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欢迎的女性综艺，侧重于向社会大众，传递更多女性观点

湖南台女性选秀节目发展动因随着时间变迁，女性选秀节目早已不同往日，更高品质的节目内容，立体化的选手形象，媒体愈加强大的影响力等一系列变化，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也是多方的。
受众需求变化在传统的大众传播语境下，“受众”是读者、观众的一种统称，是传播过程中信息的接受者、受传者，但在当今新媒体语境中，“受众”的内涵不仅是上述的含义还包括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用户。


心理期待多元化“使用与满足”理论从受众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受众接触媒介的动机以及通过一系列的接触行为获得了什么样的需求满足，判定传播效果的基本标准是受众的需求是否被满足。
受众需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主观和客观因素都会影响它发生改变，从受众角度分析湖南台女性选秀节目的变化原因可以归为以下几点。


对节目参与感期望提升。当前社会大众普遍呈现一种对现实社交产生焦虑甚至拒绝线下社交行为的状态，随着各种社交媒体的兴起，如微信、微博、抖音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社交放置在网络上。
网络提供的便利性不仅能让现实世界中相互认识的人进行交流，还能让人们参与到他人的活动中，如和明星互动在以往只能发生在极少数“幸运儿”身上，但是在互联网的作用下，通过对明星发布的一条状态、一张图片进行评论或点赞等行为就能完成一次简单直接的互动。


传统的电视节目是单向的内容传输，并没有互动功能，受众一直在被动地接受信息，早期《超级女声》设置的短信投票环节却实现了让受众与电视节目进行互动，让受众有了参与感。
在《2016超级女声》中节目，受众参与程度更高了，网络海选阶段由观众网络投票决定选手去留，节目组抛弃了短信投票和评委一票否决的方式，将投票权交给网民。


当受众的参与感增强后，他们对节目的关注度也会提高，并有可能自发地向周围的人推介，甚至通过网络向网民们推荐节目，来增大节目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节目方和观众的互动是受众获得参与感的基础，观众可以通过各种新媒体平台与选手、节目组以及其它观众互动，在形式上除了网络投票、微博留言等，发布弹幕也是让受众参与其中的一种方式。


在观看视频时发布弹幕不仅只是单纯的抒发情感、表达观点，也是和节目的互动、和其它网友的互动，在反馈环节上如有遇到相同观念的其他受众，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受众期望被认可的需求。
社会高速发展伴随着人们生活压力的增大，因此他们需要一个释放压力、宣泄情绪的窗口，电视节目可以向受众提供心绪转换效用。


人们对选秀节目的竞技性要求逐渐转向娱乐性，例如《我是歌手》里每当要宣布竞演结果前，导演洪涛总要“做作”地表演一番，调侃一下歌手们，给观众增加悬念的同时又将节目紧张的竞技氛围舒缓，给节目增加了趣味性。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里，黄晓明和魏大勋搭档主持的互动与串词也为节目营造了欢快的氛围。受众在观看节目时不再像以往一样只关注到选秀结果，而是期望获得比赛之外的轻松愉悦。


与此同时，受众期待的提升不光体现在对于节目的参与性，还有对于节目的创造性，《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大获成功，然而紧跟其后的第二季节目成绩却并不理想。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受众对节目本身的期待值较高，第一季节目的效果拉高了受众们对第二季的期待值，因此要突破这个临界值的有效办法就是重塑受众对节目的认知，在创造性方面下功夫。


受众除了从对竞技性的满足转到对娱乐性的需求之外，对节目本身能传递出的文化价值要求也日渐增高。如在《姐姐2》中，每一期节目末尾都有姐姐们的单独采访片段，其内容是通过姐姐们发声，向社会传递更多积极向上的女性观点，并且节目还加入了一些女性代表人物的事迹。
节目组用了更多的笔墨来向外界展示强劲的“她力量”，刻画新的“她形象”，在节目以外，节目组还以“巾帼她力量”为话题在网络上发起了主题活动。


