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刹的中国外衣

黎刹的中国外衣
作者﹕涂一般
原载于《商报》《读与写》副刊 2005 年 2 月 14-18 日

涂一般﹐本名伍哲灿﹐西名Alfonso Ong Ang﹐华裔菲律宾人﹐出生于马尼拉市岷伦洛区（Binondo）﹐从商﹐对历史文化深感兴趣﹐为菲律宾国家历史学会（Philippine National Historical Society）终身会员﹐亦是业余自由撰稿人﹐已出版《博土经上卷》和《博土经下卷》二书。

博土建议﹕本论文算来也是对《黎萨尔与中国》的书评﹐故读者最好同时去买一本《黎》书作对照。有意购买者﹐请到以下查询﹕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王城内 Anda corner Cabildo St. ﹐电话﹕63-2-5266796 至 98, 63-2-5276083。

前言

菲华社会的“黎刹热”始于扶西‧黎刹祖籍地为闽南上郭村之被证实。由《商报》董事兼专栏作家柯芳楠先生等名人﹐与上郭方面柯蔡族亲经一段时间的来往考证﹐终自《上郭柯氏族谱》发现黎刹高祖父柯仪楠（西名若明戈‧南戈）名存其中﹐因此千真万确地印证了黎刹为中华后裔(1)。这在血缘主义极度浓厚的华社引起一时的哄动。虽然本博土至今从黎刹丰富的文学作品中尚找不到任何他对中国认同的墨迹。相反的,倒是他对中国人的排斥与诟病俯拾皆是。不过﹐近日以他的姪孙女Asuncion Lopez-Rizal Bantug 为首的后代﹐能不再承袭黎刹的仇华意识﹐反其道而行﹐前往上郭村寻根谒祖﹐确是一件让菲华人士感到欣慰的好事(2)。但当我们为跟黎刹沾亲带故而兴高采烈的同时﹐却“不小心”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菲主流社会在“黎刹研究学”方面的一个新趋向。

熟谙菲英文的菲华历史精英无理由不知道﹐今日菲主流社会的黎刹学研究者正在为过去的“美化和神话”黎刹进行反思﹐以黎刹当作一个“人”来重新剖析其“人性”。然而﹐主张融合﹑推动融合的菲华历史权威竟与菲主流社会的步伐脱节﹐不仅对“美化”黎刹的工程作更上一层楼的粉刷﹐更为黎刹缝制了一袭“中国的外衣”﹐使本来仇华意识甚深的黎刹巧妙地变成一位“疼爱华人﹐向往中华文化”的中国人民的挚友。以往已曾经提过(3)﹐让黎刹穿上“中国的外衣”﹐不外为“促进中菲友谊”﹐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丛书之十三《黎萨尔与中国》就是为实现这个“政治使命”而出版的。不过﹐目的虽好﹐但凡具政治任务的著作不会是理性公平的﹐更何况黎刹是不是菲中友谊的代表尚待商榷！虽然我们听不到死去的人被强加“盖”上不合其品味的外衣后所可能发出的怨言。诚然﹐我们活着的人欲能以了解历史人物的憎恶趋向确定那外衣是否违背他的选择意愿。我们也可以使外衣缩水﹐将渗出的水份保存下来细察研究﹐以恢复历史人物的原形。这便是本博土写此文的动机﹐而动机的精神支柱扎根于负政治使命的权威学者所缺乏的“知识诚信（intellectual honesty）”。

北京大学的《黎萨尔与中国》有三位主编﹕一为周南京先生﹐中国东南亚史﹑华侨华人史﹑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专家。现任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教授和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主任。二为凌彰先生﹐改革开放后致力于研究以菲律宾和新加坡为主的文学。重点研究菲律宾民族英雄﹑杰出文学家何塞黎萨尔﹐退休后任社科院侨联海外交流中心副主任。三为我们菲华的吴文焕先生﹐曾为银行家﹐新闻工作者﹐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创办人之一﹐公认的华人问题专家﹐现在《世界日报》持有每日时评专栏《菲律宾纵横》。

随即笔者将开始探讨扶西黎刹排华的问题与揭开《黎萨尔与中国》一书中的许多谜团。为方便起见﹐以下将仅以《黎》书简称此书。吴文焕先生为华社清流﹐素来不拘泥于客套﹐故接下也不再以“先生”相称。

至死不认中国祖

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在《世界日报》的周刊《融合》编者吴文焕﹐在《对发现黎刹祖籍地有感》一文中(4)﹐难掩其兴奋的心情﹐阐述了美国先躯黎刹学家奥斯汀‧克莱（Austin Craig）一九一三年出版的《Lineage Life and Labors of José Rizal, Philippine Patriot》曾提到黎刹的高祖父（柯）南哥的祖籍地为福建晋江罗山镇上郭村。如今经晋江市方面从族谱上已印证了南哥出生于一六六二年﹐而在一六九七年卅五岁时在菲受洗为天主教徒。吴氏在后段称这是“菲中关系史上及菲律宾华人史上的重要史料和佳话”。笔者也同意这是“菲华史上重要资料”的说法﹐至于是“佳话”就不能苟同了﹗关键在于主题人物扶西黎刹活着的时候﹐周边的人们﹐乃至西班牙统治当局皆清楚知道他是华菲混血儿﹐对于其祖先来自中国的事实﹐黎刹是否予以接受或引以为荣﹐认作是“佳话”﹖且让我们引述几本较具权威性的黎刹传记来展开讨论﹕

一九六八年牛津大学出版而估计最广泛被世界学者阅读的黎刹传记《Rizal: Philippine Nationalist and Martyr》﹐作者美国人Austin Coates （与前面的奥斯汀‧克莱不是同一个人）﹐因跟黎刹的姐姐娜丝莎（Narcisa）的后裔有交情﹐其书中的细节之可信度较高于其他作家的(5)。该书第三一一页记载了一则显然不会是华人愿意听的黎刹被枪决前的抗议声明﹕

“当（判刑的）文件呈现给他看时﹐他（黎刹）为了被错误地形容为一位中华混血儿而要求当局的注意（那是其中一件西班牙政府诬告他不是正式菲人的宣传主题）﹐并声明自己是indio puro （即纯种的土人）”。

一八八九年的一次巴黎的世界博览会中, 法国观众对美国印度安人的表演呼叫 “Indian Brave, Indian Brave” 的喝彩之声触动了黎刹的民族自豪感。隔日﹐他向同时在巴黎的菲律宾朋友提议组织一个叫 Los Indios Bravos 的社团。 Indio 意指本土人﹐是西班牙人对菲律宾原住民带歧视的诨号。黎刹决定将错就错﹐讽刺性地反贬为褒﹐他宣布﹕“让我们以Indio 此名为民族傲骨的象征﹐让我们改变西班牙人对Indio 的定义﹐我们将成为Indios Bravos （即“土著万岁” ）”(6)。

尚有一本名为《The First Filipino》的黎刹传记﹐于一九六一年赢得了黎刹冥辰百周年纪念委员会举行的黎刹传记比赛首奖﹐作者为菲律宾律师兼外交官León Ma. Guerrero。书中(7)记载了黎刹于临刑前对自己被书面标为中华后裔的更激烈的反駮﹕

“我不赞同﹗这是不公平的﹐此（文件）写我是混血儿﹐这并非事实﹗我是纯种的菲律宾人﹗”

黎刹执着以作为马来族“土人”为荣﹐从来未曾认同过中国人﹐尽管他至今仍活着的侄孙女Asuncion Lopez-Rizal Bantug 所著的家族式的黎刹传记《Indio Bravo》第十六页﹐对他们的中国祖先有一段正面光彩的﹐但显然不会被黎刹认同的描写﹕

