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菲律宾人吉米：我看中国40年

菲律宾人吉米1971年来到中国，在中国超过40年的他可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通了。这40年，中国经历了沧桑巨变，身在中国的吉米不仅仅是这一切的见证者，更是一个记录者。这缘于他的工作，吉米是一名记者，先后供职于《时代周刊》和CNN。作为记者的他有机会出现在一个个在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的现场，观察和记录发生的事。

下面这段以吉米为主角的短片，是贾樟柯拍摄的人文纪录片《我们的时代 十年敢想录》第二集，片名是《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吉米》。

“我很庆幸在最合适的时间，最合适的地点，近距离地目睹了中国的巨变”

——吉米

吉米本身就是一个故事，他似乎是为了成为“历史的见证者”而生。他出生时二战结束不久，菲律宾刚刚独立；青年时则赶上了马科斯总统的统治时期。马科斯家族的腐败、物价上涨、土地问题、学术自由被限制以及对越南战争的反对的国际浪潮，这一系列的问题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终于在1970年的前四个月里，在菲律宾爆发了一系列学生运动，被视作菲律宾学生运动的高潮，吉米也参与其中，成为学生领袖中的一位。

1971年6月，吉米所在的学生组织接到了中国友协的邀请函，邀请他们组织一个十五名成员的菲律宾青年代表团来中国考察访问。吉米对邻国这片古老的东方土地怀有极大的好奇心，在他看来，人民公社是一种非常稳定的生产关系，对当时土地问题十分严重的菲律宾充满了诱惑。而中国又实在是一个很神秘，很模糊的国度，很多菲律宾人称其为“红色大陆”。吉米立刻下定了决心，要亲眼见见这片一直存在于他想象里的“红色大陆”。

当时在菲律宾，去中国是非法的，可是这并不能阻挡吉米的热情和好奇，年轻气盛的他也并未冷静的思考可能带来的后果。

后来在中国的这段时间，他才知道菲律宾马尼拉发生了一起爆炸，马科斯总统以此为由开始实行戒严，同时逮捕了几百人，包括像吉米这样的大学学生领袖。吉米和另外四人在报纸上发现自己上了政府的“黑名单”，吉米渐渐认识到，回家成了一个难题。

滞留中国一年后，吉米的菲律宾护照过期，他成为了一个无国籍的人，祖国也就彻底回不去了。菲律宾回不去了，在中国接下来做点什么呢？吉米没有消沉，而是很快向中方申请加入到中国青年上山下乡的队伍中，去人民公社劳动。那几年，吉米当过农民，养过猪，打过渔。也是在这段时间，吉米学会了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1977年，吉米的命运迎来了转机。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作为外国学生的吉米单独参加了专门为留学生准备的考试，并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北大毕业以后，吉米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最初在《时代周刊》后来成为CNN中国记者站首席记者。下面是吉米的部分采访照：

吉米的故事被写成了书，《我的中国四十年：CNN北京记者站前站长吉米口述》（杨梦雨编著）2016年12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如果有时间，当然可以找来书读读。这里，我们不能把整本书收录下来，就选取了部分吉米接受CNN记者专访的内容翻译出来，可以大概听听他在中国的40年经历和感触：

问：请讲讲你在北大的求学生涯和对同学校友的印象
吉米：我是1977年上北大的，那是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很多我当时的同学现在都在十分重要的岗位上，有后来的政府官员、学者教授、科学家和企业家。在我同一届的同学中有很多后来有影响的人，其中有现任中国总理李克强，他当时是法律系的同学。
还有薄熙来，后来曾经权倾一方，又因贪腐弄权而身陷囹圄。他当时就在我们历史系的世界历史专业。当时会在自助餐厅碰到他，他也是当时很少的敢于和外国留学生攀谈的中国学生之一。薄的英语不错，可以跟我们交流。当时也可以看到他自负的一面。

问：你在中国期间都经历过哪些重要的历史事件？
吉米：我报道过Wham的音乐会，那是中国人第一次看到西方流行音乐演出。当时北京去了几千人，但是他们多数有点不知所措。警察在现场维持秩序，不许观众随便站起来、欢呼或者跳舞。
我还记得可口可乐第一次在中国开始销售——当时中国人都觉得这饮料和中药有点相似。
我还采访了姚明，当时他刚刚被选为NBA球员。我是超级篮球迷，那次采访姚明的谦逊和蔼可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最得意的报道还是在《时代周刊》做记者时，当时我首先爆出了江青自杀的消息。而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比我晚了几天才报道出来。

问：作为在中国工作时间最长的外国记者，你如何报道中国这些年的变化？
吉米：中国比我70年代刚到的时候已经富强太多了。如何看待社会巨变，变化一定是完全好的吗？用我身边中国朋友的话说，现在他们享受了更多的个人自由——自由地旅行、选择居住地，自由地选择婚姻，自由地选择工作或辞掉工作。一定程度的实现言论自由，尽管大多数人都知道红线在哪里。
当然，也有很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这是改革开放之初所没有预料的结果，还有中国人精神信仰的缺失。
我看到13亿人似乎失去了指引，都在寻找生活的方向和意义，尽管他们富起来了。

问：在中国生活了40年又在这里建立的家庭，你对中国的感觉如何？
吉米：我在这里生活了快半个世纪，我能看到我来时的路。我感激所有一点一滴的变化。如果将中国比喻为一个杯子，那它就是装着半杯水，我愿把它看做半满，而不是半空，因为我看过完全空着的样子。
这里曾经是我的避难所，后来是我新闻事业的训练场和战场。我对于即将结束的记者生涯感到苦乐交集，我还会继续关注着中国，不论身在中国还是别的地方。

问：当你离开中国，你会想念这里吗？
吉米：我已经把中国当做我的第二故乡了，当然它不能取代我的祖国菲律宾。如果离开，我会想念北京，甚至是这里的雾霾。我会想念邻居们，甚至他们有点奇怪的习惯，比如，有的邻居会在晨练时吊嗓子，那很多年成为我的起床闹钟。我会怀念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拉着京腔嗓音高谈阔论。我会想念这里的美食——煎饼、炸酱面和烤鸭。当然，还有我的足疗。我最想念的当然是我的朋友们，他们已经把我当成了一个“北京人”。


转载自：CRI菲律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