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中国保险史②丨王永明：百年风云等闲过

口述丨王永明 文丨徐晓


1931年，中国银行在上海发起设立中国保险公司，由中行的常务董事宋汉章担任中保董事长。
1931年底，我因为生病，只上了一年高中就肄业了，在上海的哥哥家养病。当时我姐夫也在上海，是中行的雇员，他告诉我，中行正在为中保招考练习生。听到这个消息，我就去报考了，七考八考，也不知道考得怎么样，就回江阴农村的家了。后来姐夫通知我考取了。我回到上海工作时，“一•二八事变”发生了，交通不便，耽搁了一段时间。
1932年2月，正式到中保上班。我去的时候，公司刚刚开业，只有很少几个人，公司地点是在公共租界仁记路，中国银行所在地，后来迁至四川路270号。
刚进去时先当练习生，一个月8块大洋伙食费，没有工资。同时报考的有大学生，有中学毕业生，我高中都没毕业，不知道怎么我就考取了，这也是机遇吧。起先跟着学习学习，干些杂活。
保险单是中英文的，中文的要手工填写，英文的要用打字机打，我不会打字，就得从头学。英文我在中学学过，还学得挺好的，有时候老师偷懒，就叫我代课，当“小先生”。到了中保之后，经常要用到英文，我又抓紧自学，逐渐地就能胜任工作了。
当了3年练习生以后，才成雇员，后来慢慢地升到火险部科员、科长、业务管理处副处长，那时处长是孙广志。中保是宋汉章的天下，浙江绍兴人受重用（徐晓注：宋汉章是余姚人，余姚曾经归属于绍兴，现为宁波辖下）。我是一级一级往上升，没有跳过级，因为我就是一个乡下来的“小毛孩子”，没有后台。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人轰炸上海，宋汉章带着一帮人迁往重庆，在重庆设立了中保总管理处，我还是留守上海。
在当时的保险市场上，中保的地位还是比较高的。上海有若干个分保集团，中保有一个，太平也有。因为上海有五六十家中资保险公司，普遍资金较少，自己承担的能力小，接了业务以后要分保。
中保有中行作为后台，而且在国外有分行，深得小公司信任，好多业务就都分给了中保。中保在伦敦有分保合同，在国内拿下来业务再分出去，相当于是小买办。最初分给当地的英国太阳保险公司（sun insurance office），他们还专门派了一个人常驻中保，叫Noble，做顾问。后来才分到国外，从伦敦到世界各地。


二排左3为王永明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军管会接管上海保险业，负责人正是从前在中保工作的地下党员林震峰。来我们公司贴布告是孙文敏，他们是中保的接管大员，另有联络员，起先是吴越，后来改成施哲明。
1949年10月20日人保成立。考虑到中国保险公司与伦敦市场有二三十年的业务关系，而且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设有分公司，政府决定保留中保。我无党无派，原职原薪留用，还是业务管理处副处长，后来调任调研处处长，副处长是王理顺。
解放初期，国内缺少物资，要从国外进口很多东西，主要是棉花等民生必需品，一方面解决人民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平抑物价。抗美援朝爆发后，美国对我们实行封锁禁运，运送我们进口物资的美国船就把货物卸在附近的港口，我们只能再租用其他船籍的轮船把货物运进来。这些货物都保了海运险和战争险。
1951年2月，我们租用的两艘巴拿马籍货轮“海皇”号和“海后”号行驶中，“海后”号被台湾国民党海军拦截，劫掠到基隆港，连船带货全部被扣。“海后”轮上的货是由中保承保的，由上海分公司出的保单，并向伦敦市场办理了分保。
当时我在中保上海分公司担任副经理。事件发生以后，我们与伦敦的分保接受人反复交涉，据理力争，最后把赔款给要回来了。据公司会计跟我汇报，总共摊回了104万英镑左右。由于中保还欠伦敦分保费，作相应扣除后还有七八十万英镑，都拿回来了。
从前，国内的保险公司把业务分保给伦敦，只有付出保险费，从来没有从伦敦拿钱回来过，这次摊回了这么多赔款，也可以说是“运道”来了。