“扶西的双亲追溯其祖先为曾经参与建设这个国家的人们﹐他的父辈亲戚自豪于其中国血统来自若明戈‧南哥﹐一位在华人社会享有盛名的有学问的人…”

由此看来﹐黎刹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华裔身份﹐他是否应被列为中国人所谓的“数典忘祖”之类型﹖笔者认为他并非“忘”祖﹐而是“拒绝认祖”。若以一般中国人的孝道标准来批判﹐后者比前者更可恶。在黎刹的时代﹐封建的中国人更会如此视之。由是之故﹐替他找出中国溯源﹐黎刹岂会领情﹐华人何言之为“佳话”﹐是一厢情愿的“傻话”罢了﹗

笔走至此﹐《黎》书中的第一个谜团油然浮起。黎刹顽固的拒认祖宗的史实在菲诸传记中有案可稽﹐为何不见《黎》书稍微提起﹖作为龙的传人的后代而不愿承认有中国血统也是黎刹跟中国的一种关系﹐虽然关系是负面的﹐却更具有研究价值。既然书名为《黎萨尔与中国》﹐黎刹与中国正负面关系的资料都得如实引载﹐才能名副其实突出书名的意义。

英雄笔下的华人

黎刹的名著《社会毒瘤》和《贪婪的统治》暴露了西班牙统治者的昏庸腐败﹐对人民受残酷的压迫提出强烈的控诉﹐予天主教神甫的伪善及霸道以犀利的嘲讽。虽然黎刹本身反对暴力革命﹐但他的两部政治小说给人民的愤怒火上加油﹐无疑是触发武装起义的导火线。然而﹐非常不幸﹐他这两部作品同时也充斥着对旅菲华侨人格的百般蔑视与凌辱。尤以《贪婪的统治》为什﹐其第十六章“一个华侨的苦衷”所讽刺的倪洛牙﹐指的即是当时的华侨社会最高领导陈谦善。做作﹑伪善﹑狡猾﹑巴结官僚﹑投机倒把﹑唯利是图是黎刹笔下的倪洛牙的写照。公道说来﹐他对此位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驻菲领事(8)的冷嘲热讽并不过份﹐因为历史档案赤裸裸证实陈谦善涉及进口鸦片和袭断斗鸡场等肮脏的商业勾当(9)。与曾于广东虎门禁烟烧毁鸦片的林则徐背道而驰﹐陈谦善是丢尽中国人的脸的奸商假慈善家﹐华社“盖帮”(10)的先躯﹗

陈谦善是伟人大慈善家或是垄断鸦片和斗鸡场生意的“盖帮”﹐只需查阅历史档案﹐则水落石出 水落石出。此图摘自《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1850-1898》第 vi 页﹐作者 Edgar Wickberg。

身为具中华血统的混血儿﹐黎刹如果只对华人奸商施加无情的鞑伐﹐我们华裔可赐予他“大义灭亲”的美誉﹐可惜他以偏概全﹐对任何阶级种类的华侨都“一视同仁”﹗

菲律宾《商报》的于长庚先生在《贪婪的统治》首次中译本的序中写得好﹕

“对于华侨﹐（他）却尽诋诽与讥讽之能事。我们能够了解他对侨领倪洛牙的厌恶﹐但我们确然不能同意他对华侨小贩及华侨餐馆的过份愚弄戏谑﹔我们不能相信他不能找到一个良善的华侨或华裔来作为对菲律宾农耕﹑工艺与商业有着重大的贡献的华侨的典型。. 尤其作为今日的菲律宾华裔﹐对于作者一字不提华人的创业精神与勤劳耐苦﹐是值得警惕的﹐是不是我们的国民外交从来就未曾做好﹖是不是我们对西班牙统治者的挑拨离间华菲族裔感情的诡计从来未曾加以抵消﹖”

且看黎刹在《贪婪的统治》的第二章如何刻划华侨小贩在下层甲板的姿态﹕“若干华侨小贩如死尸枕籍重叠﹐有睡着的或即将入眠的﹐他们由于晕船而脸色苍白﹐自半开的嘴巴流出涎沫﹐并互浸浴在自己的汗臭中。”

这段还不算什么﹐在同书第十四章的开头﹐他描写几个菲童学生﹐在踢藤球时击中一位贩卖“奇异的糕饼及不易消化的面食”的华侨小贩﹐然后“拉着他的发辫﹐攫取他所卖的东西﹐施出千般的恶作剧”。黎刹不但不对这些菲童学生的可恶行为加以谴责﹐或给菲华小贩寄予同情的慰语﹐相反的他却以幸灾乐祸的笔调取笑华裔小贩被欺凌时所发出的哀号及无奈的表情。由此可见﹐他的道德标准的误置和正义感的种族偏差性是极明显的。

再者﹐在同书第廿二章的尾段﹐“像囚犯一样的宴会”和“穿着丧服﹑发表诔词宴会”被提议在“没有穿衬衫的华侨餐馆举行”是对华侨形象的鄙夷﹐但在黎刹来说﹐却是“侮辱”当有趣的幽默诙谐。另外﹐尚有对华侨“翘着一只腿﹑摇摆着垂下的另一只腿”的姿态的揶揄(11)﹐在在说明黎刹“不仅羞于认同华族﹐更视他们的行为举止为异端﹐甚至觉得怪模怪样﹐非常讨厌﹐恨不得跟他们划清界限” (12)。

排华的客观因素

基于因果效应﹐笔者曾就黎刹的排华做过客观的剖析(13)﹕

“黎刹出生于一八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即是中国鸦片战争失败﹐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十九年﹐满清皇朝面临更严峻的内懮外患。内有太平天国的冲击﹐外有列国的围堵﹐中国人已是东亚病夫﹐以抽鸦片名闻全世界。在《贪婪的统治》第十六章﹐黎刹语带双关地形容华侨富翁倪洛牙居家的内部气息为“汗臭﹑鸦片及干果的混合”。由此可断定﹐鸦片当时在华侨间是如何盛行的﹐也不难想像华侨的名字和鸦片这两个字是难分难离的…我们能期望黎刹尊重一个充满着鸦片仙的族群吗﹖我们能强迫他对国家落后﹐无文化的东亚病夫刮目相看么﹖”

“也许﹐这个嫌隙缘起自当时的华侨社会﹐除了鸦片仙﹐其余的都是些让人看不起眼的伧夫走卒之辈﹐最称得上显赫的也只不过如倪洛牙那种唯利是图的生意人罢了。如果华社中能有几个同孙逸仙那样没有了辫子﹑西装革履﹑学问渊博﹑气宇非凡的知识精英与黎刹接触交流﹐说不定黎刹就会对中国人另眼相看﹐笔下留情﹐不至于那么辛辣尖刻地诋毁华侨了﹗”

黎刹时代岷沦洛区鸦片馆内的“鸦片仙”丢尽中国人的脸。此图摘自《Three Centuries of Binondo Architecture 1594-1898》第 145 页﹐作者 Lorelei D.C. de Viana。

今日想补充的是﹐黎刹时代的英雄主义情绪高涨﹐群众排华不足为奇。华侨惶惶不可终日﹐不能安居乐业﹐生命财产受破坏时有所闻﹐主张暴力革命的领袖文尼法寿就曾率部下“洗劫廿间华侨商店﹐将食品抢一个清光”(14)。群众的排华跟当时华侨扮演的角色有直接的关联。华人历史权威﹐即加拿大学者魏安国如此透露(15)﹕“反华事件是从革命开始的第一天就同时出现……马尼拉的华人十分关心在西班牙军队中工作的华工的命运。他们的服役是由马尼拉华人公所安排的。更广义地说﹐土著对为西班牙工作的华工的敌视似乎预示了土著对所有华人的敌视﹐（当时有许多）关于革命者企图杀掉一切西班牙人和华人的报导。”

