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参事魏革军：因地制宜发展农村普惠金融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唐婧 北京报道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及，完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多层次普惠金融机构组织体系，优化普惠重点领域产品服务供给。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参事魏革军长期关注普惠金融领域，并多次就如何构建发展长效机制提出建言。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魏革军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围绕农村金融机构如何稳健发展、如何盘活农村资产破解融资难题等行业热点话题作出详细解答。
魏革军告诉记者，普惠金融是一篇大文章，其高质量发展涉及监管、金融、财政、产业等多个部门，需要各方协同发力，通过政策协同、信息共享、风险分担等措施，打破“各管一段路”的碎片化格局。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银行参事魏革军
发展农村普惠金融重在因地制宜
《21世纪》：您曾建议未来聚焦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并打造“小而美”“精而优”的乡土金融机构。请问在此过程中，应该如何应对涉农机构风险防控能力弱、盈利能力不足的问题？
魏革军：建立健全分工协作的金融机构体系对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新形势下，要加快推动各类金融机构坚守宗旨、回归本源，找准定位、优势互补，提升分工协作质效，切实增强竞争和服务能力。包括涉农机构在内的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是防范金融领域风险的重点。
对于已经暴露风险的涉农机构，要积极推进风险处置。处置风险的总原则应当是市场化、法治化，在操作层面要采取更加精细的措施，根据实际问题的类别，采取补充资本金、兼并重组、市场退出等方式，分类化解，精准施策。
对于正常经营的涉农机构，应当持续提升其风险防控能力。不但要制定明确的风险管理政策和流程，还要把这些政策流程落到实处；要持续强化管理层的风险意识，提升风险管理水平；建立有效的风险识别机制，定期评估和监测各类风险，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及时发现和应对潜在风险；加强信息技术和数据分析能力，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和风险管理工具，加强风险监测和预警能力，提高决策效率和准确性。
关于涉农机构的盈利问题，持续推动公司治理改革非常重要。许多地方的农村金融机构与现代商业银行公司治理要求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限制了其盈利能力，须持续推进改革。当然，我国农村依然保留着区别于城市的独有文化内涵，在改革过程中，也要避免简单照搬城市现代金融制度，不能将城市金融要素或现代金融制度简单地移植到乡村土地上。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合于自身的改革路径。
此外，应引导涉农机构不断强化业务能力，包括精准定位客户群体，推广个性化、差异化的服务模式；明确业务定位，坚守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本地市民的战略重点；立足区域资源和禀赋优势，围绕主要产业链进行持续性投入和积累，不断提升服务效率和产品适配度。
《21世纪》：您还曾建议要完善农村产权治理，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满足涉农主体多元化金融需求。能否进一步谈谈未来应该如何拓宽抵质押物范围，盘活农村资产资源？
魏革军：目前，我国农村资产资源规模巨大，但有很大一部分处于闲置或低效利用的状态。盘活这些资产资源，可以创造更多的合格抵押品，从而提高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投放意愿和水平，对于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是要分类施策，稳妥推进。对于经验成熟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等，鼓励金融机构扩大业务规模；对于生物活体等动产资产，要强化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运用，加强企业与金融机构在活体养殖方面的信息共享，破解信息不对称难题；对于林业碳汇抵质押贷款，要完善农村林业碳汇测算，加强与交易所合作，发挥交易所价值发现功能。
二是要用好数字化手段，深入挖掘涉农数据要素价值。鼓励金融机构加强跨机构、跨领域协作，比如通过卫星遥感、传感器、智能终端等，拓展农村地区数据采集渠道，发现农业产业全链条的“数字足迹”，农村金融机构根据数据评估农户的信用状况和农业生产风险，提高农业金融的可获得性和精准性。
