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之路”为何对还原古犍陀罗历史格外重要？

中新社上海4月7日电 题：“玄奘之路”为何对还原古犍陀罗历史格外重要？

——专访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艺术史研究所教授穆罕默德·纳西姆·汗

中新社记者 樊中华

近三千年前的印度次大陆北缘，一个名为“犍陀罗”的古国，因地处古丝绸之路要塞而成为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之地，也是《西游记》中玄奘取得真经的“西天”境地。佛教经典从犍陀罗传入中国，中华文化元素也由此进入南亚。

重访玄奘求经之路，对于还原犍陀罗文明、参透曾经的世界文明大交流有何重要意义？辉煌数百年的古犍陀罗艺术为世界留下了怎样的宝贵财富？2023年9月起，国际知名犍陀罗研究专家、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艺术史研究所教授穆罕默德·纳西姆·汗(M. Nasim Khan)，来到丝绸之路的另一端中国，开启“玄奘之路”研究。近日，他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围绕上述问题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国是犍陀罗艺术的传入国，作为著名的犍陀罗研究学者，您为何来到中国继续您的研究？

纳西姆·汗：首先，中国学界对包括犍陀罗文明在内的世界艺术与文明的研究和兴趣正在不断增加。朱青生教授在上海创办了世界艺术史研究所，邀我共同推动建立一个成熟的犍陀罗研究机构，以促成中国和巴基斯坦及其他相关国家在文明交流与互鉴方面的直接合作，使之成为一个全球标杆性的学术机构，我愿意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

北京故宫博物院展出的“譬若香山：犍陀罗艺术展”，展出来自巴基斯坦和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共203件(套)。张宇 摄

其次，我正在进行的犍陀罗文明研究中，有大量资料来自中国，特别是中国当时朝圣者的记载，也需进行实地验证。

再者，我希望以历史视角研究犍陀罗与古代中国的联系，这是从最近在犍陀罗发现的起源于中国的考古证据中获得的灵感，中华文明中有许多值得研究和学习的内容，需实地探访。公元前3世纪佛教出现于犍陀罗后，犍陀罗与中国开始有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公元1世纪贵霜王朝统治时期，二者的联系愈加广泛，也极大促进了佛教及佛教艺术的传播。而最近在犍陀罗及附近地区的考古发现提出了一种假说，即中国文化元素可能早在大犍陀罗时期就有所渗入，并在后续的统治王朝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穆罕默德·纳西姆·汗教授在古犍陀罗遗址考古。受访者供图

中新社记者：“玄奘之路”为什么对犍陀罗文明的研究意义重大？

纳西姆·汗：古犍陀罗的历史研究主要基于考古证据和文学记载，学者据此确立了这一地区的部分历史。但这些记载还远不够完整。每一个新发现、新研究都可能带来新的转折，甚至对历史的既有理解形成挑战。在考古证据之外，历史学家的档案、统治者的传记、旅行者和朝圣者的叙述，也是还原犍陀罗历史的重要证据。中国朝圣者的记载即是研究当时犍陀罗地区佛教及其实践，还原该地区文化、历史等信息的主要来源之一。法显和玄奘是访问过犍陀罗的最重要、最知名的中国人，尤其是后者，在中国家喻户晓。

穆罕默德·纳西姆·汗教授展示他所研究的“玄奘之路“地图。任新月 摄

对于现有的犍陀罗佛教历史研究来说，犍陀罗和玄奘似乎是相互依存的。玄奘是位传奇人物，也是犍陀罗的“百科全书”，他的游历近乎全境，求寻知识智慧，收集佛教典籍。他的旅程是人类的伟大史诗。拜他的记录所赐，犍陀罗历史中很多不为人知的方面得以显现。他到达犍陀罗之时，正值犍陀罗佛教和佛教艺术余晖将尽之刻，因此他的故事，如现存多个语言版本的《大唐西域记》非常重要，是考古发现的重要探讨依据。

但最复杂的问题是根据玄奘到访或提及的地点，来确认他在犍陀罗的行走路线。目前已有的一些零散研究成果中有不少矛盾之处，有的仍缺乏可靠证据。因此，需要基于考古发掘的新信息，对之前确定的某些路线和地点进行纠错、调整和实证。

穆罕默德·纳西姆·汗教授重走玄奘曾行走过的路。受访者供图

此外，学者们普遍认为，玄奘到访犍陀罗的主要目的是朝拜佛教圣地，且只做了与佛教有关的记录。但最近发现的印度教圣地克什米尔·斯马斯特(Kashmir Smast)遗址则表明，玄奘并没有错过走访其他宗教场所的机会。因此我们需重新审视玄奘记载的犍陀罗之行，尝试还原他真实的行走路线。对“玄奘之路”的全新研究，可助我们追溯这些佛教遗址的路线和距离，发现它们的初始名称，以及在它们存续期间，其名称的词源如何及为何发生变化，进而探究玄奘到访时这些佛教遗址的状况、遗址所属的佛教派别或团体，纠正一些明显错误，呈现犍陀罗文明的更多面貌。

中新社记者：在古犍陀罗地区的考古中，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发现？

纳西姆·汗：犍陀罗文明及其考古研究总是充满了惊喜和迷人之处。我的工作主要涉及四个不同领域：考古学、古文字学、佛教艺术和犍陀罗宗教。近年来，这四个领域均有重要发现，显著改变了犍陀罗的历史年表，展现了地方语言的书写、宗教实践和佛教艺术面貌，有些也与古代中国息息相关。

