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纷争“靶子”：东南亚华人参政且行且谨慎

作者：环球时报记者 白云怡 ；驻泰国特派记者 俞懿春
来源:环球网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首位华裔省长钟万学，自两年前宣誓就职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当地的政坛明星，《印尼星洲日报》甚至曾形容，他代表着“印尼实现民主后，华裔新生代参政的一大突破”。然而最近，钟万学因备受争议的“宗教言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11月初，雅加达爆发了反对他的大规模游行;11月中旬，他被警方认为涉嫌“亵渎宗教”。在这一场风波中，钟万学的族裔身份或多或少被拿出来说事儿，他的华裔标签再次被推到台前。“尽管东南亚华人政治人物各自所处的环境不同，彼此政治立场也相异，但他们往往不得不夹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成为一个个‘夹心人’。”广西民大东盟研究中心研究员葛红亮对《环球时报》记者这样总结。

在华人群体和当地主体民族之间

“虽然被称为少数族裔，但在多数东南亚国家，华人所占的人口比例还是很可观的，这使主流社会不得不将华人群体包含在内。”马来西亚总理前政治秘书胡逸山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
马来西亚主要由三大族群组成，马来人约占67%，华人约24%，印度裔为7%，他们都有代表自身的单一族群政党。代表华人的是1949年成立的马华公会，其网站资料显示，该政党拥有110万名成员。而大马华人参政的最大特点就是以华人政党或社团代表华族群体参与。目前该国的总理府部长魏家祥、交通部长廖中莱等都是华人。
和马来西亚不同，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华人占比不高，但其影响力不容小觑。据《菲律宾星报》专栏作家李天荣向《环球时报》记者介绍，在菲华人占该国总人口约2%，他们“很少直接发声，主要通过支持政党或政治人物等方式间接参政，比如为他们提供金钱、资源、活动场地等”。李天荣说，在菲律宾，每个政党都有自己的华人朋友，为政治人物捐款最多的也是华人，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很大。
据了解，从上世纪80年代起，菲律宾华人对参政开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此之前的1975年，菲政府赋予在菲中国居民、移民及其子女公民权，成为菲律宾华人获得政治认同的重要转折点。2007年的菲律宾国会中，240名众议员里至少有24人是华裔，80名左右的省长里则有11人。
印尼华人占比的情况与菲律宾差不多。英国广播公司援引该国20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说，大约有280万华人生活在印尼，占该国总人口1.2%。但观察人士认为，实际数字应多得多，许多人因担心遭受排挤而不愿意承认自己有华人血统。印尼知名企业家林绵坤曾预计，印尼华人群体可能有1000万的规模。
与骆家辉等西方国家的华人政治人物不同，大多数东南亚华人政治家身上或多或少保留了中华文化的烙印。他们有人像胡逸山一样，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有的则像先后担任过印尼贸易部长、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长的冯慧兰一样，虽然已不太会说汉语，也有着一个当地名字Mari Pangestu，但依旧与中华文化有着难以磨灭的联系。
冯慧兰对《环球时报》记者回忆道：“在我小时候，华文教育是被禁止的，所以我一直上的是印尼人的学校，即使后来出国留学也是和其他印尼学生在一起。但在家庭生活中，我们保持了一些中华文化的传统和习惯，比如过中秋节、春节时会发红包，面条也是我们常吃的食物。”
这条中华文化的“根”带给东南亚华人政治家一些“先天优势”，但也造成了许多困扰。“华人身份自然地为政治家带来不小来自族群内部的支持率。”胡逸山对《环球时报》表示，但另一方面，也更容易面临其他族群的质疑，“比如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存在土族保护政策的国家，华人参政会更辛苦，尤其当华人希望获得平等对待，而当地土族却希望保留长久以来的特权之时”。
对于这种“辛苦”，胡逸山深有体会。“2009年我进入总理府，很多大马华人曾对我抱有很高的期望，期待我可以在教育文化等方面为当地华人争取到更多的平等待遇。当时，马来西亚政府长期拒绝承认学术水平比官方教育体系还高的独立华文中学的毕业文凭，造成了不少华人人才外流。所以我成了政治秘书后，就促成政府通过一家半官方的公司为一些华人中学的优秀毕业生提供奖学金，以帮助他们继续深造。”胡逸山说，“这对当地华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对其他族裔有些人而言并非如此。马来西亚不少人的想法是，让所有学生都进入官方的教育体系，接受马来语教育并被同化。”广西民大东盟研究中心研究员葛红亮认为，“这是华人自成一格的文化和民族传承遇到所在国主体民族的特权意识和同化政策时，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冲撞”。
为华人争取权益会导致其他族群不满，如果过于退让，则又容易在华人群体内部掀起波澜。2013年的马来西亚国会选举中，马华公会遭遇了“政治海啸”，作为大马第二大政党仅拿下7个席位。马来西亚媒体人安迪·刘告诉记者，这就是华人认为马华公会过于妥协的结果。他们觉得，马华公会无法在政治、经济和教育等方面为华人群体争取更多权益，所以用选票表达了不满情绪。

政治利益下的“方便靶子”