三是要强化政策协同和风险分担。农村资产资源市场价格波动大，处置难度大，导致金融机构面临较大的风险溢价和违约风险。因此，要强化政策协同联动，一方面用好央行货币政策工具，提供低成本的资金支持，保持金融机构利差处于合理水平；另一方面，要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通过设立风险缓释基金、财政贴息等措施，降低金融机构风险，提高放贷的积极性。同时，针对农村资产资源处置难问题，探索建立**资产资源收储、流转机构，帮助金融机构处置不良资产。
构建激励相容、多方协同的长效机制
《21世纪》：激励相容的市场化制度安排对统筹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和商业可持续至关重要，能否谈一谈您对如何加快构建激励相容的普惠金融发展长效机制的思考？
魏革军：构建激励相容的普惠金融发展长效机制，核心在于优化制度设计，通过市场化机制和政策引导相结合，确保金融机构在服务小微企业、“三农”和新市民等薄弱群体时，实现商业可持续性和社会普惠目标的长期统一。
可从以下四方面加快构建激励相容的普惠金融长效发展机制。一是强化政策引导和激励。为促进社会公平、改善民生福祉，政策设计应突出发展重点，引导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重点领域和重点人群，同时也要保护金融机构的合理利差。综合发挥货币信贷政策、财税政策、监管政策、产业政策等激励约束作用，强化货币政策工具引领，优化普惠金融财税优惠政策，完善金融机构差异化监管政策，扩大普惠金融业务覆盖面。
二是进一步完善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信贷尽职免责机制。指导细化更具针对性和操作性的尽职免责规则体系，完善**仲裁、尽职免责案例示范等配套机制，确保权责对等、激励约束相容，最大限度调动从业者的积极性。
三是深化科技深度赋能。以数字技术驱动普惠金融发展，支持金融机构深度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科技手段，优化普惠金融服务模式，实现金融科技和普惠金融深度融合。
四是完善风险分担和保障体系。推动政府、金融机构、担保机构等多方合作，优化风险分担补偿机制，特别是要确保地方政府在普惠信贷业务发生风险后补偿及时到位，改善普惠金融风险防控环境。
《21世纪》：《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落地实施的过程中，应如何避免“各管一段路”的碎片化问题，真正形成“政、财、银、担”多方协同的长效机制？
魏革军：普惠金融是一篇大文章，其高质量发展涉及监管、金融、财政、产业等多个部门，需要各方协同发力，通过政策协同、信息共享、风险分担等措施，打破“各管一段路”的碎片化格局。
一是加强部门合作与统筹协调。健全财政、农业农村、工信、金融监管等跨部门常态化协作机制，通过定期召开会议、信息通报、工作交流、联合调研等形式，完善信息共享与沟通机制，强化政策协同机制安排，注重货币信贷政策、财政政策、监管政策、产业政策等衔接与配合，充分发挥政策合力。
二是搭建政、银、担信息数字化共享平台。搭建统一的普惠金融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整合政府部门、担保机构、金融机构等各方数据资源，实现企业信用信息、金融产品信息、政府政策信息等共享共用。
三是完善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深化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建设，坚持保本微利原则，提高对普惠小微市场主体的支持力度。如陕西省铜川市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推动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市县一体化改革，壮大担保实力、提升担保能力、强化风险分担；鼓励政府设立普惠金融风险补偿基金，用于风险分担、风险补偿、补贴、奖励等，提高金融机构积极性；探索多元化风险分担模式，实施“政银保担”四方合作框架下的新型贷款保证保险业务，完善信贷风险缓释机制，提高涉农主体融资可得性。
《21世纪》：普惠金融的发展不仅要注重发展速度，更要注重发展的持久性和稳健性。您认为中国应如何加快构建金融健康体系，确保普惠金融既“普”又“稳”？
魏革军：金融健康是普惠金融发展的高级形态，推进金融健康建设，有助于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目标实现。近年来，我国已在金融健康理论与实践探索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如陕西省铜川市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将金融健康作为推进试验区建设的一项重点工作，提出“金融消费者是自身金融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推动建立以“金融健康”为核心的金融知识教育、金融服务宣传体系，探索构建家庭及企业版“金融健康评估工具”并推动工具进一步迭代升级，持续提升金融健康评估的影响力和覆盖面。
下一步，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发力：一是将金融健康纳入普惠金融发展的中间目标和政策评估工具。金融健康作为普惠金融发展、金融能力建设和金融消费者保护所期望达到的直接结果，承担着重要的中间目标和政策评估工具的角色，可帮助监测和推动普惠金融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二是构建主观调查和机构客观业务数据相结合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目前，大多数主流的金融健康度量方法依赖基于调查的主观度量指标体系，而在金融机构实际操作中，一些客观的业务数据也能提供非常显著的信号，要构建基于主观调查和金融机构业务数据的综合金融健康指标体系。
