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新江：《儒林外史》是这样在东西方广为传播的

中新社合肥10月26日电 题：《儒林外史》是这样在东西方广为传播的

——专访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裘新江

中新社记者 赵强

《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高峰，问世两百多年来，不仅在国内广为传播，在国际汉学界，该书也是影响颇大，早有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传世，并获国际汉学界推崇赞誉。安徽省滁州市人大常委兼教科文卫工委副主任、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裘新江，近日就《儒林外史》为何在东西方广为传播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儒林外史》在东西方传播有着怎样的历程？

裘新江：《儒林外史》在海外开始大规模传播发生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目前已有英、法、德、俄、日、西班牙等多种文字译本，主要传播方式有翻译、大百科全书介绍以及有关研究论著等。

今知海外最早的《儒林外史》译本，是日本明治十三年(公元1880年)高田义甫训点的《儒林外史》之第一回和第二回；最早的俄译本是A·A·伊万诺夫(中文名伊文)翻译的《儒林外史》前八回；最早出现的英译本是1939年复旦大学葛传椝(guī)先生翻译的小说第一回译文片段，发表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英文杂志》上，后收入潘正英编《中国十大名著选译》。

此后，还陆续出现了第二回、第三回、第三十一回、第三十二回、第五十五回等节译本，译者以中国本土或华裔学者为主。在英语国家，中国古代小说英译的开拓者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中文教授王际真根据《儒林外史》第二、三回翻译的英译选段《两学士中举》，所译为周进和范进的故事，译文引人入胜，在欧美颇受好评，收入乔志高(George Kao)编辑的《中国幽默文选》一书。该书于1946年由纽约科沃德-麦卡恩公司出版，1974年纽约丝特林出版公司再版。

1957年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了由杨宪益、戴乃迭合作完成的《儒林外史》(五十五回本)第一个英文全译本，该本翻译质量较高，不断被重印，后被引进到美国的格罗西特与邓拉普出版公司、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丝绸塔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出版。

在译介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苏联、法国、德国、加拿大、美国等多种版本的大百科全书“中国小说发展”条目下有关于《儒林外史》的介绍。如《美国百科全书》第六卷(1975年版)评论：“《儒林外史》由一个个精彩的讽刺故事组成，它对后来的中国讽刺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法国《拉鲁斯百科全书》第五卷(1978年版)评论中也提到“《儒林外史》是一部最优秀的讽刺小说”；《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十卷(1980年版)认为《儒林外史》“是一部杰出的讽刺文学作品，不论对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的描绘，都远远超出了前人”；德国《迈耶通用大百科辞典》第五卷(1972年版)评论《儒林外史》是“一部使人喜爱的、颇负声望的名著”。

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的“台湾美术发展1950-2000展”上的艺术作品《儒林外史》。中新社记者 钱兴强 摄

中新社记者：《儒林外史》传播至东西方世界的过程中，海外华人、西方汉学研究者起到什么作用？

裘新江：应当说，《儒林外史》各种海外译本(特别是全译本)的出现，让西方人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人的新的文化窗口，并逐渐开始重视这部小说在世界讽刺小说史上的重要价值和杰出地位，也开始吸引一批海外汉学家加大对这部小说的译介传播与研究力度，出现了一批有分量的翻译作品和研究论文或论著。在这方面，有三个研究传播途径值得注意：

一个是苏联的研究传播途径。代表性人物有华克生、菲什曼、波兹涅耶娃、李福清等，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汉学家华克生(德·沃斯克列辛斯基)，1959年他就曾写有《十八世纪吴敬梓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一文。

另一个是日本研究传播途径。日本不仅全译本多，也吸引了众多学者进入《儒林外史》研究队伍中来。据日本富山大学矶部祐子教授《<儒林外史>在日本——以20世纪日本人眼中的<儒林外史>为中心》一文的调研结果，日本研究《儒林外史》的代表人物有小田岳夫、稻田孝、森槐南、小川环树、濑沼三郎等。

在浙江诸暨举行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儒林外史·王冕画荷》特种邮票首发式上，工作人员展示的《王冕画荷》的明信片。赵晔娇 摄

