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高奇琦：民主的本质为何强调有效治理？

中新社北京4月6日电 题：民主的本质为何强调有效治理？

——专访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高奇琦

中新社记者 郑嘉伟

尽管饱受质疑，美国近期依然以所谓“民主领袖”的身份筹办了第二届全球“民主峰会”，并在会上对其他国家以“美式民主”为标准进行划分。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高奇琦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指出，民主是在权力分散基础上实现的有效治理，途径多种多样，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应跳出制造分裂的怪圈，凝聚更多发展共识。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世界对民主的理解多种多样，在您看来民主是什么？中国与西方对民主的定义与衡量标准有何不同？

高奇琦：民主是什么？中外学界对此有过很多讨论。一些学者从民主的某个特征出发下定义，比如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基恩强调民主是相互监督。在我看来，民主的本质就是在权力分散基础上实现的有效治理。

在西方历史上，民主也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变化。在古希腊时期，当人们讨论“民主”时，它并不一定是一个褒义词，只是诸多政治类型的一种，而且当时不少思想家也并不认同这一形式。原因很简单，从直觉上来看，更多的人参与国家治理容易导致政治混乱或失序。直到100多年前，随着西方选举制度的兴起，民主才逐渐变成一个正向、褒义的词。

2021年12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在北京发布《十问美国民主》研究报告。报告指出，美国在“民主”的名义下，能够体现其意志的却是“钱主”“枪主”“白主”“媒主”“军主”“药主”。在美国，能做主的并不是人民，“一国六主，实无民主”。蒋启明 摄

西方选举制度长时间调整过程的完成差不多到二战之后。此时民主才逐渐进入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的核心，又在当时的背景下变成了美国攻击苏联的重要武器。美国不断将“民主概念政治化”，使其成为意识形态的中心，并将自身定义为“民主国家”，与其政治体制差异较大的则是“非民主国家”，此举目的是同苏联争夺“中间地带”国家支持。

冷战结束后，美国并没有停止“民主概念政治化”步伐，而是总结出一套简单粗暴的“民主标准”沿用至今，继续为其他国家贴上民主与否的标签，以便拉拢与分化。

中国对民主有自己的理解，从字面意思上看，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这生动阐释了中国式民主的本质与核心：人民既作为一个整体，委托中国共产党执政并进行国家治理；人民也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意味着个人也有机会参与到国家事务管理当中。

治理成效是中国式民主的重要衡量标准。众所周知，权力分散也是有风险的。并不是实现了民主，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相反，新问题可能会不断产生。在决策的时候，少数人参与，决策容易做出，多数人参与，需要的时间则较长，成本也较高，这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式民主其实是在探索如何让更多民众全过程参与的同时，不断提升治理成效。

江苏省镇江市秀山村，区人大代表戴敏(左)在听取选民的意见和建议。民主监督是中国式民主的具体现实的民主实践。石玉成 摄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说民主政治是近现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

高奇琦：这就要回到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在权力分散基础上实现的有效治理。首先要承认，权力的集中在现代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人类发展历程中，治理单元从小到大，从氏族、公社到现代国家形成的早期，都需要权力的集中。然而也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权力越大、越集中，决策层责任也越大；在决策过程中，少数人大脑产生的智慧往往比不上多数人，即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因此，人们需要将权力分散。

但每个人想法可能不同，如果要考虑到每个人的意见，参与决策的人太多就会产生失序风险。因此，民主还要思考如何从整体利益出发，得出对绝大多数人都较好的结果。为了更好理解民主，可借鉴法国思想家卢梭关于众意和公意的概念。如果每个人都表达意见，把这些意见简单聚合在一起，就是众意，即简单的数量相加；公意则有更高的标准，要求选出来一批最优秀的人，能超越个体的短期诉求，代表绝大多数人来思考较长期的利益，从而实现更好的治理成效。

