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巨头公司为何不爱来深圳

近年深圳吸收FDI中，房地产业投资常常居第一位，服务业占比高达80%左右，而科技制造业跨国公司却难觅身影

文 | 金心异
编辑 | 林斯基
深圳是否是一座外资喜欢的城市？
从数据总量上来说是的。
以2015年以来为例，这七年来深圳实际利用外资的数额分别为（美元）：65亿、67.32亿、74.01亿、82.03亿、77.1亿、86.83亿、110.2亿。
2021年甚至史无前例地突破了100亿美元。而对比1979-2004年深圳市实际利用外资总计才401.73亿美元。
但是剖析外资的来源，却发现一些颇为蹊跷的地方。
2015年以来，前五名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来源地中，除了香港之外，最常见的却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离岸金融中心，新加坡偶尔也在前5之列，但美国、日本和欧洲却甚少进入前5，甚至前十都不见踪影。

众所周知的是，这些离岛金融中心，包括香港、新加坡在内，包含着很大的假外资成分，也即本土资本在外面绕个弯再以FDI的身份进来。
要知道2000年左右，深圳特区前8大FDI来源地分别是：香港、新加坡、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泰国、德国、英国。
更重要的是，近年深圳吸收FDI中，房地产业投资常常居第一位，服务业占比高达80%左右，而科技制造业跨国公司却难觅身影。
为什么会这样呢？

　　家电时代，日企偏爱北方投资
在1980年代，日资家电巨头甚少在中国大陆建立生产基地，而是本土生产、出口到中国大陆。以日系为代表的洋品牌占据了80%的市场份额。
1996年，长虹掀起一场价格大战，剧烈的市场竞争消灭了几十家企业中的大部分，最后只剩下6家，康佳、创维、TCL、长虹、海尔、海信，但这6家迅速做大做强，兼并重组了原有的彩电生产能力。
这轮价格大战的一个副产品是，以日系企业为主的洋品牌其市场份额迅速被6家崛起的中资巨头侵削，到2010年时，外资品牌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被降到了20%。
在此基础上，中资彩电巨头开始进入国际市场，与日韩彩电企业进行竞争。这个过程中，日系彩电企业被迫在中国设立生产基地以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
有意思的是，在康佳、创维、TCL三巨头扎堆深圳地区之后，日韩等彩电产业链上的巨头们，却甚少投资深圳。
无论是松下、东芝、夏普，还是索尼，三星电子，都更偏爱在中国的北方投资。

如松下电器在1980年代末开始在中国设立合资工厂时，就选择了北京和天津，其后松下在中国大陆设立了80多家企业（包括在上海设立等离子显示器工厂，在济南建设液晶电视工厂），但基本未涉足深圳。
东芝则于1991年在大连设立其电视机工厂，后来又在杭州建立了出口基地。东芝先后在中国24个城市设立33家工厂和研发机构，但都与深圳无关。
直到后来，东芝关闭其在中国的电器生产工厂，全部转往越南，研发和精密部件生产则回迁本土。
夏普将其中国总部设在上海，其生产基地则布局于上海、常熟等地。
索尼在华总投资超过8亿美元，其与彩电相关的生产基地则主要设于上海、江西和厦门，于广东则在中山投资了一个电视机工厂，在惠州建立过一间零部件工厂。