中保的总部原先一直在上海，我也一直在总公司工作。1951年，中保迁往北京，人心动荡。上级调我到中保上海分公司担任副经理。还有一位经理，是原来太平保险公司总经理陶听轩，但他实际上一直没到职，曾经在中保拿过工资，不过从来没有来上过班。
解放后太平在国内没有复业，但是有点地位的人都属于统战对象，都要给个待遇，让陶听轩在中保上海分公司挂个经理，可能就是出于这种考虑的。所以，中保上海分公司实际上是我在主持工作。那时候我在中保总公司刚刚升了处长，为什么还要调我去上海分公司当副经理呢？
上级领导说：打算调你到人保公司去工作，地位高了不好安排，所以就降低点职务，到北京好安排。中保迁到北京后才知道，只有我一个人调到人保，孤孤单单，其他人都还是以中保的名义工作，在人保公司内专门给中保留了个办公室。
领导大概是把我当业务尖子调到人保的，担任国外业务处副处长，处长是施哲明。1951年6月，中保在北京召开董事会，变成公私合营保险公司，实际上都是中国银行的资本，施哲明当了中保副总经理，是中保的国资代表。所以，虽然施哲明还是人保国外业务处的处长，但未到人保上班，主要还是在中保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保的业务也慢慢没有了，1955年，中保并入人保，只保留海外机构，在北京，只在人保总公司内设一个中保总管理处，其实就是只有一块牌子。
有一段时间甚至认为招牌都不必保留了，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说，招牌还是保留吧，摆在那儿，不管有用没用的，没有坏处只有好处，何况香港还有中保呢，多个牌子多点灵活性。


前排左起：魏迎宁、李嘉华、陈继儒、王永明、叶奕德


1958年底，上面决定停办国内保险业务，干部已纷纷外调。保险公司干部之间议论纷纷，国外保险业务是否也要停办？而且主张停办的人还不少。
保险公司为了听取意见，召开了一次讨论会，出席会议的除了国外保险处的同志外，还有一部分国内保险处的同志，还邀请了中国银行和外贸运输公司负责保险的人。这次会关系到保险业务命运的决策，气氛有点紧张。
首先发言的是主张停办保险的积极分子（当时叫造反派），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国内保险既可停办，国外保险也可停办。
主张继续办理国外保险业务的，大多是当时被认为“保守”的同志，也包括我在内。我们的心情都是战战兢兢的，我们的理由是：
保险是对外贸易报价的必要组成部分，CIF是全世界公认的国际贸易计价标准，我国不设保险公司，不办理国外保险，势必都推给国外去办，会使国家蒙受重大的外汇损失；保险单是我国外汇银行进行国际决算的重要单据；进出口货物失掉了本国保险机构的保障，也要遭受一定的损失；世界各国，包括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办理这项保险业务。
也有人主张，进口贸易的保险可以停办，保险公司可以继续办理出口贸易的保险，因为出口贸易的保险可以为国家吸收外汇保险费。这也可说是中间派。
外贸运输公司的代表发言时，积极支持把国外保险办下去。他们说，保险和外贸，解放以后一直合作得很好。保险不仅为国家节约和吸收了外汇，而且为对外贸易作了有益的服务。他们认为：保险业务继续办下去，对国家、对外贸都是有好处的。
双方各执一词，人数上主张停办的比主张继续办的多得多。主持会议的国外保险处领导，既没有摆自己的观点，也没法作结论。
会后，财政部主管保险的吴波副部长把国外保险处施哲明处长和我（副处长）找去谈了一次话，指示三点：
一、国内保险既已决定停办，不必再去讨论。
二、外贸对国外业务保险既有需要，外贸部门也主张办；世界各国，包括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保险机构，现在还都在保险。我们决定：国外保险继续办下去。
三、既已决定把国外保险办下去，以后不要再去讨论停办不停办的问题，不能一方面说外贸需要保险，另一方面又随随便便今天说办明天说不办，蛊惑人心。要多多考虑如何把国外保险积极办好。领导关系转给中国银行，是国外保险同中国银行的业务联系比较紧密，并不是有什么其他看法。
