的掌握。满天飞的假消息，给马航家属造成了二次伤害。
也是这次事件后，人们再次意识到，及时、准确、透明的信息也是对遇难者家属重要的心理援助。
可以看到，本次东航披露更加及时、明确，谣言减少了很多，但是家属们还是建议能够给家属们优先获取信息的权利。另外，事件发生之初，出现的网曝受害者家属行为，也成了新的伤害模式，值得反思。
72小时后
东航遇难者“头七”的时候，心理支援团队准备了小陶罐，供那些想带走坠机现场泥土的家庭使用，作为一种与亲人情感链接的方式，“没有忘记就是永远在一起”。
这些都是心理危机干预的一部分。上海市松江区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咨询科主任医师常向东告诉虎嗅，在心理危机干预的目标里，有一条就是“鼓励当事人向逝者告别，以健康的方式，并坦然地重新将感情投注在新的关系里”。
因为MH370始终没有确切的消息，马航家属没有这么快进入告别的程序。
姜辉盯着电视度过混沌的十几天之后，直到有一天无意间在电视机的一角看到了一个“福”字挂件。也许是有人送的，也许有人忘在那里的。
好像某种召唤，也好像一个开关被打开了，姜辉忽然意识到，电视里混乱、碎片化的消息，令人难以分清是非，不能真的解决问题。他给这个挂件拍了张照片，然后关掉了电视。
然而内心的痛苦却不像电视机，不能直接关掉。
在这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姜辉觉得必须做点什么。马航失联一年半（2015年9月），姜辉尝试过绝食，8天里只喝水、吃维生素片。白天研究马航资料、晚上整理视频、上传。这是一次在有关部门报备后的行动，并不是自杀。他没有告诉家人、尽量把影响降到了最低。
绝食是一种突破的尝试，不免也有自我折磨的成分。
早在在马航失联后不久，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张侃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的时候，就曾表示：对于马航家属，专业人员至少应该提供一年以上的持续的心理跟踪支持，帮助他们克服可能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马航在最初也承诺了为家属们提供心理援助。
在绝食之前，姜辉约到过一两次马航提供的心理援助服务。虽然跟当时医生还是有联系，但是姜辉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帮助，“一两次根本没有什么作用。”
2014年的12月份，马航按照约定设立了家属联络中心，设在北京的顺义区。“只提供给在北京的家属。”姜辉告诉虎嗅，而那时候家属与马航之间的关系已经很紧张。很多家属对心理医生有抵触，担心他们是马航的说客，只是为了骗他们去领钱。
好不容易和心理医生建立起信任关系，可以做一些倾诉沟通，马航又关掉了这个联络中心。
援助来得太迟了又很快撤回，短短几个月内，根本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常向东告诉虎嗅，灾难后人的心理应激反应，认为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包括初期的害怕、惊吓、困惑、麻木；随后的胃口改变、生气、急躁、愤怒，也有的人会变得冷漠、忧郁、对未来感到焦虑；接着会出现强烈的失望、怨恨、痛苦；最后则逐渐恢复重建。
也有人分成三个阶段或者五个阶段。具体表现因人而异，整个过程也因人而异，可能几个月、几年、几十年，也可能终生无法恢复。
“灾后3天到30天，是心理危机干预的主要时期，特别是对急性应激障碍（ ASD）的防治，是非常关键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危机干预和心理急救工作，对于预防创伤后应激障碍 （ PTSD）和其他精神障碍，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常向东说。
经过官方提供的心理援助，早期的心理危机干预，大部分人的确会逐渐恢复，但是不应该夸大这个作用。“一个活生生的人，突然就这么没了，通过这样的方法，就想让家人不再痛苦，这个预期是不对。”童永胜向虎嗅强调。
这也意味着“黄金72小时”之后，部分家属与心理危机的搏斗才刚刚开始。
参与这次东航坠机事件心理援助的，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心理急救员课程主讲人锁朋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也透露，多数家属在“头七”以后，才真正面临哀痛。
自从东航坠机发生后，也有家属在社交媒体更新每天的状态。有70多岁的老父亲一边收拾女婿的衣物，一边喟叹好好的衣服这个人怎么就不回来穿了？有妻子对着丈夫的工作室睹物思人。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挑战。
心理学研究表明，亲人离世后，家人会经历一个漫长的哀伤反应，这与依赖程度、10%的丧亲者甚至会发展出延长哀伤障碍（PGD）或者抑郁，进而导致出现吸烟、自杀倾向、酗酒等问题。
初期的急性应激障碍（ASD）如果没有得到有效干预，4周后仍未缓解，基本就达到了PTSD的标准。