与《姐姐》相比，第二季节目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加入了对民族文化的呈现，如在第二次公演现场姐姐们与湘西苗鼓队一同带来了鼓秀版《无价之姐》，与非遗文化的结合不光能满足受众观看综艺时的娱乐需求还能满足受众的求知欲。
信息发达时代“窥私欲”增强。《超女》作为素人选秀与《姐姐》这种明星选秀相比缺乏了一定看点，首先是大众对女明星身份的关注高于普通人，其次在《姐姐》中的女明星有演员、歌手、主持人等。


她们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成形的媒介形象，但对受众来说，他们对明星在荧幕外的私生活更感兴趣，想要了解明星在日常生活中是怎样的形象，所以狗仔队的出现也印证了受众的这一心理。
费斯克认为电视最赤裸裸地为观众提供了狂欢节冒犯似的身体快感。这样的窥私需求是无止尽的，尤其是在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网络成为一种提供给受众满足窥私欲的主要途径，受众可以自主的在网络上获取某些“隐私”信息，但能被挖掘的信息也是有限的，此时，由选秀节目官方给予的了解明星台下形象的机会则极大的满足他们的窥私欲望，为节目带来高收视率。


明星节目反差满足受众补偿心理。补偿心理指的是个体在适应社会环境的经过程中，通过接纳外部事物的审美特性以及进行对自我的调节，使生理、心理从失衡的状态趋向平衡与和谐的一种心理。
通常女明星呈现给大众的形象都是趋向完美的，演员的演技高超，歌手的唱功绝佳，当放下明星的标签，作为普通人的她们也会有不擅长的事，比如《姐姐》里的宁静。


在第一次评级时凭借出众的歌唱水平受到大家的认可，但是她的舞蹈功底却远不及唱功，这样看似不完美的银幕形象一方面能满足受众的补偿心理，另一方面也能丰富对宁静的媒介形象塑造。
审美标准新定义观众对外表的期待是女性选秀节目特色之一，尤其是近几年的偶像养成类综艺更是强调了“白幼瘦”审美标准，比如《创造101》中的王菊，她的外形并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美女”标准，甚至有很多网友认为王菊不符合偶像女团成员的标准，不应该参加这类节目。


伴随着节目的结束，支持这些曾因外表引起争议的选手的观众却增多了，这些女性选秀节目向大众传递了新的审美观念，并通过这些风格迥异的选手的话题和报道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了受众。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提出，消费与审美之间存在联系。
《姐姐》在“选角”方面让其有了“群像剧”的基因，多角色蕴含了不同的风格，这也意味着有多种故事可以满足不同的审美需求，还能扩大观众覆盖面。


《姐姐》它并没有像以往媒介对女性形象的建构采取单一化的处理，通过竞赛的过程全方位地展现她们在生活与工作中的形象，把重点落在30岁以上的女性自身的人格魅力和业务能力之上，这一点也是它能大火成功的重要因素。
节目进行到《姐姐2》，其“选角”与前一季比也有了变化，比如那英、张柏芝、容祖儿本就是歌坛、影视圈天后级别的人物，还有王鸥、周笔畅、杨丞琳等算不上“过气女艺人”，观众对她们的熟知度还有关注度都比较高，这些女艺人也加入了《姐姐2》则让节目更具看点。


并且从两季节目打出的口号上也能看出，《姐姐》是“三十而骊，青春归位”突出的是年龄不是局限要敢于挑战，而《姐姐2》是“三十而奕，落子无悔”则强调了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女性的力量都能发挥大作用。
从现实情况来看，关于女性的审美，人们已开始倡导多元化与包容性，但在选秀节目中的体现最终还是偏向了所谓传统概念中的美，并未真正实现新的审美标准，王菊这样的选手爆火仍只是特例，如何让全体大众从内心深处接纳以及欣赏不同的美依旧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姐姐》的独特选角是一次尝试，它突破了人们对于美人的年龄印象，在外形方面关于美的定义其实并未有实质的作用。
女明星的光鲜亮丽是大多数普通人所达不到的，这也是为什么50岁的伊能静看起来依旧充满着青春的气息，而生活中50岁的女性多数显露出疲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