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识局：四年后的美国，他们仍然“无法呼吸”

中新网5月25日电：(魏晨曦)当地时间2020年5月25日，美国一名非裔男子的死亡，震惊世界。

在遭到警察单膝跪压颈部“致命的9分29秒”里，他喊了27次“我不能呼吸”，却仍没能逃脱将他推向“死神”的那双手。

乔治·弗洛伊德——这个名字，以一种悲伤的方式，被世人记住。

四年过去，个案的正义伸张，不但没有带来系统性的改善，流沙之上的“人权堡垒”更是不断塌陷。人们不禁发问，为什么在美国，弗洛伊德们，越来越多？

接受中新网采访时，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指出，这些现象的发生，实际上反映出美国自身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毒瘤”难以拔除，其自身治理存在严重缺陷。今天的美国社会，距离“平等”这一理想目标，还很遥远。

当地时间2021年5月25日，美国纽约，民众纪念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去世一周年。

“他不会是最后一个”

在美国，悼念和抗争从未停止，因为弗洛伊德“不会是最后一个”。

“黑人的命也是命！”自弗洛伊德事件以来，许多非裔美国人纷纷走上街头。反种族歧视和反警察暴力的呼声，在全美范围内持续高涨。

近年来，在5月25日这一天，全美各地的人们，会以多种形式纪念弗洛伊德。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举行网上默哀，美国多地官员单膝跪地数分钟悼念，反抗游行和演讲活动不断上演……

弗洛伊德的家人，为宣扬种族平等，也在为推动美国警察问责制建设而努力。

弗洛伊德的遭遇不是个案，而是美国非裔等少数族裔承受警察暴力行为的缩影。

据美国“警察暴力地图”网站统计，2023年，美国警察使用暴力手段，共致至少1247人丧生。其中，只占美国总人口13%的非洲裔，在所有受害者中占到了27%。

截至2024年5月10日的数据显示，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全美国有433人命丧警察之手。

在美国，非裔美国人屡屡成为暴力执法的受害者——近期，舆论再次聚焦美国社会这一痛点。

2024年4月，美国俄亥俄州坎顿警方接到一起单车撞车事故的报警。随后，一名叫做弗兰克·泰森的53岁非裔男子，被警察用膝盖跪压约30秒，期间多次表示“我无法呼吸”，经医院抢救无效后被宣布死亡。

5月，在佛罗里达州，居家的23岁美国空军现役飞行员罗杰·福特森听到敲门声，出于警觉，回屋取出一支手枪并打开了门，随后遭警察枪杀而亡。中枪的福特森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无法呼吸”。针对被公布的视频内容，家属指出，警察开枪前并没有要求福特森放下武器。
　
“作为一位年轻的非裔，他曾为这个国家而战。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国家会站起来为他而战吗？”在福特森的葬礼上，牧师夏普顿发出质问。

从弗洛伊德，到弗洛伊德“2.0版”“3.0版”……一桩桩针对非裔美国人的警方滥用暴力事件，发人深省。四年过去了，美国的种族歧视“毒瘤”，“毒性”愈发强烈。

当地时间2021年4月20日，乔治·弗洛伊德家属的律师克朗普及其家人在宣判后发表声明说，“今天判决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个城市，它对国家甚至世界都有重大影响。美国非裔的正义也是整个美国的正义。”

“我无法呼吸”

“我无法呼吸”，是承受致命重压之下的弗洛伊德们，留下的同一句话。背后更是他们对美国种族歧视、警察暴力执法等诸多社会问题的无奈呐喊。

究竟是什么原因，酿成了悲剧？

首先，美国一些地区的警务工作中，滥用暴力行为普遍存在。

“弗洛伊德事件发生之前，美国国内警察的执法过程中，非裔被滥用暴力或遭遇枪杀的情况早已屡见不鲜。”李海东对中新网指出。

2018年，在明尼苏达州，31岁的非裔美国人瑟曼·布莱文斯在持枪穿过一条小巷时被枪杀，当时他大喊着“我什么都没做，请不要向我开枪”。

2019年，在科罗拉多州，当地警察局接到一起“有可疑之人在郊区出现”的报警，不久后，23岁的非裔男子伊利亚·麦克莱恩被警察强行拘留。当被按倒在地遭扼喉之际，他七次向警察哀求：“我不能呼吸”，随后被医护人员注射氯胺酮。三天后，麦克莱恩被宣布死亡。

第二，是充满偏见的社会认知。

李海东认为，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毒瘤”难以拔除，是导致弗洛伊德之死等类似事件最根本的原因。

李海东表示，“种族主义，是从美国这个移民国家自诞生时就带有的‘基因’，在其将近250年的发展中，这个问题不但没有被很好地解决，反而还在持续恶化。”

《纽约时报》指出，包括明尼阿波利斯在内，一些美国本土的警察局普遍存在种族歧视现象。种族歧视已深深嵌入美国社会的各方面，几乎与其社会制度密不可分。更致命的是，“白人警察杀死非裔可能无罪”，几乎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固定印象。

当地时间2020年5月30日，反种族歧视抗议活动继续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美国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暴力执法死亡事件持续发酵。 中新社记者 陈孟统 摄

“从失望到绝望再到沉默”

“非裔等少数族裔群体对其自身在美国社会中所处的政治、经济或文化地位的感受不同，由于长期遭受种族歧视和偏见，他们对于任何涉及种族歧视的语言、行为和政策都很敏感，这就导致一旦出现弗洛伊德类似事件，这一群体的爆发力就会特别强。”李海东说。

李海东进一步指出，这种现象也反映出，当今美国社会距离“平等”这一理想目标还很遥远，“美国自身的治理存在严重缺陷”。

随着美国反种族歧视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不断兴起，一方面，美国各地一些警察迫于压力纷纷辞职；与此同时，要求削减警察部队开支的呼声，也在全美多地响起。不过，《纽约时报》指出，这项运动基本上“没有成功”，有些警局的预算甚至还在增加。

近年来，美国总统拜登多次呼吁国会通过“有意义的”警察改革法案，但直到如今，该法案仍然进展甚微，警察体制改革依然遥遥无期。

个案的正义伸张，为何没有促使美国带来系统性问题的改善？

李海东认为，美国民众的身份认同正在削弱甚至消失，他们的国家认同也在变得“高度混乱”。

“话语权更大的精英群体认为自己是美国人，而对于许多少数族裔和底层白人而言，他们不认同自己是美国人，反而觉得是被国家抛弃的那一拨人。”李海东分析称，一些民众身份认同上的“高度混乱”，导致美国社会难以产生内聚力。

他补充说，许多美国民众通过自身经历，尤其是像弗洛伊德这样的悲惨遭遇，切实地感受到国家没有维护他们的权利，于是不再相信精英的那一套话语。

李海东指出，在就业、医保和教育等方面，美国政客或精英群体采取的政策，长期以来未能解决各族裔群体的诉求。这导致美国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对于这个国家的既有体制或政策感到失望，并从开始的失望，到绝望，再到无语，直到成为“沉默的大多数”。而在美国，这种恶性循环没有被打破。

美国民权运动的标志性歌曲《改变即将到来》，曾在弗洛伊德的葬礼上响起。然而，倘若美国警察执法时滥用暴力的现状没有根本性改变，种族主义弥漫的社会氛围也无法改善，“弗洛伊德”们的 “无法呼吸”之“痛”，又将如何愈合？(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