最重要的研究传播途径是在英语世界。早期代表性人物主要是移居国外的华人，如20世纪40年代的王际真、刘无忌、张心沧等；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张春树、林顺夫、高友工、柳存仁、孙康宜、黄宗泰、李欧梵等；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李惠仪、黄卫总、商伟、吴燕娜、吴德安、遇笑容、顾明栋、葛良彦等。这些海外华人不仅自己在国外从事《儒林外史》译介传播和教学研究工作，而且带动或培养了一批非华裔的本土学者从事《儒林外史》的教学和研究，代表学者有罗溥洛、陆大伟、史蒂文·罗迪、白保罗、柯伟妮、海陶玮、安敏成、戴沙迪、亚瑟·孔斯特、丹尼尔·鲍尔等，推动了《儒林外史》在西方世界的广泛传播和学术研究的国际化。

中新社记者：严监生和葛朗台，一个来自《儒林外史》，一个来自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这两个吝啬鬼的形象有何现实意义？通过对比，这两部小说在讽刺艺术上有何异同？

裘新江：吴敬梓和巴尔扎克所处的时代，是主要以权势的大小和财富的多少形成等级结构的时代，这种结构由政治领域延伸到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领域，最终会致使社会价值取向以金钱资本和地位等级为导向，具有浓厚的逐名求利色彩。这便是严监生和葛朗台这两个吝啬鬼的时代意义，可以说是一种“典型共名”。正如《儒林外史》卧闲草堂本所言，“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至今，严监生和葛朗台两个典型形象，仍有警示世人的现实作用。

吴敬梓纪念馆。潘星宇 摄

这两部小说在讽刺艺术上的相通之处在于，都是以批判现实主义手法塑造主要人物形象，讽刺追求“功名富贵”与“金钱至上”等当时社会扭曲的价值取向。注重通过典型细节去刻画吝啬鬼的贪婪本性。如临死前，严监生竖二指暗示家人，怕浪费两个茎草的灯油；老葛朗台则用手死死抓住作法事的镀金十字架，想要守住眼前的“金子”，可谓异曲同工。

严监生身处封建社会末期传统道德价值观开始崩溃的时代，是一代“有厄”读书人忘记“文行出处”而热衷“功名富贵”的典型写照，而葛朗台则是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起家的资产阶级暴发户，表现出资本主义社会原始资本积累阶段的典型特征，其吝啬贪婪的本质恰恰是那个时代“金钱至上”价值观，扭曲世人心理的呈现，这是两部小说在讽刺背景和讽刺对象上的不同。

中新社记者：国际交流对《儒林外史》海外传播有哪些助推作用？

裘新江：中国非常重视和支持本土文学经典作品在海外的传播推广，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在北京设立外文出版社，成为向海外传播推广包括《儒林外史》在内的中国经典文学作品的重要渠道和平台。

2011年11月25日至27日，吴敬梓诞辰310周年纪念大会暨中国《儒林外史》高峰论坛在吴敬梓故里安徽省全椒县举行。图为裘新江在论坛上发言。受访者供图

进入新时代，随着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和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西方国家互派留学生，不少国家设立孔子学院，在高校设立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中国学系或开办中国文学研究所，全球更是兴起了一股“汉语热”，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经典的《儒林外史》自然也就吸引了更多海外读者和研究人员的关注。

特别是2014年的“纪念吴敬梓逝世2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商伟、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陆大伟、日本东北大学教授矶部彰和日本富山大学教授矶部祐子四位海外学者出席。海外汉学家的最新成果开阔了国内学者的眼界，也标志着《儒林外史》的研究越来越迈向国际。(完)

受访者简介：裘新江，浙江嵊州人，滁州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原院长、教授，滁州市人大常委兼教科文卫工委副主任，滁州学院皖东历史文化中心(市级重点智库)负责人，中国欧阳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滁州市诗词楹联学会会长、滁州市地情人文研究会副会长，滁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安徽省情智库专家等。先后在国家级、省级学术刊物公开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6部，主持完成省级以上教科研项目多项(其中重大、重点2项)，主持完成滁州市“十三五”“十四五”文化改革发展纲要等横向课题多项，主持2010年滁州全国欧阳修学术研讨会和2011年纪念吴敬梓诞辰310周年《儒林外史》高峰论坛等多项重要学术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