可见黎刹的排华并不是孤立的。他的仇华意识是时代的产物﹐有其客观文化及政治因素。当时的所谓华菲混血儿泰半已是“数典忘祖”﹐几乎“同化”为“土著菲人”﹐并与“纯粹的中国人”无论在政治﹑文化或经济上都存有一定矛盾的族群。

写此段话后的两星期﹐有幸买到现受聘于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的菲律宾土生的杰出华裔学者施蕴玲博士（Dr. Caroline S. Hau）(16)的一本书﹐其观点与本人不谋而合(17)﹕

“黎刹本身属中国族系﹐但仅在他父亲时代迷卡洛（黎刹父姓）从'混血儿'身份转变为'天生'（土著）。黎刹自己心存的混血儿意念足以解释他对华人的感情矛盾﹐一种显示于《贪婪的统治》中那章关于中国人倪洛牙的矛盾。倪洛牙此章节的结构同时给我们指明了混血儿被提高出现于民族主义的论述中﹐而'华人'即成为民族主义者想像中靠边站的外国人的标志。”

所以﹐不以血缘为基﹐从感情上分析﹐现今一些菲华历史权威对当时存在“中菲一家亲”的强调从何说起﹖

对排华避而不谈

黎刹的排华是言行一致的。在写给其母亲的一封信中(18)他提到“为跟华人打官司﹐我发誓不再向他们买什么﹐我因而受困﹐现在我连碟盘和杯子都没有了。”

那是一八九五年﹐他被放逐于菲南部棉兰佬一个叫拉比丹的地方的时期。他为华商“剥削”菲土著而义愤填膺﹐呼吁当地人联合起来抵制华侨商店﹐也因此他另开蹊径﹐开张一家小杂货店与华商抗衡。

现今仍在《菲询问者日报》写专栏的历史学家安密．奥甘布也不否认黎刹排华﹐他也曾经提及﹕“尽管他的华族家世﹐为了一间在拉比丹的小杂货店﹐黎刹怀藏起了反华情绪”(19)。

刚去逝不久的著名菲国文化学者尼克．华谨﹐对之更是赞赏有加(20)﹕“由于华人出资者控制本土农业﹐黎刹作为民族经济主义的先躯﹐发起了拉比丹农民合作社的组织。那些驳斥黎刹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人们﹐必须牢记他甚至不顾其（华人）家族根源去为菲律宾主义﹑小商家和农民而战斗。”

一言而蔽之﹐黎刹的仇华情感在其著作及与友人来往的信件中层见迭出﹐表露无遗。其人如其文﹐他付诸实施的排华行径在史书上凿凿有据﹐是菲国历史学界有目共睹的。可是﹐博贯菲国历史的北京大学周南京教授﹐在《黎》书中呼吁“应该全面地历史地评价黎萨尔”(21)﹐提出包括“黎萨尔是不是出卖革命﹖能不能称他为民族英雄﹖”等问题﹐却唯独对黎刹与华侨关系未作任何评论﹖窃以为“黎刹是不是排华的﹖”是反映黎刹与中国关系的《黎》书最应该优先讨论的谜团。周南京教授对这一个重要敏感的话题之守口如瓶本身就构成了《黎》书的另一个谜团﹗

通同一气﹐周南京教授对黎刹排华沉默的谜团竟然有挛生兄弟。这里指的是另一位主编凌彰教授﹐在《黎》书的《笑中有泪 笑中有怒》一文中(22)﹐对黎刹的讽刺艺术大加肯定。赞黎刹“善于使用揶揄﹐幽默等比较含蓄然而都极其意味深长的描写来达到讽刺和批判的目的”﹐他特别指出这种写法“诚如一条条软绵绵的鞭子抽在西班牙传教士的身上” ﹐他也援引黎刹“对贪官污吏如何欲贬反褒﹐以三言两语勾勒出镇长蒂亚格的丑恶嘴脸”。黎刹在《社会毒瘤》中描写“萨尔维神父偷看姑娘们洗浴”的章节也得到凌彰教授的欣赏﹐称黎刹把“一个好色之徒披着神父外衣的萨尔维的丑恶灵魂和本质暴露出来”﹐他也列举黎刹对其他一些人物的嘲讽﹐倒如“上层社会中五光十色的伪君子﹑假善人和洋奴”﹔“嫁给西班牙江湖医生的丑妇唐娜维多利娜”等等…然而奇怪极了﹐凌彰教授却“个别地忘记”了《贪婪的统治》的第十六章那“一位华侨的苦衷”﹐在黎刹的笔下的华侨富翁倪洛牙是有着怎样的一张嘴脸﹐对这位“要促成他的国家设立领事馆的华侨”受到黎刹笔尖体无完肤的人格刻薄﹐作为中国人的凌彰教授竟能沉住气﹐未发出片言只语。对西班牙及洋奴的愚弄戏谑凌彰教授赞之为“讽刺艺术”﹐对中国人的诋诽﹐包括对下层华侨的侮辱抹黑却又噤若寒蝉﹐这样厚此薄彼的赞赏的背后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再次援引施蕴玲教授的话(23)﹕“黎刹仍然是我们的菲华题材的最好的指针。他《贪婪的统治》所含的献给“中国人”倪洛牙的章节﹐提供了中国人的典型描绘﹐并精巧地编织起对菲华人画蛇添足的勾勒的主题图案。”

可想而知﹐有谁可比作为华侨最高领袖的倪洛牙更能代表当时黎刹眼中的中国关系﹖那样关键的人物竟未见在《黎》书中被广泛地提起﹖加上那些出现在下层甲板﹐流着口沫的我们可怜的祖先﹐那个受菲童学生凌辱而哀号的华侨小贩﹐和被黎刹告上法庭的“剥削菲人”的华商﹐还不够反映《黎萨尔与中国》的感情矛盾么﹖

不识关公真面目﹖

已故历史学家格里古溜‧塞地（Gregorio F. Zaide）是顶天立地的黎刹主义者﹐若欲以今日中国政治术语来形容﹐他够被称为“黎刹凡是派”。笔者学生时代就对他所著的课本里授与黎刹的三十六个“专家”头衔当“荒谬的笑话”看(24)。塞地笔下的黎刹的确是位“超人”﹗然而塞地的一个“好处”是对黎刹排华的记录网开一面﹐“几乎”未曾谈到﹐猜想是为消除黎刹种族主义劣迹﹐保存他完美的“圣人”形象。他的黎刹传记以 hagiography （圣徒传）称之较 biography （传记）恰当。

塞地后来为黎刹锦上添一花﹐称他为“汉学家”是笔者从《黎》书中得悉的。 “黎刹是汉学家”一说在菲华社会得到吴文焕的共鸣介绍。除转载塞地的《黎刹作为汉学家》一文外﹐吴氏本身以“立菲”笔名就“黎刹对麻逸的考证”更进一步肯定了黎刹是汉学家的说法(25)。

鉴于塞地夸张写法﹐以及笔者对吴文焕知识诚信的怀疑(26)﹐加上完全同意周南京教授对吴氏“七零八碎﹐没有写成比较有系统的学术论文”和未能“附上注释和参考书目”的批评(27)﹐本博土今宣布对黎刹作为汉学家一说从过去的保留态度转变为坚决的“否定”﹐异议细节如下﹕