2015年7月13日，福建龙岩市新罗区培斜村村委会工作人员正在准备张贴的选民登记公告。张斌 摄

发展民主其实是通过政治制度与规则设计，既保障公意和共同体的中长期目标，同时也要让民众以比较好的形式适度参与到某些决策当中。从此意义上讲，民主是决策合法化的基本途径。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治理模式也需要从原来的“简单粗暴”朝着精细治理演进。基于这种需求，民主才成为一种普遍趋势。

中新社记者：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方现行的民主制度有何区别？

高奇琦：西方的民主更多强调选举民主，其本质只是一个委托代理，并且在一定时间段内只委托一次。而这种委托一旦实现后，对于不合格的委托人或不合理的决策，民众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实际上，选举民主只是民主的一个环节、一个部分，其产生有比较特殊的历史背景。

2021年12月20日，云南省大理州巍山县庙街镇云鹤村委会左三村，彝族群众投票选举新一届县镇人大代表。张树禄 摄

西方选举民主的多数制度和规则，主要是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上半叶产生和发展的，当时世界基本还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人们信息沟通的方式仍主要靠纸和笔，意见的收集与处理面临很多困难。对此比较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委托代理，比如通过4年一次的选举来委托，一次性解决未来4年面临的问题，以降低信息成本。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不论民主的形式、内涵或者是外部的基础条件都有很大的变化。国外学术界已经有很多批评选举民主不足的声音。例如，民众对政治的参与主要集中在选举期间，而平时的政治参与渠道非常有限。如果选民觉得其投票并不能改变政策，就会对投票失去兴趣。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选民的冷漠，在青少年中更为突出。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出现了很多反思与批判，像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德国学者哈贝马斯等都提出各种新概念，试图发展新的民主形式，最后都指向一个词——协商民主。

2023年3月4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图为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甄子丹、陈亨利、卢金荣等在人民大会堂前合影。韩海丹 摄

在我看来，协商民主和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有很多内涵上的一致性。民主有诸多丰富的内涵和形式。比如，老百姓的意见是不是得到了很好的表达与回应？表达出来后有没有受到足够的尊重？政府在制定政策和实施的过程中，有没有充分吸纳这些意见？这些都是中国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当中强调的，也是和西方国家所推行的“政治化的民主概念”比较明显的区别。

同时，中国始终强调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以民主促进国家发展，在国家发展基础上推进民主，不离开发展空谈民主。这涉及到如何平衡民主与发展的关系。民主是需要成本的，在经济条件较差时，人们其实也不太考虑民主，因为都在想办法解决温饱问题。但在经济条件逐步好起来后，民众开始更多关注公平和参与，需要一种有效机制满足这些需求，民主也就愈发重要。发展和民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好的经济条件，搞民主是奢谈；同时，民主可以保障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

重庆市梁平区铁门乡长塘村，“四好农村路”从雪白的樱花园中穿行而过，成为乡村美丽的风景线。刘辉 摄

中新社记者：民主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如何才能跳出制造分裂的怪圈，更好地凝聚共识？

高奇琦：民主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尽管目前世界对其有不同定义，但民主代表人类美好愿望和理想，是人类进步的一个方向。美国尽管曾在国家治理的某些方面展现出一些优势，但其近些年的表现却常常是在滥用权力，对内常用双重标准，对外则继续将“民主”作为政治工具，在国际社会不断制造分裂，甚至直接粗暴干涉，这些不仅是对其核心理念的放弃，也是对民主的曲解与破坏。

个别西方国家应尊重世界各国的差异，摒弃以民主为标签制造对抗的思路，以及用所谓“民主政治”打压、遏制别国的行径。当然，要解开美国的“心结”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更需要做好自己的事，不断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用更多成功实践让世界看到民主发展道路的多种可能性。(完)

受访者简介： 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学科带头人。兼任华东政法大学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指数研究院院长、华东政法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同时还兼任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委会委员(八位委员之一)、中国通信学会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与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大数据社会应用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美国学会副会长等。近年来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民族研究》等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项(完成一项)。策划和推动全球治理指数(SPIGG)和国家治理指数(NG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