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蓉：从东方到西方，“诗仙”李白何以情动世界？

中新社北京2月13日电 题：从东方到西方，“诗仙”李白何以情动世界？

——专访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李春蓉

中新社记者 高凯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瑰宝与巅峰之作，李白的诗歌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而且受到西方汉学界与文化界的广泛关注与推崇。李白的诗歌以豪放洒脱、境界高远、意境广阔著称，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跨越了时空与文化的界限，穿越时空，不仅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持续探讨与研究，亦深深打动西方读者的心灵，激发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

李白诗歌何以突破文化壁垒，“诗仙”李白何以情动世界？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李春蓉近期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李白诗歌在西方的传播状况及其背后的动因等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李白诗歌在西方的传播经历了哪些主要阶段？其主要特点和代表性事件是什么？

李春蓉：1735年，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Du Halde)在其编纂的四卷本巨著《中华帝国全志》中首次提到李白，“诗仙”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流播自此开启。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巅峰之作的李白诗歌一直受到西方汉学界、文学界的广泛关注。李白诗歌在西方的译介先后经历了18世纪、19世纪的发轫期，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期，以及20世纪下半叶至今的繁盛期。

发轫期的代表性事件是欧洲“李白热”的出现，这主要得益于传教士的传播、欧洲浪漫主义的兴盛、诗人的创造性参与，以及欧洲对东方的神秘想象等；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期，中国学者的参与、中西学者的合作、西方汉学群体的学术交流促成了李白诗歌西传的长足发展。这一时期，以李白诗歌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对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上升到新高度，甚至影响了现代西方诗学与诗歌创作。意象派诗人庞德(Ezra Pound)在美国掀起了以翻译李白诗歌为代表的“唐诗热”。1915年，庞德出版了汉诗英译集《神州集》，全书共收译诗19首，其中李白诗歌达12首之多。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基于中西文明互鉴的学界共识，以宇文所安、托洛普采夫、顾彬等为代表的汉学家共同建构了李白诗歌西传的盛景，完成了李白诗歌西译的“经典化”历程。李白诗歌进入西方各国的权威性文学作品选集和工具书，进入大学课堂，成为经常被引用的经典篇章。

中新社记者：李白诗歌在西方社会的接受度如何？为何能吸引西方读者？

李春蓉：自1735年至今，李白诗歌西传已有近300年历史。19世纪欧洲的“李白热”、20世纪美国的“唐诗热”都充分表明李白诗歌在西方存在广泛传播。西方国家研究者通常把李白与本国的伟大诗人相提并论，这也体现了李白及其诗歌被接受和欣赏。在西方读者眼中，李白是比肩古希腊诗人阿那克里翁、德国诗人席勒、英国诗人华兹华斯、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的伟大诗人。

至于李白诗歌为何能如此吸引西方读者，我认为首先是诗人特立独行的性格特点，其次是诗歌创作天赋。正如英国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所言，李白以“自负的文字功底”和“天才的直觉”使其诗歌飞扬飘逸，并激发读者心灵深处的共鸣。李白诗歌之所以吸引读者，不仅在于其非凡的语言表达能力，更得力于其诗歌所具备的情感张力。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也认为，李白的诗风独特，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是形成诗人独特风格的根本原因。其跌宕酣畅的诗歌语言，来自于天才的灵感，因而无可比拟、无从效仿。

中新社记者：李白的诗歌有大写意的东方审美趣味，从您的研究出发，您认为李白诗歌的哪些特质使其能够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情动世界？

李春蓉：我认为，在西方汉学界，李白是唐诗乃至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不可替代的表征。李白诗歌中“欲上青天揽明月”的浪漫情怀、“扶摇直上九万里”的自由洒脱、“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乐观精神等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认同，超越时间与空间，不断激起不同文化、不同文明间的碰撞与共鸣。这些特质使其能够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穿越时空，情动世界，在西方文化语境中受到广泛关注。

法国散文家、文学评论家蒙太古从比较文学的视野，审视来自神秘东方的李白与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海涅的诗作。蒙太古敏锐捕捉到了李白与海涅的相通之处，并从中西方异质文学中找到了相似的文学内核——抒情性。蒙太古认为，抒情诗这种颇具创造力的文学形式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人与欧洲人，在丰沛情感的表达上所拥有的共通之处。

中新社记者：诗歌走向世界，为西方读者所熟知必然要通过翻译，李白诗歌的翻译面临哪些主要挑战？应如何克服这些挑战？

李春蓉：比较文学学者曹顺庆先生曾说，翻译作为一种语言形式的转换过程，变异在其中如影随形。

翻译是李白诗歌走向世界的关键。如何将李白诗歌的文化意象、诗歌意境、感情色彩和想象因素纳入他国的文化土壤并获得“后起的生命”，是译者面临的重要问题。

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必然需要通过翻译实践去开启传播与接受的途径。然而由于中西文化差异，经过译者的文化过滤，不可避免地会生发出种种剥离于原义的误读和变异。如何尽量减少误读和变异，是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研究必须面对的挑战。

我认为，中外合作是更好的模式——中国译者把握内容不被曲解，同时给予母语译者在叙事和表达方式上的充分自由。基于中西语言文化的差异，面对不同受众，应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针对西方普通大众读者对中国文化尚存较大“认知差”的现状，我们应给予“认知差”弥合过程足够的时间和耐心，对于优秀译者的专业判断，也要给予更多尊重与信任。某些情况下，译作中存在适度的变异，有利于消除普通读者的阅读障碍，降低认知难度，增加译文的可读性，扩大传播的受众面。

对于学术研究性译本，译文应最大限度保留原文的文化特色，这有利于推进中西学术交流。例如，在翻译唐诗里的中国古代乐器“瑟”时，诗人约翰·特纳的英文译文“zither”采用了音译的翻译策略，目的在于最大限度传播中国文化，促进学术交流；诗人威特·宾纳则在译文中使用西方乐器“harp”(竖琴)来翻译“瑟”，目的在于增加译文的可读性和传播面。

中新社记者：作为一位研究者，您认为李白诗歌在西方的传播历程及其影响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流有何价值启示？

李春蓉：诗人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作为世界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唐诗是中国精神的文化表征。唐诗之所以能“走出去”并在异域土壤落地生根，缘于其体现的东方诗歌美学与西方诗歌美学的深度契合。

诗歌是全人类表达精神世界的共同艺术形式。李白诗歌在西方的译介既是中国文学外传的代表，也是中国文化在西方被接受的典范。自1735年至今，李白及其诗歌的生命力在西方文化视域中得到了扩展和延伸，艺术魅力长盛不衰。中国诗歌在西方的译介与传播既是中国古典文学生命力的延展，也是人类文化交流的美丽之约。今天的中国致力于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通过以诗歌为载体的文学叙事来传播中国声音，将会为促进中西文明对话与交流添加浓墨重彩的一笔。(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