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关注 | 孟晚舟事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缩影

　　（原标题：深度关注 | 孟晚舟事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缩影）
　　孟晚舟以不认罪方式获释 搭乘中国政府包机平安回家
　　孟晚舟事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缩影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韩亚栋 李云舒

　　图为9月25日，人们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欢迎孟晚舟回家。（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9月25日22时14分，中国公民孟晚舟乘坐的中国政府包机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舱门打开，孟晚舟走出机舱，挥手致意。
　　孟晚舟在机场发表简短讲话，她表示：“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随后，现场的欢迎人群唱起《歌唱祖国》。
　　在被加拿大无理拘押1千多天后，孟晚舟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与家人团聚。这是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中国政府不懈努力的结果，是全中国人民鼎力支持的结果，是中国人民的重大胜利。
　　孟晚舟事件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集中缩影。孟晚舟事件的实质，是美国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发展进程。中国所作的努力，维护的不仅是一位公民的权利、一家企业的权益，更是在维护中国人民过上更美好生活、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权利。透过孟晚舟事件，中国人民更加清晰地看到，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百折不挠办好自己的事，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把伟大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孟晚舟事件发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发生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质是美国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发展进程
　　2018年12月1日，在美国一手策划下，孟晚舟在加拿大转机时，在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法律的情况下被加方无理拘押。
　　“孟晚舟事件发生在美国对华发动贸易战和科技战过程中，这一事件绝非偶然和孤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建丽告诉记者。
　　回顾历史，中国在1978年还被看作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制造业第一大国。伴随着这一进程，中国企业逐步做大做强，“走出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从企业发展情况看，中国企业规模和大公司数量不断增加，中国培育的跨国公司尤其是制造业跨国公司开始在全球市场显示日益强大的竞争力。2020年《财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中国有133家公司上榜，数量位列第一，首次超过美国。2021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企业增加到143家；中国大企业连续3年位居世界500强国别榜榜首；中国企业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是美国企业的91.26%和75.00%，差距进一步缩小。
　　从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情况看，中国企业“走出去”经过了从贸易型进入到生产性投资的演变，直接投资区位从发展中国家逐渐扩展到发达国家。刘建丽介绍，尽管受到美国打压，最近两年华为和中兴仍分别稳居全球通信设备行业市场份额第一和第四。在制造业领域，中国消费电子产品在海外市场表现不俗。以手机为例，虽然华为受到美国打压市场份额有所下降，但中国手机军团在全球市场影响力有增无减，小米、OPPO、vivo、荣耀、一加等品牌深受海外消费者青睐。中国家电企业在海外市场也越战越勇，海尔、海信等公司的家电产品成功打入欧美主流市场。
　　从战略性技术领域发展情况看，中国企业在5G、人工智能等领域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在半导体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也在逐步推进自主技术替代。在5G通信设备市场，华为凭借庞大的国内市场，保持全球市场份额第一。同时，作为国内在IT技术及芯片领域自主可控能力最强的厂商，华为已经实现了在多个领域的国产替代。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2019年提供给政府的对策报告中，明确提出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灰色地带对中国进行遏制的具体对策。“目前来看，美国执行的政策与该对策基本吻合。除了常规的科技竞争战略，美国越来越多地动用国家力量，采用各种非常规手段，扰乱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步伐，以维护美国的技术霸权地位。”刘建丽说。
　　刘建丽分析，芯片产业是当今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关乎5G和其他数字技术的命门以及国防安全，成为美国对中国实施科技遏制的核心领域。华为在芯片领域的尖刀突围，在5G技术上的全球领先，是美国难以接受的。美国对中国实施的科技遏制采取定向打击“领头羊”策略，正如一个美国政客所言，“打击华为相当于十个贸易协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前所未有地接近伟大复兴目标、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推动因素；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条件和机遇，也带来了潜在风险和挑战。孟晚舟事件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美国阻挠中国崛起的一个缩影。”刘建丽告诉记者，这种不择手段的打压，是美国应对中国崛起过程中焦虑情绪和敌对情绪的集中反映，是新工业革命方兴未艾背景下，美国作为世界科技霸主担忧其地位发生动摇，担忧中国崛起影响其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从而对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进行恶意阻挠的具体表现。
　　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思维注定徒劳，逆势而动的美国正走向失道寡助
　　孟晚舟事件的发生，赤裸裸体现了美国所奉行的“单边主义”。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9月25日表示，对孟晚舟女士所谓“欺诈”的指控纯属捏造。就连被美方指为“受害者”的汇丰银行也出具了足以证明孟女士清白的文件。
