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贡森：亚洲繁荣如何走向下一个50年？

中新社杭州1月14日电 题：亚洲繁荣如何走向下一个50年？

——专访浙江(浙江大学)国际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贡森

作者 奚金燕 蓝伊旎

亚洲发展前景既充满活力，又兼具多样性。亚洲地区拥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过去50年中实现了经济显著增长和变革，同时也面临新挑战。

数字技术崛起、地缘政治变局，以及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等挑战，正在重塑全球发展格局。作为新兴经济体，亚洲如何走向下一个50年？近日，浙江(浙江大学)国际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贡森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回顾过去50年亚洲发展脉络，分析变革世界中亚洲的挑战和未来发展。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过去50年亚洲的发展脉络？

贡森：现代化和工业化首先在欧洲发生，之后拓展到亚洲。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发展，但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亚洲整体上还比较落后。自20世纪60年代末“亚洲四小龙”出现后，世界经济中心逐渐转向亚洲。按购买力平价计算，2022年亚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已占全球的43%。

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使亚洲主要发展指标显著改善。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极端贫困率，从1980年的近70%下降至2018年的7%以下。同时，亚洲国家在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方面的指标也有大幅改善。

可以说，50年来，亚洲已成为全球的制造、贸易和投资新引擎，地区出口多元化，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城市蓬勃发展，拥有熟练的劳动力、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和消费能力。同时，亚洲的发展也促进了全球和区域治理结构的转变。

中新社记者：50年来，亚洲地区实现显著增长和变革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贡森：亚洲被认为是高度异质化的国家所形成的发展共同体，其发展具有多样性。从不同时期的出版物中，可以观察到亚洲发展的多维变化和挑战。

1968年，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的《亚洲的戏剧》一书，将亚洲视为发展非常缓慢的经济停滞之地。1993年，世界银行报告《东亚奇迹》，认为亚洲快速和持续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市场友好政策和实用主义政策。2020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亚洲的繁荣之旅》，认为亚洲经济成功源于很多因素，包括地区的和平稳定、有利的人口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人口红利)、良好的外部经济环境(当时发达国家奉行自由贸易和投资政策)。

具体来看，亚洲快速增长的第一个关键政策驱动因素是依靠市场和私营部门，将市场作为增长引擎，并通过积极的国家干预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第二个政策驱动因素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资源从传统的农业转向现代工业和服务业，通过投资学校和教育改革提升人力资本，同时加快技术进步。

此外，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都采用了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最初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的出口，后又出口汽车、电子设备等高附加值产品。经济特区的设立，使亚洲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外国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许多经济体得以参与区域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

50年来，亚洲已发展为冈纳·缪尔达尔无法想象的繁荣区域。事实上，学界也总结了一些亚洲的成功经验，如日本经济学家提出的“雁形模式”。当然，也有一些有争议的政策，如许多亚洲经济体采用针对性的产业政策促进发展，使用不当可能会导致权力寻租、不公平竞争和效率低下；而印度、菲律宾等国依靠服务业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经验，也让许多人提出“工业化是否为必由之路”的疑问。

当前，依然没有特别多的理论来总结亚洲发展经验，主要原因是亚洲发展研究仍受西方发展模式和理论影响。但西方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亚洲经济社会发展。为了亚洲自身行稳致远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从中学习借鉴，亚洲需建立基于自身实践的经济理论、政治理论和社会理论。

中新社记者：当前亚洲地区发展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应如何应对？

贡森：世界正处于发展战略的转折点。过去行之有效的战略，可能在未来数十年内不再奏效。特别是推动“东亚奇迹”的以制造业和出口为基础的增长战略，已不再适用于低收入国家。

亚洲开发银行2020年的模拟结果显示，未来50年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将明显下降，但经济总量将维持显著扩张的势头，主要由中国和印度驱动。

而亚洲经济增长将从过去的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不断深化的区域内贸易和投资联系，将为区域经济持续增长创造机会。

因此，亚洲未来50年的发展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和有效政策。亚洲经济有潜力继续快速上升，进而重塑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版图。

新技术、气候挑战以及全球化的重构，都要求发展中国家采取新的发展方式和路径。因此，各国政府需要提高自身治理能力，直面挑战。

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可在两个领域发力，分别是绿色转型和更高质量的服务业就业。绿色转型，首先是能源系统转型，即从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其次是农业现代化转型，通过提高农业生产率进而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最后是降低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中的脆弱性，建立抵御海平面上升、沙漠化和极端天气的防御系统，增强基础设施和城市的抗灾能力，加大对灾害风险管理的投资。

此外，服务业将是亚洲发展中国家主要的劳动力吸纳部门。为此，政府应鼓励大公司在非可交易服务部门创造低技能工作岗位，同时为小型企业创造提高生产力的投资机会，并投资于补充而非取代低技能工人的服务部门技术。通过发展服务业，创造更好、更高效的就业机会。

从更广视野来看，21世纪可能演变为一个多极平衡的时代，也可能面临不稳定性和风险。国际社会应避免保护主义和地缘经济分割，致力于全球合作。亚洲需要建立更具活力和有效的区域合作机制。当前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亚洲各国在确保供应链稳定的同时，应增强区域增长动力，提升风险防范化解能力，思考如何实现亚洲内部的大循环，寻找亚洲经济腾飞的“新腹地”，促进未来全亚洲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帮助那些最不发达的亚洲国家实现脱贫致富，融入亚洲现代化的大格局中，需要亚洲解决方案。亚洲已有很多区域性、次区域的合作平台和机制，应注重总结实践经验，在加强区域合作时重视包容性和开放性。

为推动中国与东盟、中亚国家的数字经济交流合作，浙江(浙江大学)国际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创立并举办了首届亚洲发展论坛。未来，此类平台应发挥更多作用，通过不同领域、不同界别对话，产出更多研究成果和知识产品，为亚洲和平与繁荣共同努力。

中新社记者：变局之中，中国的发展带来哪些启示？

贡森：中国采取了一些促进数字经济转型的产业政策，包括在每个细分领域设置政策试点，由链长单位牵头设计技术方案，政府提供资金补助等，对技术应用场景迅速增加、设施设备快速升级影响很大。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比如，完善的交通设施建设就为外卖快递行业的高速发展提供保障。

政府和市场紧密合作很重要，中国工业化进程充分体现了这条基本原则，数字化转型也在证明其有效性。

此外，数字经济非常耗电，中国“东数西算”工程有效利用西部地区气温较低、绿色能源较多的优势，将东部地区密集的算力需求有序引导到西部地区，既解决了数字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又缓解了东部地区的能源紧张问题，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对亚洲地域广阔的国家有一定借鉴意义。

在发展的内生动力方面，中国则采用分步骤解决减贫问题的方式。中国实践形成的减贫经验，或将为亚洲贫困治理和减贫合作带来重要启示。(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