三是践行ESG理念，服务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金融管理部门可探索将环境因素纳入金融健康框架，促进金融机构在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应对中采取更积极的作为，推动整个金融行业向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从而增强金融体系的长期稳定性和韧性。
四是细化金融行业行为准则。金融服务供应商要进一步细化以客户为中心的产品设计、负责任产品定价、正当营销与宣传、避免客户歧视或排斥、标准化信息披露、客户隐私保护、投诉解决机制等一系列行为标准，为客户提供更加透明、包容和公平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探索改革“试点经验”走向“示范标准”
《21世纪》：七省十地的普惠金融改革试点已积累一定经验，下一步将如何推动这些试点成果复制和推广，切实发挥试点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魏革军：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决策，近年来，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已在七省十地开展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各试验区因地制宜，依托资源禀赋，强化改革创新，在政策协同、模式创新、产品推出等方面探索出了各具特色、服务高效的普惠金融改革经验。下一步，可以探索推动各地“试点经验”走向“示范标准”，充分发挥普惠金融改革试点引领和示范作用。
一是系统性总结各地试点经验。对试点地区的成功做法、创新模式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在此基础上，制定标准化操作指南或政策框架，便于其他地区参考实施，并以合适的形式加大推广复制力度。同时，要建立评估与反馈机制，定期评估推广效果，收集反馈意见，及时调整优化推广策略。
二是在复制推广相关改革经验的过程中，要重点关注经验落地的适配度和在当地发展的可持续性。指导督促各地在充分考虑自身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做好经验推广的前期评估工作，选择契合当地发展实际的经验模式，并注重商业可持续性，避免因过度依赖政策支持而造成经验落地“水土不服”的情况。
三是优化监管与风险防控。要结合各地试点经验及复制推广情况，不断完善普惠金融的监管框架，确保创新与风险防控并重，通过建立动态监测和评估机制，及时发现并解决推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安全稳妥将已有试点经验惠及更多区域，形成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联动效应。
《21世纪》：您多次提到数字技术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能。但当前数字普惠金融仍面临地域不平衡、数据安全等痛点，未来应如何构建更健康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
魏革军：当前，数字技术正深刻改变金融服务模式，成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能。但在实践中，数字普惠金融仍面临地域发展失衡、数据安全风险等问题。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以系统思维统筹推进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构建安全、包容、可持续的数字普惠金融生态体系。
一是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现代通信技术、云计算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金融走深走实提供技术支撑。金融机构要加大对中西部农村等欠发达地区移动支付终端等基础设施投入，推动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落地。
二是强化技术赋能与场景创新。深化数字技术应用，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优化风险评估模型，实现更高效的风险评估、信用评估和客户服务，降低小微企业和农户的信贷门槛。拓展多元化服务场景，推动金融与民生场景深度融合，丰富适老化和无障碍金融服务，精准对接“三农”、小微企业等各类经营主体需求，减少技术排斥。
三是完善数据治理与安全机制。探索构建统一的数据标准与共享机制，加强金融信用数据、政务数据以及其他多维度社会信息的整合，降低数据获取成本。加强数据治理能力，强化隐私保护与合规管理，确保数据采集、存储、使用合法合规，提升数据要素价值创造能力，让数据变资产、资产创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