　　“美国政府炮制孟晚舟事件，不是出于什么法律原因，其真正目的是要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阻挠中国科技发展，加拿大政府的所作所为就是帮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说。
　　近年来，美国主导的“五眼联盟情报共享体系”异常活跃。这个由美、英、加、澳、新五国建立的情报共享机制，通过秘密合作方式，长期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外国政府、企业和个人实施大规模、有组织、无差别的网络窃密与监听。
　　除了共享情报，美国还频频鼓动“五眼联盟”统一立场和口径，打着“人权”“自由”等幌子，就香港、新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美国还裹挟“五眼联盟”，排挤打压包括华为在内的中国高科技企业，阻挠其参与联盟各国移动通信设备、技术投标。
　　然而，即使“抱团”充当“打手”，“五眼联盟”成员也不能完全逃脱被美国打压的境遇。在孟晚舟事件中，加拿大的司法体系独立，却受到美国“长臂管辖”原则的钳制。有评论称：美国让加拿大抓哪国人它就抓哪国人，然后把人扣着等美国说怎么处理，这样的加拿大莫非是美国的第51个州？
　　作为美国的工具，“五眼联盟”内的其他成员可能也是身不由己——一个焦虑的美国，正用强烈的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绑架盟友，越来越深地伤害盟国的利益。德国国际政治学者奥利弗·福克斯认为，“五眼”实际上就是“1只大眼+4只小眼”，美国是绝对主角，但“4只小眼”并不愿百分百地服从，只是目前仍无法脱离美国的掌控。
　　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经济全球化从最初的涓涓细流不断汇聚成席卷全球的滚滚浪潮，是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演进的必然结果，其发展趋势不可逆转。二战以来，联合国、世界银行、世贸组织等机构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组织者，推动形成了较为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维系了世界的安宁、进步和繁荣。
　　“对一个大国来说，思想的衰落比实力的衰落更危险。”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直言：“在21世纪多极化、全球化时代，不能还想着从冷战工具箱里翻找工具，天天琢磨着怎么遏制他国，拉‘小圈子’，搞集团对抗，按丛林法则行事。这些散发着霉味的陈腐思想在当今世界肯定行不通，只会害人害己，终将被时代所抛弃。”
　　6月22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届会议上，白俄罗斯代表65个国家作共同发言，强调香港、新疆、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外界不应干涉。支持中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海湾合作委员会6个成员国集体致函支持中方立场，还有20多个国家以单独发言的方式支持中国。
　　“90多个国家对中国表达支持，对反华‘小集团’说‘不’，这才是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是真正的多边主义。”乐玉成说。
　　敢于善于斗争，加强国际规则运用，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近年来，美国对中国企业不断施加制裁，通过各种手段限制中国企业发展。2020年4月，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报告《中美竞争中的新武器库——胁迫性经济措施》，透露了美国近年来所采用的6类胁迫性经济措施：关税、出口管制、对中国的投资限制、金融制裁、限制与中国相关产品的进口、执法工具。
　　从中兴案到孟晚舟事件，美国运用“长臂管辖权”打击我国重点企业和人员。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一家公司曾用美元交易、用美元计价签订合同，或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电子邮件服务器收发、存储过邮件，美国政府就认为对这家公司拥有司法管辖权。其依据是美国《反海外腐败法》。根据该法，美国政府几乎“可以随意逮捕任何一名外国企业员工，甚至把其投入监狱，判处重刑”。
　　“从法国阿尔斯通案、巴黎银行案，到孟晚舟事件，被美国实施长臂管辖的众多案例表明，一旦美国把特定国家和企业视为威胁对象，就会通过所谓的法律途径不择手段予以打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霍政欣说。
　　面对美国的倒行逆施，我们不仅要敢于斗争，更要善于斗争，特别是要善于运用国际规则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在获悉孟晚舟被无理拘押相关情况后，中国政府第一时间提出严正交涉、表明严正立场，并第一时间向孟晚舟提供领事协助。此后，中国政府一直强烈敦促加方释放孟晚舟，切实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7月26日，在中美高层天津会谈中，中方向美方提出了两份清单，在纠错清单里中方敦促美方撤销对孟晚舟的引渡。
　　去年9月和今年1月，商务部先后出台《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和《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今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公布实施，围绕反制裁、反干涉、反制长臂管辖等，充实应对挑战、防范风险的法律“工具箱”。
　　“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法律战。必须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法律武器进行斗争。”霍政欣称，对中国政府来说，还要不断丰富完善涉外斗争的法律“工具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比如，反外国制裁法虽已颁布，但目前只有16条，具体条款和配套措施有待进一步完善。又如，通过不断修法，我国现行法律如国家安全法、刑法、反垄断法、个人数据法、证券法、出口管制法等，制定了一些域外适用的条款，下一步还要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使其更加完备。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要通过执法和司法实践不断厘定我国法律域外适用的具体边界。
　　在加强国际规则运用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设立及正常运营，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肯定；“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大多数国家积极响应；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中国成为巴黎协定达成的重要一环，在推动净零排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反腐败领域，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成为首个由我国主导制订的反腐败国际合作文件；2016年9月，中国推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通过《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在多边框架下再一次以国际文件的形式明确提出加强国际反腐务实合作的中国主张；2021年6月，在“预防和打击腐败的挑战和举措，加强国际合作”联合国大会上，中方就反腐败国际合作提出“四个坚持”的政治主张，为反腐败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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