黎刹找出《诸蕃志》来研究﹐出发点显而易见是为寻找菲律宾以麻逸为主的一些岛屿的名称来源﹐以证明西班牙人占据之前已存在本土文化﹐并不是对中国古籍本身发生与趣进行的﹐何况立菲自己也猜测黎刹所读的《诸蕃志》“可能不是中文本的﹐而是由德国和美国汉学家合译的英文本”﹐然而又自相矛盾地说“没有相当的汉学根底是办不到的”。以此论推﹐那么﹐对黎刹的西班牙语著作发生浓厚兴趣者﹐皆必需具备相当的西班牙学根底了﹗

黎刹在香港时观看中国戏剧记下中国戏剧技巧的一些惯例﹐则被塞地夸为“在香港的中国研究”。黎刹在其香港行中“研究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因为他天赋的语言才能﹐在短时间内的紧凑学习中他学会讲华语”(28)﹐由此本博土感到好奇﹐很想向来自香港的菲华历史权威澄清一下﹐塞地所说的黎刹学会讲的华语是广州话或中华国语﹖因为香港素来不以“国语”为主语﹗

好笑的是﹐黎刹既然有兴趣研究中国戏剧﹐却对一位常出现在传统中国戏剧中的重要人物有过无知滑稽的描写﹕“那里也有印在红纸上的中国版画﹐绘着一个坐着的人﹐神色庄严﹐有安祥﹑微笑的面孔﹐身后站着一个仆人﹐丑恶﹑可怕﹐如煞神一般﹐带着威胁性﹐持有一支有阔大锋利头刃的矛﹐在土人中间﹐有些人把这人像叫做穆罕默德﹐别的人把他叫做山地阿戈。对着两人肖像的受普遍敬畏﹐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华侨也不能提出清楚的解释…”

如此形容写在《贪婪的统治》那挖苦倪洛牙的第十六章第二段﹐看来好像不是出自汉学家的手笔。因为一般汉学家不可能对中国最普遍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全无印象。姑且不论《三国演义》﹐对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分不开﹐成为江湖义气的典范﹐是世界各地华人心目中崇拜为偶像神袛的关帝一无所知﹐连名字都叫不出来﹐何来“汉学家”之名堂﹖况且﹐《贪婪的统治》的出版是在一八八八年二月黎刹首次香港行的三年半后（一八九一年九月十八日）﹐可见黎刹没有发觉关帝在香港更受到普及供奉的现象﹐甚至不屑对其意义加以探讨﹐而根据吴文焕引载的塞地的话(29)﹕

“…在甲南描﹐黎刹天天同华人接触﹐他们的孩子是他童年的玩伴。在其大学的日子﹐黎刹在岷里拉（即马尼拉）(30)继续观察华人的生活方式﹐他获得关于华人区及其别致的商店之本质知识。他在华人混血儿的家里度过许多快乐的时刻…”﹐然而却“对这两人肖像（关帝与周仓）的受普遍敬畏”不知个所以然﹖ “华侨也不能提出清楚的解释”是不可能的﹐泰半是华侨的西菲语言障碍所致﹐不能提出清楚的解释﹗塞地和吴文焕不是异口同声强调他“特别兴趣认识中菲关系”吗﹖黎刹怎不以研究《诸蕃志》的精神去挖出华人区触目即见的那两个在肖像中的人物为何方神圣呢﹖不过﹐关于华人商店和住宅之本质知识﹐黎刹的触角无疑是入木三分的﹐不然他不会在倪洛牙家里嗅到“华侨家中所特有的气息﹕汗臭﹑鸦片及干果的混合气息”﹐不会为华侨“坐在店里﹐翘着一只腿﹐摇摆着垂下的另一只腿的坐姿”留下深刻的印记﹗

真可惜﹐吴文焕转载了塞地的《黎刹作为汉学家》一文后习惯性地忘记了保存本应有的参考书目﹐使这个黎刹作为汉学家的问题永远在研究者中扑朔迷离﹐甚至让人印象“有些部分”是他借塞地的盛名生拉硬扯﹐偷梁换柱凑成的﹗

特制的密切关系

有了﹐吴文焕写的《黎刹抨击美国歧视华人》(31)很清楚地标明了他引载的黎刹寄自三藩市的一封信的出处﹐这应不属偶然﹐而是接受了周南京教授批评后的良好转变。遗憾的是﹐这篇文章有歪曲事实﹐刻意替黎刹塑造“关心华人”形象之嫌﹐还犯上了学者文人所不应该的牵强附会的毛病﹐请读者明察接下的剖析﹕

黎刹在信上写了上岸时目睹的情况﹕“他们把我们隔离检疫﹐因为我们的船载八百个华人﹐当时三籓市举行选举﹐政府为寻求选票﹐对华人采取严厉措施﹐大事表演﹐以争取人民的同情。他们口头上通知我们检疫﹐没有告诉我们将持续多久﹐它持续了十三天﹐甚至比华人和日本人更久…”

下图为三藩市码头华人登岸入境情况。右图为华人乘搭太平洋邮轮公司 “Alaska” 号轮船 号轮船赴美。两图摘自《美国早期漫画中的华人》第 25﹑26 页。

最后﹐他下评语﹕“美国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它仍然有许多缺陷。它们没有真正的公民自由。在一些州﹐黑人不能同白人妇女结婚或黑人妇女不能同白人男人结婚。对华人的仇恨导致他们对其他亚洲的外侨﹐如日本人的混淆﹐使他们也受到歧视……”

最关键的一句话就在最后﹐笔者的诠释是﹕黎刹私底下在埋怨受到华人被歧视的连累﹐怪美国不应把其他亚洲人和中国人混淆对待﹐有华人活该被仇视之含意﹗

然而﹐吴文焕的结论却是﹕“从黎刹的这封信﹐我们不但可以了解到当时美国歧视华人的情况﹐而且可以看到﹐黎刹对美国对华人以及其他亚洲人的歧视是感到忿忿不平的…他还深刻地揭露美国政府利用迫害华人来拉选票的丑恶嘴脸。”

以此能了解美国当时的排华情况是事实﹐可是黎刹“对美国对华人的歧视感到忿忿不平”却是吴文焕一厢情愿加上去的。一目了然﹐黎刹是“对华人的仇恨导致”的美国对其他亚洲的外侨也受到歧视感到不满﹐何以见得有“黎刹抨击美国歧视华人”之举呢﹖其实﹐黎刹写美国人利用排华来拉选票﹐最多是说“大事表演”﹐他笔调平和﹐并未用到“迫害”或“丑恶嘴脸”的字眼﹐看来吴文焕的情绪比当时的黎刹更高涨了几倍﹐所以才有最后让人哭笑不得的赞叹﹕

“在一百多年前黎刹的书信中即含有如此珍贵的﹐同华人有关的资料﹐这实在为我们所料想不到的。黎刹同我们华人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

窃不认为这是一件有关黎刹同华人的“珍贵”资料﹐为此而惊叹“黎刹同华人的关系实在太密切”更是牵强附会得太离谱了﹐但这种刻意凑合的手笔艺术技俩在吴文焕忠实的读者群中将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虽然华社拥有如此擅长为历史名人“改变心态”的学术误导者﹐然而我们应该庆幸菲主流社会相对产生了一位能透视黎刹的排华意识而替华人说声公道话的学者﹕他就是现执教于菲大亚洲研究中心的弗洛‧奇布渊博士（Dr. Floro C. Quibuyen）﹐他敏锐地指出黎刹亦不能免除盲点或偏见﹐未曾就“华人移民问题”好好思量过(32 )﹐事缘于西班牙政府移民政策的出尔反尔﹐屠杀了华人后又为缺乏华工建设菲岛而苦恼﹐黎刹的反应竟然是这样的(33)﹕

“西班牙人和政府的来临﹐以及华人的移民摧死了国家的工农业。中国人对其他种族人的可怕竞争是众所周知的。因此美国和澳大利亚拒绝他们进入…”

