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鲁广锦：为何要用文明视角理解中国人权？

中新社北京1月23日电 题：为何要用文明视角理解中国人权？

——专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鲁广锦

中新社记者 曾静宁

日前，由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鲁广锦主持，吉林大学多名老师参与撰写的新书《中国式人权文明概论》正式出版，在中国学术界打开了从人权文明视域系统研究中国人权的先河。什么是中国式人权文明？为什么要从文明的角度认识、理解中国人权？鲁广锦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中国提出了“人权文明”“中国式人权文明”等概念。您认为什么是中国式人权文明？与西方的人权文明有哪些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

鲁广锦：中国提出“人权文明”这一概念话语，是近年来的事情。2021年6月，中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白皮书中写道，“中国共产党的100年，创造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奇迹，谱写了人权文明的新篇章。”这是中国官方文书第一次使用“人权文明”这一概念话语，标志着中国开始从一个新的高度认识人权的重要意义。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致“2021?南南人权论坛”的贺信中提出，人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在致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的贺信中，习近平主席指出，加强文明交流互鉴，通过对话凝聚共识，共同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这是中国领导人对人权在人类文明中方位的明确表达。

2021年底，我和研究团队开启名为“中国式人权文明新形态研究”。这在中国的人权研究中还是第一次。经过研究，我们认为，中国式人权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人权文明，既有人类人权文明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2023年6月15日，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吉林大学教授鲁广锦进行大会发言。蒋启明 摄

具体到中国式人权文明与西方人权文明的关系，应该说两者都是人类人权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上有着共同的追求，但在如何实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方法和途径上，两者又有着许多不同。中国式人权文明强调集体主义的东西多一些，西方人权文明强调个人主义的东西多一些。中国式人权文明与西方人权文明的这种不同是由各自的文化传统、现实国情和人民需要所决定的。

《中国式人权文明概论》，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如果说中国式人权文明是一个近年提出的概念，那么，中国历史上存在人权文明吗？它是如何深化和演变的？

鲁广锦：宋太祖赵匡胤问大臣赵普“天下什么最大？”赵普回答说“道理最大”。通过工作实践和研究，我们认为，人权就是个大道理。

之所以把人权视作大道理，一是因为它关涉人之存在、人之解放、人之保障和人之发展；二是因为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是现代文明的价值基础和基本精神；三是因为它具有普遍性，是国际道义的高地。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看，中国的人权道路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在古代的中国。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重人、尊人、爱人的思想。孔子的“仁者，爱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的“民为贵”，荀子的人“最为天下贵”，墨子的“兼相爱”，都表现出对人的呵护与关怀。中国古人还有“万物之中，以人为贵”“济大事者，必以人为本”“理天下者，以人为本”等话语，强调人的重要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具有人权意识的思想，对古代的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人类人权文明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第二阶段在近现代的中国。1840年后的中国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近代西方人权观在变局中传入中国，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自主性很强，使得“自然权利”和“人权”这些概念被翻译成了“天赋人权”和“民权”等具有中国本土文化色彩的人权概念话语。近代西方人权思想在中国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但表现出明显的水土不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把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构建起了新民主主义人权理论，坚持反压迫、反剥削，坚持争民主、争平等、争自由，以实现中华民族独立、中国最广大人民的翻身解放为政治目的。

第三阶段在当代的中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历经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探索符合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结团结带领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经验，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走出了一条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中国式人权文明的基本点包括：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和平等共享人权，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二，坚持人权的人民性，强调人权不是一部分人或少数人的特权，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的普惠性人权，努力让人民成为人权事业发展的主要参与者、促进者、受益者；第三，坚持生存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础，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努力在发展中保护和促进人权，不断增进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第四，坚持人权是历史的发展的，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不断提高各项人权保障水平，努力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第五，坚持推进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落幕后，当地多个竞赛场馆及相关体育场地设施向民众开放。图为市民在杭州体育馆打羽毛球，该馆曾承办亚运会拳击赛事。王刚 摄

中新社记者：《世界文明史》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从全球视野看，当前中国式人权文明处于什么位置？或者说，国际社会应如何看待中国人权？

鲁广锦：毋庸讳言，爱德华？伯恩斯等西方学者撰写的《世界文明史》是以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来审视世界文明史。此书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版，并经多次修改和再版，影响较大。尽管该书没有明确使用“人权文明”这样的概念，但作者已经把人权纳入人类文明史的范畴来考察分析。在谈到撰写此书的初衷时，作者曾表示，“如果说这种叙述方法背后隐含有某种哲学倾向的话，那么它源于这样一种认识，迄今人类的进步大多产生于智力的进步和对人权的尊重，其中含有未来更加美好这一主要希望。”这样的判断为拓展我们对人权在人类文明进步中的作用提供了帮助。

关于中国式人权文明的历史方位，总体来看，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现代力量，创造了人权文明新形态。中国式人权文明是对人类人权文明的一次创新发展，是人类人权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人权文明新境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有着独特文明传统的东方大国，中国式人权文明无疑对人类人权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启示。

2024年1月1日，民众在重庆解放碑步行街跨年迎新。何蓬磊 摄

人权首先是一种本土文化的建构。一国选择什么样的人权模式，自然是由一国国情和人民需要所决定的。同时，人权又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这就必然存在着各国相互借鉴的问题，在这种相互借鉴的过程中，产生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反过来又对各国人权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并不是某种文化或某个国家的产物，而是人类优秀文明交流互鉴的成果，应属于全人类。人权文明的发展如同人类文明的发展，既有多样性，又有共同性，多样性蕴含着差异性特点，共同性体现着普遍性原则。

云南昆明市民在大观河边喂红嘴鸥。刘冉阳 摄

《世界人权宣言》问世以来，它的生命力，正是在于其宝贵的文明包容性精神。如果没有多种文化或文明背景起草者的参与，没有不同文化或文明间的包容借鉴，就不可能有这份《宣言》的问世。

从人权文明的视域来理解人权，人权应该属于全人类，而不应把人权再简单看成是一个西方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文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底气。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从人权文明的视域来把握人权，能够更好把握中国人权与世界人权的关系，在遵循人权的普遍性原则的基础上，更好地向世界贡献中国人权智慧、中国人权方案和中国人权力量。(完)

鲁广锦。张朔 摄

受访者简介：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吉林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法学博士，曾任中宣部人权事务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