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伤害：应对菲律宾网络性虐待儿童问题

获救儿童在菲律宾综合医院儿童保护单位的游戏室。在警方采取突袭行动后，儿童被一名社工带到这里，之后由儿科专家进行检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供稿】2014年的一个夜晚，菲律宾警察突袭马尼拉贫民区一处看上去很普通的房子。时间临近午夜，狭窄的巷道被黑暗所笼罩，此时警察带着搜查证进入这里。在一个很小的单间房里，他们发现了不同寻常数量的电脑设备：笔记本、网络摄像头和一台WiFi路由器。

他们还发现了四名正在准备“演出”的7到10岁的男童和女童。这些儿童正准备脱掉衣服，在通过网络摄像头连接的海外恋童癖者的指挥下表演性行为。

流媒体直播儿童性虐待，也被称作网络摄像头色情旅游业，是由住在这所房子里的一名“经营者”组织的，她也是其中一名儿童的母亲。这是一种禁而不绝的非法交易。国外作案者通过国际电汇给她汇款，而她给儿童支付150比索（3美元）。

另外三名儿童也和经营者住在一起，他们的母亲都在马尼拉外工作。他们叫她‘姨妈’，尽管她并非他们的血亲。其中一名儿童，7岁的达尼洛*，把虐待的事情告诉了他父亲，随后他报了警。

在突袭行动期间，警察将笔记本电脑作为证据并逮捕了经营者。这些儿童被一名社工救助并带到了位于马尼拉的菲律宾综合医院儿童保护单位。在这里，他们接受儿科专家莫尔.谭博士的检查。中心已于近日修复，可以为儿童提供一个明亮愉快的环境，并且还有一间设备齐全的游戏室和一些治疗室。

其中一名儿童是9岁的詹妮弗*，她是经营者的女儿。开始的时候为了保护母亲她否认所有发生的事情，她母亲曾告诉过她如果警察来了以后如何应对。但是在经过了几次治疗课程之后，她开始向谭博士及中心其他工作人员打开心扉。

马尼拉的一处贫民区，与虐待发生地类似。贫穷是在线直播性虐待儿童国际交易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

“我从不知道我母亲让我做的事情是不对的，”詹妮弗告诉谭博士说，“我只是觉得我们在进行一场表演。”

贫穷的刺激

贫穷是在线直播性虐待儿童国际交易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在马尼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生活在贫民区，那里的房子都是用木头、金属板和硬纸板临时搭建的，而且经常在河边和垃圾堆上堆叠三四层。很多住在这里的家长都没有工作，或工作不稳定，比如做一些临时体力劳动。儿童在街道玩耍，到处充斥着酒精和毒品。这些区域是犯罪活动的主要目标。

在詹妮弗和达尼洛生活的马尼拉贫民区，流媒体直播性虐待的发生是公开的秘密。“经营者拥有一件公开的房间，每天晚上都有‘表演’上演。”谭博士回忆道，“如果贫民区的儿童饿了，他们知道来这里参加‘表演’就可以有食物和庇护所，并且还有150比索的报酬。”

令人震惊的是，有些家长竟然把他们自己的孩子带到那间房子。“人们告诉自己说那不是虐待，因为罪犯并没有接触那些孩子。”谭博士说，“但是儿童仍然受到了虐待，而这会伤害到他们的身心发展。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可能在与人相处方面出现问题，可能进一步陷入性工作而无法自拔，甚至他们自己会成为施虐者。”

菲律宾已成为流媒体直播性虐待交易的全球中心。在这个国家的部分地区，例如宿务的麦克坦岛，那里的一些村庄或社区成为了成人网络摄像头色情活动和流媒体直播性虐待儿童都普遍发生的‘热点地区’。这些地区已成为逮捕和干预的重点。

儿童保护网络的一间治疗室，詹妮弗接受采访的地方。在经过了几次治疗课程之后，詹妮弗已经对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可以打开心扉。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菲律宾办事处正在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为警察和非政府组织培训提供资金，以帮助建立全国性的服务热线，并提倡制定更加严格的国家政策。

“行动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但是案件的发生却越来越频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菲律宾儿童保护首席官员萨拉.诺顿.斯塔说，“日益增多的网络接入和廉价的设备将那些贫穷的社区带到了网络上。英语水准非常高，并且儿童性犯罪者自1970年代就开始到访这里。一名菲律宾侨民定期从国外汇款回家。加上对长辈沉默和顺从的文化，导致了虐待事件的隐瞒。所有这些共同作用，为罪犯创造了理想的环境。”

2009年，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组织的倡导下，儿童性虐待资料在菲律宾第一次被定为非法。但是，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完成。“在菲律宾，允许儿童进行性行为的法定年龄只有12岁。”诺顿.斯塔女士说，“这对于证明那些性虐待儿童的人有罪更加困难。我们希望这一年龄能提高到至少16岁，并且投入更多的资源搜寻作案者并为他们定罪。”

整体响应

在菲律宾司法部，助理部长莫妮卡.帕昆山说政府正在就此问题采取综合方案。“菲律宾被称为全球‘儿童色情物’的首要产地。”她说，“《反儿童色情法》的通过和网络犯罪办公室的建立为反对网络性虐待儿童运动带来了动力。我们已同至少13个国家达成罪犯引渡条约，并与国际刑警组织密切合作。”

菲律宾国家警察艾维.卡斯蒂略上校。卡斯蒂略上校领导最新成立的包括流媒体直播性虐待儿童在内的网络犯罪部队。

然而，尽管已投入努力，定罪率依然很低。帕昆山女士强调了与私人部门合作的必要性。“政府无法独自完成。”她说，“我们需要来自私人部门的帮助，尤其是电信公司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我们担心删除内容、确定受害者和作案者、以及保护证据所需的时间长度。”

“目前，我们需要得到法院指令后才能要求这些公司配合进行调查。”她继续说道，“到那时候，施虐者往往已经消失了。”

在菲律宾国家警察局总部，艾维.卡斯蒂略上校领导最新成立的包括流媒体直播性虐待儿童在内的网络犯罪部队。它只是在庞大院子里一所小屋里办公的一只小队伍。艾维报告说案件的数量逐年上升，从2013年的57起到2014年的89起，再到2015年的167起。然而，截至目前只有七起案件依照拐卖儿童法律进行了定罪。

“我们的大部分线索都来自于海外的同行。”卡斯蒂略上校说，“他们在嫌疑人的电脑上发现来自菲律宾的图片，然后要求我们对其进行追踪。或者他们接管作案者的Facebook账户并用它来与经营者取得联系。”然而，队伍很少能得到当地的线索。“菲律宾人不愿意报告虐待或提出抱怨。”她继续说道，“有的人不知道那是不对的，或者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惩罚。”

为解决这一问题，队伍在学校和社区举行提高意识的活动，尤其是在那些虐待盛行的‘热点地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培训警察如何鉴别和处理网络犯罪提供资金。但是，到目前为止，罪犯依然领先一步。

对于那些工作在流媒体直播性虐待儿童前线的人来说，像儿童保护单位的谭博士，有时会感到举步维艰。“有时候会感到非常沮丧，但是我必须要保持坚强。”谭博士说，“我努力将那些不好的想法从大脑中清除，我不希望这些故事影响到我。我必须保持积极和坚强，这样才能帮助我们的儿童。”

*为保护受害人身份，文中人名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