是深圳在广东三虎的卧塌之侧，不容外资酣睡呢？还是深圳已变成一个不值得家电业投资的地方呢？

　　计算机时代，跨国公司在深圳来了又走
进入1990年代，彩电市场正在烈火烹油之际，深圳及周边地区的计算机硬件制造产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
1990年代，正是深圳备受跨国公司IT巨头们宠爱的时代。然而现在的深圳，甚少能见到这些跨国公司们的身影。
它们大部分都没有离开中国，虽然许多品牌电脑企业并不再自己生产，而是外包给代工企业。但它们仍然在中国各地设有不少工厂和研发中心，但不是在深圳。
1995年，美资康柏（Compaq）电脑（占90%股份）与四通集团（占10%股份）合资设立康柏电脑技术（中国）有限公司，在深圳华侨城东部工业区设立康柏全球第五个生产工厂，包括一条主机组装生产线和3条电脑电源生产线。
2001年惠普与康柏合并后，裁撤了深圳工厂。惠普自己在上海、重庆（2010年）设有电脑生产基地，台资的精英、和硕、富士康均为其代工。
1988年，中国惠普（深圳）有限公司就已成立，生产积分器、医疗产品和电缆。但1992年惠普在北京设中国总部后，惠普在中国的重心就转向北方。
1994年，惠普在青岛设厂，生产医疗产品；1995年在上海设立两个工厂。生产打印机和电脑。
然后在1996年，将原来的中国惠普（深圳）有限公司转让给SMK公司。之后惠普就再没有投资深圳。
戴尔（Dell）在深圳设厂的时间，其于2004年迁往厦门，并于2005年在厦门建立第二工厂，2010年戴尔在厦门实现销售收入340亿元人民币。
2008年戴尔开始将其电脑生产大规模外包。告别深圳十多年后，2020年，戴尔于深圳设立了其首家“企业解决方案中心”。
美资巨头中，IBM是对深圳影响最大的电脑公司。
1994年，IBM与长城计算机集团联合成立长城国际信息产品（深圳）有限公司，IBM持股51%，长城49%，总投资1000万美元；
1995年9月，IBM又与长城、开发科技三家合资设立长科国际电子有限公司，IBM持股60%，两家中方公司分别持25%和15%，生产电脑磁头和板卡等产品。
2001年，IBM更关掉其在墨西哥的硬盘工厂，改为在中国生产。
2005年，IBM出售了个人电脑业务，继续与长城计算机携手，在深圳成立了合作企业-长城国际系统科技（深圳）有限公司（ISTC)。
2009年，ISTC成为IBM全资子公司，并正式更名为国际商业机器系统集成（深圳）有限公司。
IBM在华投资的一半集中在深圳。IBM全球采购中心总部、全球服务执行中心总部都放在了深圳。其对深圳的青睐可见一斑。
联想集团在2004-2005年收购了IBM个人电脑业务后，IBM深圳工厂成为联想的生产基地。
一直有传言联想计划关闭深圳工厂，但联想一直否认；直到2020年3月，联想投资20亿元人民币的南方智能制造基地在深圳开工，才彻底终结此种传言。
日本理光株式会社于1991年1月在深圳皇岗北路投资兴建生产基地，以生产复印机、传真机、打印机、轻型印刷机及其零部件为主，投资总额达7000万美元。后又在宝安区福永街道设立理光工业园。
2020年，理光关闭其在皇岗北的工厂，搬迁到东莞。

国际手机公司偏爱天津

1990年代末手机产业兴起，直到华为智能手机进入全球三甲，这中间的很长时间里，在中国及全球手机市场呼风唤雨的其实是摩托罗拉、诺基亚、西门子、爱立信、索尼、三星等外资巨头们。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它们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大都有效地避开了深圳。
摩托罗拉号称“中国IT界的黄埔”，中国手机研发企业群的崛起已经中国集成电路设计、测试领域的崛起都与摩托罗拉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1992年，摩托罗拉投资1.2亿美元，在天津开发区建立其中国生产基地。十年之后，全球9成的摩托罗拉手机都产自于这里。
最鼎盛时期，摩托罗拉在天津的投资超过30亿美元，在中国的总投资额甚至一度超过大众。
2001年摩托罗拉在中国销售407亿人民币（50亿美元），中国员工12000人。在中国本土采购81亿人民币。直接供应商176家，间接供应商700余家。
摩托罗拉与深圳主要的直接交集，可能也就是其于2003年计划斥资75亿美元收购华为，当谈判进行到最后阶段，两位CEO交接，刚上任的CEO桑德尔认为华为的报价太高，没有意识到华为的潜在价值，于是取消了这场收购交易。
据说这是桑德尔在中国市场所犯的两个重大错误之一。
另一个错误是，当时中国市场正由2G向3G发展，摩托罗拉中国区没有及时推出满足市场需求的3G手机，而是沉醉于销售便宜的2G手机，最终被三星等公司吃掉中国市场份额，摩托罗拉的市占率也大幅下滑。
2007年，摩托罗拉中国区业务彻底崩溃，霸主的地位由其天津邻居三星取而代之。
2002年，三星电子进入中国时，同样选择了天津，甚至把工厂建在摩托罗拉天津厂区的附近。
2003年，天津生产手机5000万部，占全国的25%，一时天津似乎成为中国的手机制造中心之一。
当时深圳只有华强北的山寨机与其抗衡。三星电子后来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惠州仲恺高新区，直至2019年撤出中国。
诺基亚刚进入中国时，同样选择在华北的北京和天津设立工厂。
1994年，诺基亚投资1.2亿人民币与北京邮通设备厂在北京设立合资工厂。
2000年，诺基亚斥资100亿元人民币在北京亦庄建设星网工业园，吸引众多世界级的手机零配件厂商和服务提供商加入，据说该工业园2005年销售额超过700亿元人民币。
2006年，诺基亚斥资4.5亿元在亦庄建设其中国总部。
2008年底，诺基亚公司4条生产线落户天津市西青区，年产手机3000万部。
爱立信1995年开始在中国设厂，其在中国的手机生产主要是在北京，即与普天集团合作的北京爱立信普天移动通信（2005年更名为“北京索爱普天”，索爱持股51%），后来索爱又在顺义天竺空港工业区设立巨型工厂。最高时北京生产基地年产手机达4000万部。