童永胜曾与北京回龙观医院的另外两位专家庞宇、杨甫德一起，对“911恐怖 袭击后的心理危机干预”情况进行综述研究。
他们刊发在2016年《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上的文章，援引国外研究显示，90%以上的“911”现场亲历者有至少一个应激相关的精神症状和其他各种心理问题，包括急性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急障碍（PTSD）、焦虑障碍、适应障碍、重度抑郁和沮丧反应。
常向东也向虎嗅表示，对于心理危机，最好是长程干预。如果情况没有缓解，“最好与某地某专业精神卫生机构的固定医生建立较为固定的诊疗模式”。
“911事件”发生后的2年内，美国纽约州精神卫生办和纽约市健康与精神卫生局推出的“自由计划”，耗资上亿美元，为灾区地区居民提供了120万人次心理卫生服务，包括了心理健康教育、个别或团体心理咨询和治疗，通过还有大量的广告、各种形式的广告等向周围宣传精神卫生知识。
在中国，中科院心理所也在汶川地震后也曾承诺会做20年的心理援助。
那些心理学无能为力的事
4月5日，是东航MU5735空难发生后的第一个清明节，也是事发后的第16天。这对于事故中失去家人的100多个家庭，500多个到场吊唁的家属，以及在一线进行心理援助的医务人员、专家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8年后的今天，仍在等待家人消息的马航家属们，有人饱受重度抑郁症折磨多年，已经离世；有人还在病中，为了安全家人给门窗全部焊死；每当有灾难出现，往事还是会被重新撕开……
尽管无从评估那些心理创伤、疾病是否与未及时接受系统性的心理治疗有关，但是时越来越多人已经关注到了长期心理危机干预的重要性。
即便努力回归了正常的生活的人们，也最不愿意面对清明节，没有骨灰、没有墓碑、也没有纪念碑，他们的哀思无处安放。
目前在中国，与早期心理援助紧密连接的较长时间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还是空白。这项工作该由谁来做？空难中，航空公司对家属提供系统的心理援助工作如何落地？
专家们给出了很多建议，成立基金会，或者落实关于心理援助的补偿机制，都常被提及。更多细则还有待业界进一步商讨。
事实上，需要心理援助的对象远不止深陷灾难的人们、失去亲人的家属们，还有搜救人员，甚至远在千里之外的陌生人。心理咨询师卢俊告诉虎嗅，“没看见可能也有伤害，听说了事故也会害怕”。
一项华北理工大学心理学院研究者主导的，针对汶川地震救灾志愿者替代性创伤状况的调查显示，汶川地震60个月，也就是5年后，仍有部分救灾志愿者存在替代性创伤造成的持续性情绪低落、对救灾话题的回避/愤怒，以及对生活的怀疑、不自信等问题。
中共湖北省党校万小燕2013年撰文透露，汶川地震期间，北京很多心理咨询机构的预约求诊电话明显增加。许多人在看到灾难画面后心里难以承受。这一期间，媒体一度暂停播放娱乐节目，全部播放抗震救灾信息的做法，也加重了这一现象。
中国青少年心理成长基地心理咨询师彭鑫告诉虎嗅，这是“信息过载”的状态。在本次东航坠机事件中，社交平台、短视频，以及媒体直播等，都达到了这样的效果。这些都会给人造成焦虑。
对此，童永胜也指出，这对大众是一种间接创伤，虽然比直接创伤影响小很多，但是，也需要予以关注。他建议各行各业理解包容彼此的工作，避免直接呈现特别悲惨、血淋淋的、容易引起大多数人不适的内容；也建议普通民众对此类新闻事件的关注适可而止，减少或避免这种间接伤害。
需要心理疏导的人很多，而心理治疗人才缺口严重问题却还没有解决。根据2021，中国已经有精神科医师、助理医师约9万人，相比 2008年的5.5万，已经增长了63.64%。但是平均到每10万人口，拥有的医生数量只有6.4名左右，还不到中高收入国家2015年的水平——6.6名/10万人口。
实际工作中，也同样可以感觉到缺口。童永胜以城市里的交通作比喻：原本是一条小路，因为没有车通过，也不堵车；现在改成了双向的八车道反而堵车了。“提供服务能力越强，大家的需求会越来越多的激发出来。”
在硬币的另一面，在危机事件中，心理干预并不是“灵丹妙药”。
“可以说，是黑暗中的一缕温情救助。”常向东向虎嗅表示，心理援助主要是一种陪伴、倾听，让家属们看到希望。
常向东向虎嗅指出，医生虽然专业，但是只是陌生人，有时候无法感同身受，真正心理上的困境，还是需要来自亲人、朋友和社交圈等方面的支持。“我们专业量没有那么大，更多要靠自己的只是体系，医生只是专业的部分”。
姜辉也告诉虎嗅，在最艰难的时候，也最容易培养期亲情。在最艰难的时候，和家属们聚在一起吃饭，聊家常，是心理最放松的时刻。后来热心网友的支持也给了他们很大的安慰。
东航的家属也向姜辉说过“和其他家属一起聊天时间都会过得更快”。
无论是心理危机干预、心理治疗还是家人的支持，都不能完全避免心理上的应激障碍的发生。常向东对虎嗅说：“人类好比孙悟空，后面永远有个如来佛。”
就像春天花朵会重新绽放，每到清明节、春节、周年忌日，总有人会为当年罹难的家人哀伤，也总有人会渐渐淡忘，也总有人永远无法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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