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路则权：孔庙十三碑亭碑刻为何有少数民族文字？

中新社济南9月28日电 题：孔庙十三碑亭碑刻为何有少数民族文字？

——专访尼山世界儒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路则权

作者 于海涛 赵晓 李欣

9月28日是孔子诞辰纪念日。位于孔子故里山东曲阜的孔庙是祭祀孔子的重要场所、儒家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国历代崇儒的见证，而坐落其间的十三碑亭尤具代表性。亭内陈列大量碑碣石刻，记录了不同朝代加封孔子、修庙祭庙的历史。令人惊奇的是，除汉文外，还有八思巴文(元代蒙古文)、满文等文字刻写的碑文。

圣贤庙宇内的碑刻为何出现多民族文字？“刻在石头上的文献”记录了什么内容？有何深层含义？尼山世界儒学研究中心交流合作部副部长、研究员路则权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揭示孔庙十三碑亭背后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解开萦绕人们心头的一个个问号。

孔庙鸟瞰图。曲阜市官方供图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孔庙十三碑亭建于何时？经历了怎样的延续过程？

路则权：曲阜孔庙作为儒家文化的圣地，集中保存了一大批碑刻文献，其中不少陈列于第六进院落中的13座古亭中。高大的亭子分成两行排列，“南八北五”共13座，并且多以赑屃(又称鰲、龙龟)作趺，因此被称作“十三御碑亭”，简称“十三碑亭”。

南8座碑亭中，4座为金、元建筑，4座为清代建筑。北5座碑亭，均建于清代。其建筑形式大同小异，重檐歇山式、黄琉璃瓦顶，平面呈方形，三间见方，明间开敞，稍间砌墙。亭内保存了唐、宋、金、元、明、清及民国时期所立石碑50多通。

除十三碑亭外，第六进院落的东南和西南两角还露天竖立许多碑刻，素有“小碑林”之称，记载的内容多为历代大臣、文人修庙、祭庙、拜谒孔子等。

孔庙十三碑亭。(资料图)张建中 摄

中新社记者：孔庙十三碑亭中的碑刻记录了什么内容？

路则权：孔庙十三碑亭的碑文，多是皇帝对孔子追谥加封、拜庙新祭、派官致祭和整修庙宇的记录，由汉文、八思巴文、满文等文字刻写。这些碑刻是研究历代帝王尊孔祭祀以及孔庙修建沿革发展历史的重要资料。

比如“大唐赠泰师鲁先圣孔宣尼”碑，是十三碑亭中较早的唐碑之一，碑文主要是对孔子的追赠和尊崇，体现了唐朝时期孔子地位的崇高，对于研究唐代的尊孔及当时的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再如，“阙里至圣先师孔子庙”碑记载清康熙二十三年谒孔之事。碑文记道：“朕忝作君，启牖下民。深惟夫子师道所建，百王治理备焉。舍是而图郅隆，曷所依据哉。因勒文于石，彰朕尊崇圣教。以承天治民之意。”体现了康熙对孔子的尊崇及对儒家文化的重视。

“大元追封大成至圣文宣王”碑，用八思巴文和汉文刻制。李明芮 摄

中新社记者：孔庙十三碑亭的碑刻中出现少数民族文字，反映了什么？

路则权：从政治角度来说，自汉代以来，中国历代帝王通过对孔子的尊崇和对孔庙的重视，发挥儒家思想的管治功能，实现思想文化的融合统一，促进不同民族在政治理念上的认同。比如，由少数民族政权建立的元朝和清朝，大力推崇孔子和儒家文化，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汉族等其他民族的认同，体现政治上的融合与统一。

就文化层面而言，不同民族文字在碑刻上的呈现，反映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如八思巴文是元朝国师八思巴创制的蒙古族文字，它出现在孔庙碑刻中，展现了蒙古族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满文碑刻亦如此，彰显满族文化与儒家文化的结合。各民族对孔子和儒家文化的认可，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增强了民族之间的文化认同。

从民族融合的角度看，从唐朝到清朝，碑刻中不同民族文字的演变和使用，反映了不同时期民族融合的情形和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民族在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交流不断加深，民族融合的程度也不断提高。

孔庙十三碑亭中的碑刻。李明芮 摄

中新社记者：历史上，少数民族如何借鉴学习和传播儒家思想？

路则权：首先，在政治层面，如元朝中后期恢复科举制度，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选拔人才。清朝更是大力推行科举，通过八股取士选拔出众、熟悉儒家经典的官员。科举制度为政权提供了稳定的人才来源，这些人才将儒家思想带入政权的各层面，推动了儒学的传播和应用。

其次，在教育体系推广上，为了更好地学习中原文化，少数民族政权积极建立教育体系，大力推广儒学，如金朝设立国子监，教授儒家经典，培养了大批精通儒学的人才；清朝在各地设立官学，以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同时，一些少数民族贵族也积极创办私学，邀请儒学名士讲学，推动儒学在民间的传播。

元朝时期还将《论语》《孟子》等经典翻译成蒙古文，使得蒙古贵族和民众能够更直接地学习和理解儒家思想。

此外，在文化交流融合方面，少数民族通过与中原地区开展文化交流，吸收儒学思想，促进文化融合。一方面，少数民族尊重儒家学者，给予他们较高的地位和待遇，另一方面积极吸收中原的文化元素，与本民族文化相融合。例如辽朝的诗词、绘画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体现出儒家的审美观念和价值观；清朝的小说、戏曲等文学艺术形式更是在融合中原文化和满族文化的基础上，得到了极大发展。

总之，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政权通过政治制度借鉴、教育体系推广和文化交流融合等多种方式，借鉴中原地区文化，学习传播儒学典籍，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融合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清康熙“御制至圣先师孔子赞”碑。李明芮 摄

中新社记者：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有何影响？

路则权：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倡导礼治秩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儒家思想中的礼治秩序，强调道德规范和人伦关系，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价值认同的基础。礼治秩序所包含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观念，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追求。这些道德观念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举止，同时超越民族、地域的界限，使不同民族的人在价值观念上有了共同遵循，增强民族之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同时，儒家所强调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五伦关系，确立了社会的基本人伦秩序。这种人伦秩序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得到广泛传承和弘扬，成为维系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纽带。

二是儒家思想中的礼治秩序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融合与传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上，随着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频繁，儒家礼治秩序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如礼仪、教育、文学、艺术等，被不同民族吸收和借鉴，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

礼治秩序同时通过教育、家族传承等方式得以传承和发扬。从古代的私塾、书院到现代的学校教育。家族传承中，长辈通过言传身教，将儒家的道德观念和礼治秩序传递给后代。这种文化传承使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得以延续，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三是儒家思想中的礼治秩序有助于强化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礼治秩序强调爱国思想，使人对国家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历史上，各民族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共同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努力，无论是抵御外敌入侵，还是在国家建设中，都紧密团结，共同维护国家利益。

在遵循礼治秩序的过程中，各民族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和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的一部分。

进入新时代，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领下，各民族文化得到更好保护和传承，进而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推动文化的创新和发展。(完)

路则权。受访者供图

受访者简介：路则权，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交流合作部副部长、研究员，首届济宁市“尼山学者”。曾任孔子研究院学术交流部副部长(主持工作)，易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海外儒学研究与传播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儒学及传统文化、史学理论研究。参与国家社科规划项目《多维视角下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新史学关系研究》，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重点项目《曲阜石刻文献视域下的儒学与历代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曲阜儒家石刻文献集成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