西门子手机则于1993年在上海设产其中国生产基地。
2001年是西门子手机在中国市场销售的顶点，卖出了500万部手机，在中国的市占率为13%。2005年10月，西门子将其中国手机业务卖给台资明基电通，明基将其苏州手机工厂迁往上海与其合并，但在一年亏损了6亿美元之后，于2006年底关闭上海工厂。
我们能不能说，这些外资品牌手机之所以全都铩羽而归，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没有选择深圳？选择了深圳的苹果（由富士康代工），至今仍笑傲江湖。
当然这只是开玩笑。

零星的跨国公司投资

笔者在回顾深圳地区在彩电、电脑和手机三大主导产品的兴衰史时，最为感慨的是，为何深圳经济特区在1990年代在跨国公司们眼里的香饽饽，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却被跨国公司们抛弃了？
当然，说“抛弃”可能言过其实，2001年之后的20年里，跨国公司在深圳仍有零星的投资。

零售巨头沃尔玛1996年进入中国，与当时的深国投商置（后改名为印力集团，辗转卖出，现在属于万科）合股（65：35），在深圳开设了第一家沃尔玛购物广场和山姆会员商店。
2001年底，沃尔玛将其全球采购中心从香港迁来深圳，直到今年4月，沃尔玛宣布将其全球采购中心从深圳迁往印度。至今沃尔玛仍是将其中国总部设在深圳的为数不多的跨国公司之一。
1991年，奥林巴斯投资2亿美元在深圳设立相机工厂，2001年，奥林巴斯深圳公司宣布增资4500万美元，奥林巴斯集团亚洲区域总部由香港迁至深圳。2018年5月，奥林巴斯关闭其深圳工厂。
此外还有前面提到的，2008年，杜邦在深圳光明高新区投资薄膜太阳能电池板项目，以及旭硝子配合TCL华星光电，而在光明高新区设立的玻璃基板项目。
欧洲跨国公司甚少投资深圳，但西门子医疗似乎与深圳有缘。2002年，其进入深圳投资设立西门子（深圳）磁共振有限公司，据称这是西门子医疗全球磁共振运营体系中唯一拥有完整价值链的研发和生产基地。
2013年，西门子医疗又加大了在深圳的投资力度，SSMR在原有的磁共振业务基础上，增加了AT（临床治疗）和ME（医疗电子）两大业务。
当然，最早投资深圳的欧洲IT巨头意法半导体，飞利浦也是较早与深圳合作的欧洲公司。
早在1980年代，其就与先科集团进行技术合作，之后2008年，飞利浦照明收购比利时“Massive”与香港誉威集团在深圳的合资公司，进入深圳，直到2016年飞利浦宣布关闭这间深圳工厂。
GE也曾于2002年进入深圳。当时其在深圳坂田设立了深圳通用精细有机硅有限公司。
此外德国老牌电机及周边电子组件研发制造企业德亨电机，2011年在深圳设立独资制造企业，主要负责生产BLDC电机和相关驱动泵产品。
总的来说，2001年之后，特别是2008年之后，在深圳进行较大投资的跨国公司几乎屈指可数。这与跨国公司在长三角甚至中西部地区的大笔投资形成鲜明对比，也与1990年代有着巨大反差。

想想看，2000年之前，日本有28家全球500强企业投资深圳，而美国也有27家，除了前述IT公司外，美国强生、施贵宝、惠尔浦、柯达、道氏等公司都曾进入深圳外资重点企业名单。
被跨国公司忽视的深圳地区，却由本土民营科技巨头们打出了一片江山，并在深莞惠地区构建了中国大陆最为丰富的创新生态系统。
这也许也有一定的因果关联。
但有意思的是，这个地区创新网络在2014年之后，竟然又开始吸引部分IT跨国公司重新进入。当然，这回它们看中的是这地方的创新生态，而不再是20年前它们仅仅看中的是低成本制造因素。
真正掀起一波重新认识深圳的风潮的，应该是英特尔。
2013年英特尔执行长科再奇（BrianKrzanich）上任后，马不停蹄连续拜访深圳，不但于2014年2月将年度信息技术高峰会IDF移师深圳举行，更宣布首个智能设备创新中心落户深圳。
科再奇还高调宣布英特尔将投资1亿美元，在深圳设立“英特尔中国智能设备创新基金”，用于拓展新的市场机会。
2016年6月高通也在深圳成立创新中心，并在南山区成立全资子公司——高通通信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2016年9月，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深圳新园区正式启用，坐落于清华同方信息港，由微软亚洲硬件中心和微软移动互联网技术（中国）研发中心两支研发团队组成。
同样在2016年10月，苹果CEO库克宣布将在深圳设立新的研发中心。
2019年4月，埃森哲深圳全球创新研发中心落地，重点聚焦人工智能、机器人、工业X.0等领域的前沿应用研发。
2019年11月，ABB开放创新中心在深圳成立，定位于全球协作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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