黎刹的这段话赤裸裸暴露出他“理解及同意”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排华政策﹐是“华人的移民摧死了国家的工农业”。

在拉比丹时他将排华付诸行动对抗“剥削菲人的华侨”正是此立场的直接折射。表面看来似仅为经济利益上的冲突。然而却难逃奇布渊博士灵巧的透视﹐以致有以下一针见血的评语﹕

“黎刹没有细想当时支撑着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排华移民政策深藏着的种族歧视﹐尽管他在一八八八年旅游美国时亲睹以及写进自己的日记中。再者﹐黎刹是可以考虑容纳相反的观点的﹐即华人移民实际上曾丰富了主宾国的文化和技术。”

诚然﹐稍懂美国排华史的人不难理解黎刹的心态﹕当时美国黑人及印第安人为自己的饭碗问题也加入了由爱尔兰移民科尼氏（Dennis Kearney）带头的工人党“华人滚蛋”的行列(34)﹐那显然是经济及种族矛盾的混合斗争﹐而黎刹无疑是将自己定位为“土人（Indio）”来对抗华人的﹐心态跟美国的黑人与印第安人很相近。然而﹐说他站在白人的立场也不为过﹐因为他素来崇尚欧洲文化﹐随着当时欧洲列国侵华反华的潮流﹐黎刹的脉搏与气息和白人相呼应是自然而自然的。从所有的黎刹传记不能找到他对欧洲列国的侵华罪行有所谴责可为见证﹐这也说明他对中国是没有感情的。

无独有偶﹐奇布渊博士也没有自黎刹的信中体会到吴文焕所感受的肉麻的“黎刹同华人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事实上反而怀疑黎刹的排华偏见防碍了他面对华人有所贡献的事实﹗至此所谓“黎刹抨击美国歧视华人”便水落石出﹐更清楚是个姿意编造的“大谎言”了﹗

大谎言之后﹐《黎》书中还有个“大笑话”﹐题目叫﹕

“黎刹是‘克隆’产物”

异族人士对华人的赞赏﹐作为华裔的我们听了哪有不高兴的道理﹐这也是人之常情。然而﹐对于过份夸张﹐不着边际的赞词本博土认为必须一笑置之﹐懵然引以为荣将会贻笑大方﹐遗留成历史的大笑话﹗

一九五六年﹐那时的菲大教育学院院长班拉思义博士在《新闽日报年鉴》发表了《黎刹博士的家系》文中称“黎刹是华侨对于菲岛最重要﹐并且最有意义的贡献”(35)。

一九六四年﹐历史学家依斯蒂曼‧奥甘布（Esteban Ocampo）鹦鹉学舌﹐撰写了一篇《华人对菲律宾的最大贡献﹕扶西‧黎刹的诞生》(36)。基于塞地的介 绍(37)﹐这位奥甘布是他的同僚﹐也是个高等级的黎刹主义者。自然的﹐作为“黎刹凡是派”﹐对黎刹超出常理的赞词不算稀奇。但我们平常人以平常心观之﹐却别有洞天﹐另有一番“感触”在心头。

中国古代的蔡伦成功造纸﹐那“纸”是蔡伦对人类的“贡献”﹔ 苏格兰的亚历山地‧伽汉‧贝尔发明了电话﹐故“电话”是贝尔给予人类的“贡献”。前几年﹐科学家以基因原理“克隆”了一只羊﹐因此“克隆”技术是那些科学家突破性的“贡献”。谈及“贡献”﹐正常指的是经精心研究出来的“东西”﹐或对社会的一种物质或精神“奉献”。那么﹐“黎刹是华人对菲律宾的最大贡献”这句话﹐是否意味着黎刹是当时的华侨族群为了菲律宾的好处“刻意克隆”而诞生的呢﹖若不如此解释的话﹐这句“赞语”根本站不住脚﹐全然无哲学逻辑性﹐当时“克隆”这回事人们连想到都不会﹐所以压根儿这是一句不成话的“大笑话” ﹗

然而﹐吴文焕不仅在《黎》书中一而再肯定这句极荒诞的话﹐还再而三在去年八月五日他于《世界日报》“无固定位”的专栏的一篇《黎刹杰出华裔菲人奖》援引这句赞语﹐更同时鼓励华裔菲人要学习黎刹的爱国精神﹐成为“黎刹式或黎刹型的人物或志士”。

黎刹本身对菲律宾的贡献是无庸置疑的﹐他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也是世界公认的﹐但他绝对不是“华人对菲律宾最大的贡献”。不去计较这句话的逻辑性﹐层出不穷的史实资料也在在显示他不但从未认同过华族﹐甚至是对华人“恨之入骨”的。黎刹的爱国精神的确值得效仿﹐可是当我们立志要成为黎刹式或黎刹型的人物之前﹐千万得先厘清我们学习的对象是史实上“仇华”的黎刹﹐或是经华社历史权威“净化后爱戴华人”的黎刹。我们也不可将“仇华”一概而论﹐如果他所“仇”的仅是倪洛牙类型的“华”﹐并不排斥为蝇头小利劳劳役役的穷苦华侨群众﹐且对他们有怜恤之心﹐那他就更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黎刹不可能在诞生前被“克隆”为华人对菲律宾最重要的贡献﹐他成年后的伟大贡献也不是华人一手造成的。然而﹐在他撒手人寰之后﹐按照某个族群的需要或个别政治集团的利益来“克隆”他的形象却是可行的﹐许多那样的“克隆工程”已大功告成﹐这里包括心中自诩为黎刹型的菲华历史权威所带头编纂的一本书。这个“克隆工程”炒作成功的另一个标志是黎刹的纪念碑在闽南上郭村的建立。

立碑的历史根据

去年十二月卅日黎刹殉难日﹐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配合菲驻港总领事馆为他逃难香港时位于中环些利街的住家处挂上纪念匾碑举行揭幕典礼。黎刹曾于一八九一年十二月至隔年六月在香港行医﹐本设于中环德忌拉街的眼科诊所也已荡然无存﹐但据说(38)那里的一幢小楼也已有了一个纪念铜碑。

黎刹在香港行医时的名片。请读者注意名片上的汉译并未印有“博士”头衔。在此的“Dr.”只能作“医生”解。图片摘自《Filipino Heritage》丛书第七卷 1908 页。

在香港的纪念意义特别重大。因为他在甲南描的一家人被神甫群迫害驱逐后在香港与他团圆﹐那年底是黎刹一生所过的最悲喜交集的圣诞。再者﹐黎刹在那为他左眼失明的母亲进行手术成功。虽然窃不认为他是汉学家﹐但比一般中国人还要懂孝道但比一般中国人还要懂孝道的他﹐在沿途与家人的书信来往中﹐亲情的流露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正如他的传记作者利勇．马．义礼洛所说(39)﹕“作为医生﹐其实他心中只有两个病家﹕他的国家和他的母亲”。那次﹐他为唤醒人民救国出版《贪婪的统治》后离欧赴香港开医室﹐他为爱母亲而在香港医好了她的眼疾﹐两三个重大事件让香港在黎刹短促的生命中呈现特殊意义﹐所以在那里为他贴匾碑纪念理所当然﹐未可厚非。

此外﹐远在德国西南部的海德堡（Heidelberg）也屹立着黎刹的一座纪念碑。那是德国政府为纪念黎刹与德国的“密切关系”建立的。

欧洲是让黎刹最著迷与向往的乐园﹐尤其当时那片广褒的大陆正是民主自由呼声震耳鼎沸的所在。他在西班牙三年完成医学课程﹐德国是他仅次于西班牙时间逗留最久的欧洲国家。那里有许多著名眼科专家﹐是他进行深造专长实习的理想之地。他十分欣赏德国的风土文物﹐赞德国女人的端庄及才华﹐没有西班牙女人的庸俗气质。对海德堡的不舍留恋激发他写出一首《献给海德堡之花》的诗歌(40)。

