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大厂涨薪逻辑：钱正涌向95后

出品｜虎嗅商业消费组
作者｜苗正卿
题图｜视觉中国
“钱，正向更年轻的高精尖人才倾斜。”供职于互联网大厂12年的刘明告诉虎嗅，能够在2022年涨薪的互联网大厂打工人属于“幸运者”，而今年大厂的涨薪策略和以往有很多不同。
7月，美团等互联网大厂进入“调薪+述职”周期。有身处大厂的一线员工告诉虎嗅，涨薪幅度比往年“有收缩”，一些年度评级为S的员工，涨薪幅度仅为3%~5%。在涨幅变小的同时，“普惠性调薪”也不见踪影，有在大厂多年的老人表示，业绩好的年份，80%的员工都能在“调薪”周期享受到“普惠涨薪”，今年公司业绩压力较大，只有一部分员工获得调薪。
2021年下半年的消费疲软、疫情反复、宏观因素三重影响，让互联网大厂“压力山大”。而4~5月上海的疫情，进一步影响了大厂业绩。分析师刘彬告诉虎嗅，2022年一季度财报，各家互联网大厂处于“比惨”状态，由于没有出现报复性消费潮，二季度各家大厂的业绩预期“并不乐观”。
在这样的情况下，2022年的涨薪在多家大厂内被描述为“逆势涨薪”。人力会被要求，向获得涨薪机会的员工清晰强调这一点，以体现出公司对员工的认可与重视。
张超是供职于某大厂的集团总部人力，并在5~7月忙于调薪工作和优化工作。在开启调薪工作前，整个人力团队特意接受了培训：培训重点涉及员工情绪安抚、合理沟通、以及法务常识。“一些评级很好、很努力的员工，涨薪幅度很低或者没有涨薪，在沟通时有不小的难度。”
三个明显的涨薪趋势，成为了2022年互联网大厂的共同特征：向95后倾斜、向高精尖技术人才倾斜、向公司培养的少壮派倾斜。
摆在互联网大厂面前的深层焦虑是，一方面要尽快降低人力成本，优化“低效”人力；另一方面，在核心及高端人才上，正面临来自硬核科技公司和体制内机构的强烈竞争。
一家互联网大厂在2022年试图招揽更多的“AI inference工程师”，但给出的薪水相比于半导体公司难言“竞争力”；而多位在2018~2020年入职互联网大厂的云计算、自动驾驶、AI算法领域高精尖人才，在2021~2022选择离开大厂。在钱之外，公司科技氛围、科研圈子、专业发展空间、不想被大厂制度“束缚灵魂”等因素也是他们选择离开的原因。
“以前是人人渴望进大厂，2022年是分级了：高精尖技术人才开始观望、选择；非技术型人才想进大厂，但大厂碍于自身压力，不得不优化人才结构。这是2022年最明显的大厂人才结构矛盾。”一位资深互联网领域人才专家告诉虎嗅，2021年下半年开始，国内头部猎头公司接到了大量来自大厂的“订单”，这些订单的目标多和高精尖科技人才、高级管理人才有关。在以往猎头公司极为乐于接到这些项目，因为有大厂背书，人才很容易挖来。但如今，挖掘人才的难度逐渐变大。“面对这些变化，2022年互联网大厂，开始重视人才内循环，更多的资源开始向内部的年轻一代倾斜。”
钱向95后倾斜
95后高学历人才，正在成为大厂争夺的焦点。
“2022年本科应届生以00后为主，硕士生以95后为主。这代年轻人对大厂的热度在降低。”一位在互联网公司从事人力工作近5年的人力资源专家告诉虎嗅，在2021年和2022年的校招中，国企、以芯片等大热风口为方向的高科技公司呈现出了比互联网大厂更高的人气。
两个因素，影响了年轻人的心智。多位95后求职者告诉虎嗅，今天的互联网大厂“上升空间有限、等级固化”，这些年轻人担心进去之后成为“没有灵魂的螺丝钉。”
23岁的臧柯毕业于清华大学，由于所学内容涉及眼下正热的“AI深度学习”领域，尚未毕业时，他便得到了两家互联网大厂的延揽。但征询了在大厂工作三年多的学长意见后，臧柯放弃了大厂OFFER，转而选择了一家本土AI独角兽。让臧柯对互联网大厂感到害怕的是“周报”——学长所在的那家公司，每周都要以邮件形式上交2000~3000字的周报。由于这些周报不允许用上班时间“创作”，臧柯的学长需要用周六时间“加班写周报”。让臧柯印象深刻的细节是，学长告诉他，这些几千字的周报上交后，上级会直接复制粘贴里面内容，并转化为上级的“周报”。“对于有野心成为顶级AI科研者的人而言，这听起来是在浪费生命。”臧柯对虎嗅表示。
另一个影响因素是，从经济收入和个人生活质量角度，更年轻一代开始有更多想法和选择。
来自贝壳的数据显示，2021年万亿GDP城市中人口净流入排名最高的前十大城市是：成都、深圳、广州、武汉、郑州、长沙、合肥、南京、西安、杭州。而年轻人对北上广深的“执念”正在降低，来自虎嗅调研的数据显示，约一半的00后认为就业和生活“不一定要去超大城市”，在沟通过程中，大量00后年轻人更注重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大厂集中分布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几座城市，面对生活成本和发展压力，一些高学历年轻人开始选择回流故乡创业或前往竞争压力更小的新一线城市、二线城市。
面对这样的变化，大厂只能加注针对年轻人才的“筹码”。
2021年以来京东、阿里等公司，开始优化年轻人才成长路径。在公司内部，开始降低“入职年限”对升职的影响权重，甚至为一些年轻人才开通“快速通道”。而美团等公司，为了满足更年轻一代人才的个性化特点（和对生活条件更高的期许），开始更换会议室座椅（更舒适的）、更大幅度地匹配免费抽纸巾。