尽管受中华文化影响，但对于绝大多数东南亚的华人政治人物而言，中国仅是遥远的“祖籍国”，而他们真正认同的、热爱的仍是自己的国家。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华裔前官员都反复强调，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并不等于“心向中国”。
“1998年印尼发生排华事件时，我很伤心，因为虽然我们从民族上来说是华人，但我们更认同自己是一个印尼人，甚至我对印尼文化的亲近感还要多一些。”冯慧兰对记者说，“一直以来，我分得很清楚，我生在印尼，长在印尼，我是印尼人。在中国和印尼之间，我绝不会左右为难。”
在今年的菲律宾国会选举中，菲律宾华裔张侨伟成为该国历史上首位纯华人血统参议员。李天荣介绍说，张侨伟是第二代华人，他不仅熟谙闽南话，而且曾到北京学习汉语。不过，华人身份没有成为他的竞选因素，“菲律宾华人政治家很少提及自己的族裔身份。”
尽管如此，这些华人政治家和中国的关系总会被媒体或一些政治势力“拎出来说事儿”。“即使已经入籍，但华人的忠诚度永远被怀疑，永远是一个敏感问题。”要求匿名的印尼政治学华人学者对《环球时报》说：“不说远的，在钟万学事件中就有反对者称，如果他继续当选雅加达特区省长，会把印尼的原住民全部赶走，让大量的中国人移民进来，而他之前推动的雅京湾填海造地项目也是为了配合中国向印尼移民。甚至还有人说，中国派了500人来保护钟万学。”这名学者表示，“这些都是逻辑不通的胡扯，但在东南亚国家，攻击当地华人政治人物的声音里，多多少少都会指向一点，就是他永远效忠中国”。
这一矛盾在南海局势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紧张时往往尤为突出。葛红亮表示，东南亚各国内部面临着强大的民族主义压力，一旦与中国关系紧张，对华人警惕、猜忌的情绪就会上升。“对于华人政治人物来说，他们的行为只能更加谨慎，唯恐被其他国民误解为‘心向中国’，有时甚至会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因为这是更安全的选择。”
除了“夹”在华人与其他民族之间、祖国与中国之间，东南亚的华人政治人物也很容易在当地主体民族内部的利益争斗中“无辜躺枪”。葛红亮称，东南亚华人与所在国主体民族统治阶层不同利益集团间，有着十分微妙的关系，而这种微妙关系既为华人影响选举与政府决策提供了渠道，也容易使之受到这些不同利益集团间矛盾的侵害。事实上，钟万学事件的本质也是如此，有分析指出，所谓的“反钟万学游行”其实是剑指印尼总统佐科。
“在一个民主国家，政治的核心内容就是赢得选战，这意味着你需要使用一切办法，有时候甚至把一个群体作为‘靶子’来攻击，以便得到更多的选票。”胡逸山说，“所以即便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在艰难时期我们也很容易成为‘convenient targets(方便的靶子)’。有时候，这让我们精疲力尽。”而不愿透露姓名的印尼华人学者则认为，对华人政治家的攻击往往是特定人群的政治利益需要，尽管这部分势力如今已经慢慢地淡出了印尼及东南亚各国政府，但他们在街头以及其他空间里依然存在。

要谨言慎行，但无需刻意淡化华人身份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民族平等依旧只是一个‘乌托邦’。”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马来西亚太平洋事务研究专家对《环球时报》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这样的现实处境中，华人等少数族裔参政时需要适当调整自己的行为与态度，否则可能会付出“流血的代价”。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华人参政大多选择淡化自己的族裔身份，彻底融入当地主体民族，但东南亚的华人政治家却大多不愿这么做。“族裔身份是上帝给予的。”冯慧兰认为，印尼的华人政治人物并不需要刻意淡化自己的族裔身份，但的确有必要注意自己的言行，“比如我们应该尊重其他民族斋月的习俗”。
冯慧兰表示，当然，一般情况下大部分华人政治人物也不会刻意强调自己的族裔身份，“但有时也正因为这个身份，我们会比其他人更有人脉和信息的优势，因为印尼很多商业团体都有华人背景。”2010年上海世博会时，印尼政府一共批准了1500万美元作为印尼馆的建造预算。冯慧兰通过自己在商界的广泛人脉，从当地企业家等处又筹集了2000万美元的赞助，终于建成了历史上最大的印尼展馆，使它成为那次世博会上第四受欢迎的展馆。
“和当地其他政治人物相比，华人参政很多时候要格外注意‘恰到好处地’打中华文化牌。”胡逸山认为，“首先是要强调经济利益，此外时不时展现一些其他民族可以理解的、不带太多语言文字的中华文化，比如中国功夫、杂技、变脸等，让双方都感到舒适、有好感，可以接受你。”
总体而言，华人在东南亚国家的参政障碍正在减少。以印尼为例，当地华人学者对《环球时报》表示，自苏哈托1998年下台以来，华人参政的环境越来越好，愿意投身政界的华人也日渐增多，“尤其在雅加达等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民众对政治人物的族裔越来越不在意，而更关注他们的专业性和实际政绩。”冯慧兰认为，钟万学事件不会再次引发大规模“排华”。“印尼已经进步很多，我相信我们的社会已经有了足够的弹性、包容和成熟度来避免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
而在新的世界格局下，“祖籍国”中国的腾飞也为这些黑发黄肤的政治家们带来了新机遇。“华人政治家可以通过服务自己的祖国，在祖国和中国之间扮演一个‘桥梁’的角色”，冯慧兰对《环球时报》记者这样说。而她的政绩似乎就是这样一个例证：她就任印尼贸易部长前的2003年，印中年贸易额仅70亿美元;2011年她卸任时，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50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