黎刹(中央坐者)在巴黎期间与画家范伦那一家及友人合照。黎刹的最爱是欧洲﹐跟中国并 “无密切关系”。图片摘自《Filipino Heritage》丛书第七卷 1909 页。

然而﹐最具历史纪念意义的是于一八八七年﹐因家乡甲南描田园遭受蝗灾及蔗糖市场的崩溃而不能寄钱﹐使他穷困潦倒﹐三餐不继。为贫病交迫所刺激﹐他一时消沉险些将《社会毒瘤》的原稿付之一炬﹐幸好他的富有的好友马克丝莫‧彼奥拉医生（Dr. Maximo Viola）及时到来为他解困﹐并借给他三百批索供他出版《社会毒瘤》。这个柳暗花明的戏剧性演变﹐使黎刹绝处逢生﹐重新振作面对生命中更多的挑战(41)。黎刹对德国的深情热爱洋溢于字里行间﹐当地政府为他立碑纪念﹐名正言顺﹐历史根据班班可考。

上郭碑上需易人

至于为黎刹在福建罗山镇上郭村建纪念碑并设纪念馆﹐恕本博土直言﹐是一个与黎刹的中国感情不甚协调的历史闹剧﹗

《黎》书专讲黎萨尔与中国或华人的关系﹐却对黎刹曾经到达厦门如此和中国关系重大的事件三缄其口﹐这又给我们增多一个谜团﹗

一八八八年﹐黎刹为出版了《社会毒瘤》在菲受骚扰被迫往香港途中（注﹕不是去开医室的那次）﹐轮船在二月七日停留厦门港口。脚踏中国领域﹐祖籍国土近在眼前﹐他竟不上岸。原因有三﹕一则他深感不适﹔二则当时下大雨﹔三则他听说厦门市很肮脏(42)。

六年后的八月廿九日﹐他自岷兰佬拉比丹寄一封信给武敏直﹐骂当地华侨为Mongols (43)﹐过去笔者怀疑他被菲华权威称为汉学家怎么连满清黎民都误叫为“蒙古人”(44)﹐现才领悟到当时译错了﹐其实黎刹的含意更加恶毒﹐他指的Mongols 是“白痴”的意思﹐这个解释与黎刹在小说中对任何阶层的华侨的一概抹黑是相吻合的。

黎刹虽然疼爱他的母亲﹐在“认祖”问题上却是违背孝道的﹐若是从华人角度看可以这么说。然而﹐黎刹至死不承认自己的华人血统﹐绝非有些人强辩的是为避罪名的权宜之计。他根本不视中国为祖籍地﹐自己何来会有忤逆不孝之犯罪感﹖让华人颜面无光的是﹕他不只“拒绝认祖”﹐还“特别”仇恨华人。极矛盾的是﹕西班牙人对土著菲人的诬蔑他忍无可忍﹐美国白人对黑人的歧视他不平地唠叨﹐单单对华人的受侮辱视若无睹﹐甚至幸灾乐祸﹐尚参与其中。叫人啼笑皆非的是﹕北京大学菲语系毕业的吴琼女士往黎刹祖宗故居考察时竟说屋内黑匾上的“光耀家邦”四个字“用来歌颂伟大的扶西．黎刹十分贴切”(45)﹗黎刹何时曾“有心光耀”那个在中国的“家邦”呢﹖相反的﹐在他的笔下﹐中国人是怎样的一张白痴面孔﹖所以﹐华人为他沸沸腾腾在福建省罗山镇上郭村大兴土木建筑“黎刹纪念广场”,为他立碑到底是基于什么“历史文化内涵”呢﹖如果是纯粹为他的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的爱国精神﹐那么﹐文尼法寿也应该有一个纪念碑在中国。所以﹐无庸讳言﹐说白了﹐是为四个字﹕“血统主义﹗”

诚然﹐为一个拒绝承认中国是他的祖宗国又极端仇华的菲国民族英雄在中国立碑纪念是非常尴尬的。虽然米煮成饭﹐黎刹纪念广场在福建罗山镇上郭村已确凿不移地存在﹐但亡羊补牢﹐修改该纪念广场﹐使其符合本拙作所列出的史实资料的方法不是没有的。

不久刚得一位可靠热心人士相告﹐那尊在上郭纪念碑上的黎刹面貌全然不像黎刹。原来﹐黎刹塑像曾经闹“双胞胎案”﹐华裔青年联合会在本地交代雕塑黎刹铜像时不知中国方面也在“制造”另一个黎刹﹐最后只好用“中国出生”的黎刹。

既然如此﹐修改就容易了﹐只需给那个不像黎刹的黎刹披上一袭马褂﹐再补上一条辫子﹐改其名为柯南哥﹐然后﹐特注西名为Domingo Lamco﹐广场则易名为“黎刹祖宗纪念广场”﹐这样一切就顺理成章了。黎刹的大名仍在﹐但我们要突出的是黎刹的溯源﹐不是黎刹和中国或华人情感上的关系。

柯南哥意外地变得极伟大﹐此乃“历史造英雄”之谓也﹗没有他当年远渡重洋来菲谋生﹐于一六九七年接受天主教洗礼﹐娶了一位中菲混血姑娘伊内兹．德．拉．罗莎﹐哪会有第五代(46)扶西．黎刹的降生。这正迎合了《黎》书编者在“出版说明”欲强调的班拉思义博士的那句话﹕“黎刹博士(47)﹐这位菲人的最伟大英雄﹐正是华侨对于菲岛最重要﹐并且最有意义的贡献。”所以﹐依铁证如山的族谱﹐这个“贡献”的“基因”来自华侨柯南哥﹐虽然当时他未曾刻意“克隆”第五代扶西．黎刹的出世。基于此道理﹐值得我们在上郭村立碑纪念的是华侨柯南哥﹐并非不承认柯南哥为其祖先的伟大英雄扶西．黎刹。

文化“盖”帮行其道

总而言之﹐黎刹与中国并没有什么“密切的关系”﹐血缘方面虽有但不被他认同则不算为密切了。鲁迅曾高度评价黎刹的作品﹐看来出于反殖民主义抗暴的感同身受和英雄惺惺相惜的共鸣。从凌彰教授说的“鲁迅对黎萨尔的评价虽然话语不多”﹐和“鲁迅早年仅凭黎萨尔的一部小说《社会毒瘤》和一首诗《我最后的告别》便作出高度的评价”(48)﹐可猜测鲁迅并未读到仇华语气尤浓的《贪婪的统治》。如果有的话﹐他可能也会对黎刹的排华有所理解或感叹﹐因为中国人那时是受世人瞧不起的东亚病夫﹐他也曾在日本看到一部新闻影片里给俄国人做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人抓去枪决时﹐围观的也是中国人却个个显得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使他决定弃医从文﹐以强劲的笔触唤醒中国人沉醉的灵魂与懦弱的品格(49) 。所以凌彰教授提起的是鲁迅单方面对黎刹的敬仰﹐并不能圆说黎刹与中国的友好关系。

因此﹐要榨出“黎萨尔与中国”感情关系的蜜汁谈何容易﹐除了“视若无睹”黎刹小说和书信中无处不在的排华詈辞之外﹐胡诌乱弹﹑牵强附会和强词夸大黎刹“亲华”的蛛丝马迹（如果有的话）便成为非常必要了﹐故有本博土被授命淡化黎刹排华的“警惕性”宝贵经验(50)。