钱是最实在的。
张超告诉虎嗅，在他供职的公司内，2021~2022年，同样的岗位，95后应届生的薪水，会比社招人才平均高出15%。“同样的学历、同样的岗位，年轻的反而可能得到更高的薪水。”隐藏在此背后的另一个逻辑是：部分互联网大厂开始意识到“青训”的价值。
“钱”不是万能的
“那个大厂挥舞钞票全世界挖人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张超向虎嗅表示。
钱要花在刀刃上，是多家互联网大厂的共同逻辑：高精尖人才，尤其是科研、技术领域的高级人才在2022年变得更为抢手。在一些大厂押注未来的领域（如AI、自动驾驶、深度数据分析），出现了高薪抢人现象，而大厂针对公司内这些领域的稀缺技术人才，也在2022年大幅度调薪。
这被解读为“防御性涨薪”：面对芯片公司的“人才饥渴”，互联网大厂只能提高自己的薪酬待遇，以避免这些新贵和独角兽挖角。以及由于各家大厂在布局未来时，有很多交集，而在这些领域，圈内年龄合适、能力卓越的人才屈指可数，供需关系最终造成了稀缺人才价格水涨船高。
更深层的逻辑是，由于更年轻一代稀缺技术人才的出现，互联网大厂开始遇到更明显的“文化融合挑战”：在原本已经稀缺的高级技术人才中，真正能够适应互联网大厂文化的更少。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阿里、京东、美团不再是初创两三年的公司，而是有着一二十年历史的公司。（阿里23年、京东24年、美团12年）有业内人士向虎嗅表示，互联网大厂的企业文化、基因特质趋于成熟稳定，当更年轻一代的专业人才（如尖端技术人才，他们普遍更个性化）进入公司后了，会遇到“企业文化及价值观认同”环节的挑战，是磨合适应过程中，一些高级人才会流失，基于此真正能融入大厂的年轻高级技术人才是极度稀缺的。
人才考验不只出现在高级技术人才领域。在疫情压力下，大厂开始重新审视“骨干”。
一家互联网公司的高管在今年6月给虎嗅讲了一个细节：在疫情期间，公司曾希望部分业务线的核心骨干暂时减少“奖金”。当时这些骨干明显分为两类，那些从实习生期间开始从公司成长起来的骨干，“吐槽最少、干活最猛”；那些陆续高薪聘请来的职业人，“吐槽较多、干活易划水”。
“最终你会发现，什么人会真正全心全意跟你一起干？是公司自己培养出的孩子。”这位高管表示，2022年大部分互联网大厂，都会面临资金压力。用两三倍薪水去挖人的行为，会大幅度降低。高薪挖人，会聚焦于稀缺的高精尖人才。而在高精尖人才之外的公司“骨干层”空间与机会，“不如多留给公司培养的年轻人。”
但今天的年轻人是否适应互联网大厂传统的培养模式？
一位1999年出生的北大才子告诉虎嗅，他非常看重和一把手直接沟通或直接业务互动的机会。“层级太多、太复杂的公司，会让人感觉没有出头之日。”但对于今天的互联网大厂而言，每一家公司都很难让应届生直接和集团一把手直接互动。
“这不是1997~1998的杭州西路969号或北京中关村大街。”人力资源研究者赵静认为，每一代卓越的年轻人，都渴望被风云人物赏识，但每个时代的风云人物都受限于大环境的“时运”——在互联网创业浪潮逐渐平静之际，以芯片、汽车、航天、生物医药等领域为主的新浪潮正在出现，这必然导致新风云人物诞生的土壤发生“迁徙”。“于是，年轻人才会向新的商业世界聚集。”
摆在互联网大厂面前的2022人才考题是：如何在大环境和“时运”发生“质变”的阶段，尽可能从新兴势力手中抢得更多的年轻精英。
“过去五年，一系列舆论事件影响下，传统互联网大厂在年轻一代心中的形象多涉及996、卷、螺丝钉等。简言之，在形象上并不讨喜。”一位不愿具名的广告圈人士告诉虎嗅，互联网大厂比起新兴势力正遇到两大软肋：形象上不讨喜以及缺少明星CEO站台。
随着马云、刘强东、张一鸣、黄峥等风云人物“淡”出江湖，在中国商业世界，明星CEO群体开始向以李想（理想汽车）、蔡浩宇（米哈游）、唐彬森（元气森林）为代表的“商业”新势力转移。对更年轻的95后乃至00后而言，传统互联网公司缺少一个“可以感知到的”偶像人物。
以及，不可否认的是，考公热和考学热，正在疫情期间继续升温。202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最终报名过审人数首次突破200万人，同比增长35%。而在2021年12月，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考人数为 377 万，创下历史新高。“在疫情下，一些年轻人开始求稳。这对于大厂吸引人才形成了不小的挑战。”赵静向虎嗅表示。
或许，大厂需要给年轻人更多的“信心”。
据虎嗅得到的消息显示，部分大厂在2022年“原本计划”有4轮优化，因为上海等地疫情造成“项目延迟”。而在三季度，部分大厂可能将继续对业务线和人事进行调整。一部分在2021年入职不久的年轻人在2022年遭到“优化”。当他们离开大厂的同时，一些更年轻的人怀着希望和忐忑进入大厂——当他们擦肩而过时，这代年轻人会如何看待大厂呢？毕竟在复杂多变的2022年，每个人都希望获得更多“确定性”。
（应采访对象要求，刘明、张超、臧柯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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