争论结束了，国外保险业务度过了存废一关，从事国外保险工作的同志也放下了心。




回想起那段时期的保险经历，我做了几件有益的工作，感觉很欣慰：
1、在中保，我负责办理分保业务，既团结了国内小公司，又为国家节约了外汇分保费支出，特别是在“海后”轮赔款索赔中，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为国家争取了大额外汇赔款。
2、在人保，扭转了我国对外贸易都在国外保险的惯例。以前，我国的对外贸易都在国外保险，要付大量的外汇。我坚持我们已有了国家保险公司，应该在人保保险。通过与贸易公司、远洋公司等坚持不懈的宣传，做工作，先从出口贸易开始，逐步推行到各种结算方式的进出口贸易。据我当时记忆，90%多的进口贸易、60%多的出口贸易已在人保承保，为国家节约了大量外汇。
3、我很欣慰的是，我经手办理的赔款业务，从来没有失败过。除“海后”轮外，“跃进”轮事件、大连散装粮食进口案、天津外轮失火案等等，都获得了满意的结果，为国家争取了宝贵的外汇。
4、致力宣传保险，培养保险人才。我担任中国保险学会首任秘书长和《保险研究》的主编，担任了一些大学的客座教授，普及保险知识，带出了不少学生，这是我十分高兴的事。
（本文采写于2014年）
附录：
王永明，仁者寿
文丨徐晓
王永明，1914年生于江苏无锡，2022年11月13日于北京谢世，享年108岁。
1932年2月，王永明在上海考入刚刚成立的中国保险公司（1931年成立），当了一名练习生。所谓练习生，就是学徒，也就是小伙计，还不算雇员，每月拿8块大洋的伙食费，没有工资。干些打字、填写保单之类的杂活，边干边学，这样“练习”了三年，终于成为正式员工。后来又拾阶而上，慢慢地升到火险部科员、科长、业务管理处副处长。
1949年5月，上海解放。10月，人保成立。考虑到中保拥有广泛的海外业务关系，新政府决定保留中保。王永明无党无派，原职原薪留用。
所谓“留用人员”，大体上属于专业上“可用”，但政治上“不可用”的一类人。掌舵的必须是老革命、“自己人”，“旧时代”留下来的人即使是业务尖子，也只是作为“工具”使用而已。这一政策在王永明的职业生涯中得以充分体现。解放时他就已经是副处长，后来又升为处长。1951年，中保迁京前，上级安排他到中保上海分公司担任副经理，降了半格。询问缘由，说是准备调你到人保总公司工作，职位高了不好安排。一直到退休，他仍然只是一个“处级干部”。
王永明“识时务”，业务上的事情尽心尽力，政治上的事，包括对外联络、出头露面，不主动掺和，组织安排了他才去。但其实他也是一个要求进步的人，从一解放就积极要求入党，但人家说了，你这样的情况不能加入共产党，最多只能加入民主党派。如此，“1953年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任职期间，在财政部党委号召下，经过部长秘书钱度龄、吴荣两同志介绍，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王老自己提供的简历中如此写道）。没成想这成了文革中挨整的一个把柄，造反派质问他：你为什么加入民进而不加入共产党？真是天理何在啊！纵然如此，他依旧痴心不改，一直要求加入共产党。平时严于律己，出国回来后还把没花完的补助交公，搞得会计很是为难，没法入账啊。儿女们说，您比布尔什维克还布尔什维克。终于，1985年，71岁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为刘凤珠、邓季秋。
扯远了，言归正传。1951年，王永明从上海来到北京，调入人保总公司，担任国外业务处副处长。1958年底，国内保险业务停办，风雨欲来。在关于国际保险业务是否也停办的争论中，王永明属于“保守派”，主张应继续办理，一因外贸需要，二因苏联老大哥也有国际业务。最终结果是保留国际业务。
1969年至1972年，王永明跟许多保险人一样，到河南淮滨“五七干校”当了三年“战士”。回来后，当过业务处副处长、办公室副处长、调研处处长。