其实讲“淡化”﹐《黎》书也只略引于长庚先生责怪黎刹排华的“那一点”话而已﹐没有进一步对“那一点”的讨论。有冀读者一晃而过﹑不沾点儿印象之嫌。这样做也可敷衍权充为“业已提及黎刹排华”﹐全书贯彻始终是一面倒的歌功颂德﹐所最强调的就是黎刹的中国血缘﹐根本已无所谓排华之可淡化。不像近几十年来主流社会所出版的有关黎刹的书﹐已少见往昔那种盲目崇拜的滥调﹐ 绝多的是带着客观评论性的传记。可悲的是我们几个菲华历史权威﹐竟然还跳不出毛泽东时代的神化英雄的怪圈﹐更不可思议的是有老资格北京东南亚研究者也跳进这个怪圈﹐参与掩“盖”黎刹的仇华意识﹐这是一种不敢正视历史真面貌的懦夫表现﹗

不不不﹐本博土错了﹗ “盖”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拿手伎俩﹐殊不知古今中外﹐同工异曲﹐历史是怎样写成的﹖名人的传记是如何编纂的﹖最后再问《黎萨尔与中国》这本书是为什么而出版的﹐今日此论文列出的所有谜团即环绕在这问题的答案中。

书名一改符事实

言归本博土“被授命淡化黎刹排华”的事件上。当时实在幼稚无知﹐在《黎》书正式于特选的二○○二年六月九日“菲中友谊日”发行的那天﹐才不胜惶然领悟笔者所轻易放弃的“淡化任务”原来是“促进菲中友谊”那么伟大工程的一部份。 “极端排华”的黎刹被选中为“菲中友谊”的典范﹐《黎萨尔与中国》一书是作为“对菲中友谊日的一种纪念” 而出版的。这于本人来说是指鹿为马的历史“讽刺”﹐然而它却是冠冕堂皇地以“北京大学”的“名牌”印行的﹐那是否意示北京大学当局欲以该校素来拥有的卓越信誉为赌注﹐肯定《黎》书内容的可靠性﹖

显然﹐《黎》书的读者对象是中国人﹐包括懂中文的世界各角落的华侨华裔﹐以血缘主义为前提来博取华人对黎刹的信赖。也许﹐《黎》书主编低估了环球华人对菲国历史知识辨别真伪的能力﹐从“邦归”的一句话(51)﹕“本地华人（指菲律宾）…对他（黎刹）的作品和思想﹐也许就不那么了解和熟悉了”可见一斑。这个设想可能是导致编者放胆歪曲史实﹐塑造黎刹亲华形象的基因。即使编写《黎》书的目的为神圣的“促进菲中友谊”﹐但以牺牲知识诚信﹐掩饰历史真面貌来换取﹐是对中国广大读者的愚弄﹐让谬论流传﹐误人子弟。尤其研史学者被误导后﹐将世世代代以讹传讹﹐后果是严重的。上郭村黎刹纪念碑的竖立就是严重错误的后果一例﹐不过是菲华“盖”帮学者的误导文化的辉煌业绩。因此本博土建议﹐《黎萨尔与中国》应改名为《黎萨尔的中国外衣》﹐一切则顺文直解﹐争论即将属多余了。

结语

需声明﹐本文不在全盘抹煞黎刹非凡的一生。黎刹为西统压迫的人民写出血泪的心声﹐对神棍利用宗教的名义为非作歹施加无情的鞭挞﹐对所谓天主的教义提出智慧闪烁的质疑﹐这些都是我们需大力肯定的。在所有的菲国民族英雄当中﹐本博土仍认为黎刹是最让人钦佩的一个﹐不因他的中国血缘﹐尽为他的才华出众﹐他的真挚的爱国情操和他那炽烈的正义感。然而﹐黎刹是人﹐不能完美无瑕﹐对于他的仇华意识笔者一贯反对蓄意掩饰或淡化之﹐主张如实让华人世界知道﹐然后“正视它﹑理解它”﹐以黎刹的排华作为反面教材来提醒“倪洛牙现象”仍普遍存在于现华社。冀本博土如此对待历史的态度能赢得读者的共鸣。

不过﹐在进行黎刹排华的资料收集和考证之后﹐一个问题一直盘桓于思维中﹐即如果黎刹真的是革命领袖﹐而革命成功后他当了总统﹐他的华侨政策将是怎么样的﹖当时我们祖先在菲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另外﹐很想让大家知道﹐此题材的抒发因种种的顾虑而酝酿两年﹐最后是中国资中筠女士(52)的一段话激励了笔头的启动﹕

“多一些有志者把注意力放在学习﹑研究探讨这些著作上多好﹗报刊杂志多一些学术问题的讨论﹐哪怕是针锋相对的争论﹐也有助于繁荣学术。如果后来者能在前人的肩膀上更上一层楼﹐或拾遗补阙﹐或提出不同的见解﹐乃至另成体系﹐当然是学界之幸﹐而且进步之道理应是后来居上的…”

当然﹐本博土仅是位业​​余的菲华历史嗜好者﹐读书的时间有限﹐故才具浅促﹑草腹菜肠﹐学识永远望尘莫及足涉世界图书馆﹑纵览钻研过浩瀚万册之权威专家﹐更岂敢奢言后来居上﹖唯一能聊以自慰胜人一筹来献给读者朋友的是一股未受政治动机污染的知识诚信。无可否认﹐知识诚信的背后隐藏着另一种力量﹕即看不惯则鸣的是非感﹐这该是作为黎刹型的人应具有的秉性吧﹗黎刹对伪善的讥弹受到北京菲律宾历史权威学家的高度赞赏﹐今日此文对菲华“文化盖帮”的抖搂就是那赞赏之声的回音。但愿本博土索隐钩沉的努力能帮助不易接触菲史材料或忙于生意的世界华人免于遭到“本地”随心所欲篡改历史者的蒙蔽与误导﹐同时让消除了水份的中国外衣里头的扶西．黎刹归真反璞﹐如实呈现在读者面前。

故除感谢阅读﹐祈望读者将此文向世界各角落华人传递介绍。任何意见﹐感想或有所指正﹐请送电邮至 [email protected]﹐传真号﹕63-2-9849554﹐手机﹕+63917-8380008。

全文完

编后摘录

一九六一年某一天﹐已故菲历史学家德洛道．亚银丝溜 (Teodoro A. Agoncillo) 在菲大外国学生的一个宴会上碰到故菲总统万雷．计顺 (Manuel L. Quezon) 的公子鲁农 (Nonong)。出乎他的意料﹐鲁农说﹕“教授﹐你知道吗﹖我很不满意关于我父亲的那些传记﹗”亚银丝溜问他为什么﹐鲁农答到﹕“因为我父亲在传记中看来好像是圣人﹐事实上他不是﹗”

“传记必须忠于事实﹐我不认为一个人的传记应该全是赞语﹐它应该两样皆有(赞语与批评)﹐因为反应一个人物的人性之处并非不妥﹐描写人物的缺点是把他人性化” –亚银丝溜教授对上述故事之评语。

译自《Talking History: Conversations with Teodoro Andal Agoncillo》第十一章﹐编者 Ambeth R. Ocampo。

黎刹在天之灵若是讲理的话﹐他会非常感激今日华社里一些开明的人士﹐尽管他的强烈仇华意识﹐仍不抹煞他以尖锐的笔触揭发西统治者的黑暗所立下的盖世之功﹐依然对他为国牺牲所显露的凛然正气肃然起敬﹐甚至不计前嫌﹐费尽千辛万苦去考证﹐然后又确定了他祖先的根是在中国的事实。然而﹐在看到他的后裔六十八人跟他背道而驰﹐趋之若骛回中国为他寻根谒祖的那种壮观的热闹场面之后﹐他的心情想当然会是尴尬的。不过﹐他无疑终必为他这群善良的后裔按照祖籍地上郭村的风俗烧香﹑献花﹑跪拜祖先所表现的一片凝重严肃的虔诚所动容的。