穆罕默德·纳西姆·汗教授发现的犍陀罗古文字——科希文。受访者供图

其中最重要的考古发现是阿齐兹德里(Aziz Dheri)佛教遗址，它帮助我们建立了犍陀罗从公元前5世纪到12世纪的完整文化轮廓。在对古代文字和语言的研究中，我发现并研究了最早用佉卢文(Kharoshthi)和犍陀罗方言书写的大乘经文。同时还发现一种新的文字，我释读为科希文。这一发现表明，在佉卢文和婆罗米文(Brahmi)之外，还有第三种重要的犍陀罗文字。

对该地区宗教景观的研究也颇有收获。人们普遍认为佛教和佛教艺术是犍陀罗的唯一宝藏，但在克什米尔·斯马斯特的发现表明，公元前2世纪至12世纪期间，印度教与佛教在犍陀罗并存。在佛教艺术方面，我自认为最重要的发现是犍陀罗壁画，该发现对“犍陀罗地区因为气候条件所限而没有壁画”的理论提出了质疑。

穆罕默德·纳西姆·汗教授考古发现的犍陀罗壁画。受访者供图

整体而言，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犍陀罗文明所呈现的整体美感。所有这些新发现都从根本上改变了犍陀罗的历史、文化和宗教图景。

中新社记者：犍陀罗是东西文明的交融之地，它曾如何扮演世界文明枢纽的角色？

纳西姆·汗：古犍陀罗位于世界文明十字路口，自古以来在欧亚大陆发挥枢纽作用。相关文献记载，犍陀罗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战之地，是阿育王争霸并传播佛教之地，后来也成为佛教和印度教信徒学习教义的高地。犍陀罗是著名的智论之地，两所著名的古学院——塔克西拉(Taxila)和克什米尔·斯马斯特(我认为可能是印度教最早的学府)都坐落于此。公元前1至2世纪，丰裕富饶的物产和知识财富使犍陀罗地区成为中亚游牧民族的涉足之地。贵霜王朝时期，王室成为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教的信仰者与赞助者，犍陀罗的声誉随之达到巅峰。据传，世界上的第一尊佛像就诞生在犍陀罗。这里还是佛教向阿富汗、中亚、中国、朝鲜半岛等地区传播的源头。

古犍陀罗遗迹。受访者供图

穆罕默德·纳西姆·汗教授在古犍陀罗遗址考古。受访者供图

同时，犍陀罗艺术也被认为是印度、希腊、罗马、中亚等不同文化与文明融合的代表。一直以来，来自不同地区的入侵者、外交使节、朝圣者和商人经由不同路线到达或途经犍陀罗，这些路线成为宗教传播的渠道。公元前1世纪左右，佛教通过不同贸易路线渗入周边国家，其中最著名的是连接中国和地中海地区的丝绸之路。我认为，佛教很可能在公元1世纪初，即中国新朝时期(公元9-23年)前后就从犍陀罗传入中国。在克什米尔·斯马斯特遗址中发现了中国古钱币，其中包括王莽发行的一枚货泉币。我正在进行的研究表明，犍陀罗佛像与中国汉代墓葬的一些形象，在图像和风格上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

中新社记者：曾辉煌数百年的犍陀罗艺术为当今世界留下了怎样的文化遗产？

纳西姆·汗：作为不同文明的交汇处，犍陀罗经历、融合、理解和同化了外来元素对其文化的侵入，这一点在犍陀罗艺术中得到充分体现，这是一种得到完美呈现的“中和”的艺术。犍陀罗艺术不仅传达了佛陀的教义和生平，也表现了当时当地的生活方式、服饰、环境、动植物群、语言和文字，还体现了当地艺术家在何种情况下，如何将外来元素融合并采用到自身文化表达中。因此，犍陀罗艺术不仅用于传播宗教，也展现了对他者的善意，以及关于和谐、友爱和尊重的教诲。这可能就是佛教和佛教文化能传播到邻国并被广泛接受的原因。

山西省大同市云冈石窟。云冈石窟的佛像风格受到犍陀罗艺术的影响。肖派古 摄

我认为，犍陀罗艺术包括了几乎所有形式的艺术作品，如雕塑、壁画及钱币上的图像等。犍陀罗艺术是一种离中国最近的、表现古代中国与世界进行文明交流互鉴相当有说服力和证实性的艺术类型。虽然对它的研究，还需要通过与当地及其周边进行互相验证的方式，来解决许多本源性的问题——这也恰是我学习玄奘，反向来到中国的原因——但犍陀罗佛教艺术所具有的温和气质，在成就其艺术之美外，也是不同文明间和谐宽容相处的象征。张开双臂，怀着希望去看待它，将使我们更好地接近和理解犍陀罗艺术的语言，也靠近古代文明给予我们的智慧。

作者简介：穆罕默德·纳西姆·汗(M. Nasim Khan)，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巴基斯坦国家文化遗产管理委员会成员，以研究犍陀罗文明为专长。他在法国、英国求学和工作后，于1997年回国加入白沙瓦大学考古系，2017年获国家功勋教授称号。2015年，因在犍陀罗文明研究和教学方面的杰出表现，荣获巴基斯坦“卓越之星”国家荣誉奖章。曾在大英博物馆、剑桥大学、海德堡大学、创价大学等国际学术机构担任学术职务并获诸多奖项，在田野考古方面拥有丰富经验。2023年9月加盟上海外国语大学，担任世界艺术史研究所犍陀罗研究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