晚年的王永明把主要精力转入研究及教学。1979年中国保险学会成立后，王永明担任第一、第二届秘书长。中央财经学院设立保险专业以后，王永明为学生讲授专业课。1982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五道口）招收第一届保险研究生，王永明为他们讲授风险管理理论。据学生魏迎宁回忆，王老是拿着一本英文的书讲课的。王永明的口音是江阴方言和上海方言的混搭，一般人很难听懂。有时候学生听不懂，他就讲英文。顺便说一句，王永明的英文那是相当了得，肯定比他的国语强太多了。据秦道夫回忆，1991年开始起草保险法时，要学习外国的相关法律，德文的请了大学的德语老师翻译，结果谁都看不懂；英文的请王永明翻译，倒是挺明白。
1989年，英国CII资格考试进入中国之后，王永明受邀担任“中国考场指定监考人”，在南北几个考场之间奔波，乐此不疲。
此外，王永明还曾担任中国金融学院兼职教授、中国贸促会海事仲裁委员会委员、全国高校金融类优秀教材评审委员会委员等职。
正因为这些成就，王永明获得了2014年度的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这个奖项由刘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设立，每年奖励一至三位功勋卓著的优秀学者。2014年度的获奖者，除了王永明之外，还有杨培新、赵海宽。4月19日，颁奖典礼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举行。
曾经看到一篇文章，说北大哲学系教授们多有长寿者，很重要的一个秘诀是胸中无块垒，凡事看得开，所谓“仁者寿”。以此衡量王老，也是适用，他本人一直达观，开朗，不斤斤计较。
记得我80年代中期进入人保公司研究所时，王老也在那里，印象中他总是笑眯眯的。那时，人保总公司内风气不错，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处，互相之间直呼姓名，即使对于公司领导，也是叫“老程”、“老林”，鲜有称呼官职的。研究所内同事叫所长李嘉华为“老李”，叫王老当然就是“老王”，那时他已是古稀之年。有一次，听到金禾在叫“老王”，老李不乐意了，批评道：“你个小姑娘，他都可以当你爷爷了，你还叫‘老王’！”金禾笑道：“那好，以后我改叫‘王老’。”
2014年2月14日，元宵节，我去王老家探望时，他还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见到我，还能记得我是“China Insurance”的。谈起往事，他屡屡提到，某某某同事郁郁不得志，早早地过世了。而他本人虽然到退休还是个处长，却心态极好，一些重要活动“不让我参加就不参加呗”，不以为意。
那次探望是跟王真同去的。王老忆起一件往事来，说是曾经有一次和王真去广州出差，宾馆没得住，在火车站坐了一夜。王真直冲我摆手，轻声说：“不记得有这事”。少顷，我反应过来，问王老：“您说的是不是研究所的王峥？她是国外部的王真！”并且写给他看，王老点头认可。后来，我与王峥电话核实，果然是她。可能是1989年吧，有一次王峥陪王老去深圳CII考点监考，先飞到广州。飞机晚点，广东分公司没派人接。两人打车到省公司，一看公司内外全是黑的，连传达室都没人。不得已就自己沿街找宾馆，问了一路都没空房间。都大半夜了，觉得不能再走下去了，就在一家宾馆的大堂沙发上坐了大半宿。等到天亮，分公司上班了再打电话，分公司才派车送到深圳。王峥说起这件事来，记忆深刻，总觉得对不住老爷子。但今天老爷子自己说起来，却十分轻松。
晚年，百岁人瑞王永明，每天读读报纸，背背诗词、圣经，有时候还背诵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讲（英文），写写钢笔字，如果天气好的话，出去遛遛弯儿，生活恬淡、悠闲。
2014年元宵节我去王老家，是想给他做口述实录，摄影、摄像同步跟进。当时王老答应了，说是要认真准备。但是第二天，家人给我来电，说是老人家有点紧张，身体不舒服，住进医院了。我知道，王老就是太认真了，摄像机往那儿一架，的确有压力。既然如此，就变通吧。一个月之后，我对他进行了一次访谈，只录音，不拍摄。
好在我能听懂王老的“沪锡普通话”，留下了珍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