鸟瞰近几年来华裔族群因对他的崇拜所做出的一些纪念事迹﹐也许黎刹将为过去他对华人的过份鄙视而后悔不已﹐可是他也可能会同时劝告华人不要由于考证了他属炎黄后裔才专称他为国父而忘了纪念其他没有华人血统的菲国民族英雄﹐因为那是另一种叫大汉沙文主义的血统主义﹐相信他亦将要求我们华社产生更多的孙逸仙式的伟大人物﹐而不是让倪洛牙一类不停地大量再版﹗

摘自《正视黎刹的排华意识》结语﹐涂一般作﹐原载《商报》副刊“读与写”﹐二○○○年六月十四日。

从黎刹《贪婪的统治》中所塑造的那位华人领袖倪洛牙的丑陋形象可看出他对华侨商人的极端厌恶。可是平心而论﹐如果倪洛牙真的如黎刹描绘的那么可憎﹐委实也难怪他排华。有趣的是﹐倪洛牙的种种特征﹐如虚伪﹐做作﹐狡猾﹐唯利是图﹐巴结官僚﹐投机倒把﹐不是至今仍“眼​​”熟能详﹐历历勾现在我们华社 “一些”领袖的脸谱上吗﹖只要倪洛牙这种人继续存在华社﹐排华现象便相对会出现﹐我们就永不得安宁﹗

涂一般语﹐同上﹐末段

知者不便谈﹐谈者不必知。待年代既久﹐不便谈的知者死完﹐便只剩下不必知的谈者。懂得这个道理﹐便可以知道古来的历史或英雄是怎样地被创造了出来。

郭沫若先生语﹐摘自《中国人的谎言》第一页“史志迷雾”﹐作者映泉﹐长江文艺出版社。

参考书目

(1) 《黎萨尔与中国》第 49 页﹕“黎刹祖籍地考证始末”﹐作者柯芳楠。
(2) 同上第 75 页﹕“菲律宾国父黎刹后裔探访记”﹐作者王勇。
(3) 《商报》二○○四年十月廿日“读与写”副刊﹐题目﹕《写作的政治使命﹗ 》﹐作者涂一般。
(4) 《黎》书第 79 页。
(5) 见于《Meaning and History: The Rizal Lectures》第 12 页二段﹐作者 Ambeth R. Ocampo。
(6) 《Indio Bravo》第 87 页﹐作者 Asuncion Lopez-Rizal Bantug。
(7) 《The First Filipino》﹐Guerrero Publishing 出版第 401 页﹔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版本第 473 页﹐作者 León Ma. Guerrero。
(8) 本来是陈谦善之子陈刚被委为中国第一位驻菲领事﹐但在其子不能及时就任的几个月﹐陈谦善被允许充当代领事﹐此说见于《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1850 -1898》第201 页头段﹐作者﹕Edgar Wickberg﹐即魏安国。吴文焕译本第 202 页二段。
(9) 《非全善的陈谦善》﹐二○○四年十月六日《商报》副刊“读与写”﹐作者﹕涂一般。
(10) 《博土经》上卷第 74 页“盖帮三宝”。
(11) 《贪婪的统治》汉译新版本第十六章“一个华侨的苦衷”第 138 页 14 行。
(12)﹑(13) 《正视黎刹的排华意识》﹐六月 24 日 2000 年《商报》副刊“读与写”﹐作者涂一般。
(14) 《Supremo: The Story of Andres Bonifacio》第 78 页﹐作者 Sylvia Mendez Ventura。
(15) 《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 1850-1898》﹐第 232 页二段﹐作者 Edgar Wickberg。吴文焕汉译本第 234 页末段。
(16) 菲华著名画家施荣宣林玉琦伉俪之千金。
(17) 《Necessary Fictions》第 142 页二段﹐作者 Dr. Caroline S. Hau。整个第四章《Alien Nation》讲述华人在菲文人笔下的形象﹐值得一读再读。
(18) 《Letters Between Rizal and Family Members 1876-1896》第 405 页。
(19) 《Rizal Without the Overcoat》第 66 页二段。作者 Ambeth R. Ocampo。
(20) 《Rizal in Saga》第 290 页二段﹐作者 Nick Joaquin。
(21) 《黎》书第 139 页至 154 页。
(22) 同上﹐第 254 页至 266 页。
(23) 《Necessary Fictions》第 140 页三段。
(24) 《黎刹和他的许多“家”》﹐8 月 26 日 2003 年《商报》“大众论坛”﹐作者刘番﹐即涂一般。
(25) 《黎》书第 203 页。
(26) 《写作的政治使命﹗ 》﹐二○○四年十月廿日《商报》副刊“读与写”﹐作者涂一般。
(27) 《我所认识的吴文焕》﹐见于周南京着的《华人华侨问题概论》的第 346 页。原载《商报》“大众讲坛”1999 年 12 月 23 日。
(28) 《黎》书第 197 页二段。
(29) 同上﹐第 196 页末段。
(30) 同上﹐第 197 页第一行。既然是引自塞地的资料﹐怎会有“岷里拉”改成为“马尼拉”这一笔﹐难道塞地写的是中文﹐此文中似有蹊跷﹗
(31) 同上﹐第 193 页。
(32) 《A Nation Aborted》第 156 页从第三段读起﹐作者 Dr. Floro C. Quibuyen。
(33) 同上﹐第 157 页三至四段﹐包括 Dr. Quibuyen 的评语。
(34) 参阅《美国早期漫画中的华人》﹐编者胡垣坤等﹐三联书店（香港）印行。
(35) 《黎》书第 37 页第 8 行。
(36) 《黎》书第 79 页第二行。
(37) 《Jose Rizal: Life, Works and Writings》之 VI 页序文﹐作者 Gregorio F. Zaide﹐1992 年版本。
(38) 《菲询问者日报》头版﹐12 月 30 日 2004 年﹐作者 Ambeth Ocampo。
(39) 《The First Filipino》﹐Guerrero Publishing 版本第 105 页尾行。 National Historical Institute 版本第 123 页第 10 行。
(40) 《Jose Rizal: Life, Works and Writings of a Genius, Writer, Scientist and National Hero》第七章第 80 至 86 页﹐作者 Gregorio F. Zaide & Sonia M. Zaide。
(41) 同上﹐第87 页。
(42) 同上﹐第十一章第 124 页二段。
(43) 《Letters Between Rizal and Blumentritt》之 491 页。
(44) 《正视黎刹的排华意识》﹐作者涂一般﹐载于 6 月 24 日 2000 年《商报》副刊“读与写”。
(45) 《黎》书第 73 页底算第二段。
(46) 《The Chinese Mestizo in Philippine History》第五页尾段。作者 Edgar Wickberg﹐同书吴文焕汉译部份第 63 页尾段。
(47) 译错了﹐黎刹从来未拿到“博士学位”﹐烦详读涂一般所作《称黎刹为博士违背史实》﹐2008 年 5 月 17 日《世界日报》副刊“世界广场”。
(48) 《黎》书第 97 页。
(49) 《鲁迅传》第 48 至 49 页﹐作者王士菁﹐三联书店发行﹐1950 年版本。
(50) 《写作的政治使命﹗ 》﹐作者涂一般﹐十月廿日 2004 年《商报》副刊“读与写”。
(51) 《黎》书第 430 页三段。
(52) 《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第29 页末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印行﹐作者资中筠女士﹐清华大学毕业﹐中国国际问题及美国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