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当有产者

张志勇/文
受3年疫情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今年3月以来，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已不断显现。政府相继出台各种政策，经济在缓慢恢复中。我们看到，由于出口在不断收窄，一些民营企业开工不足，但中国经济的韧性仍在。
此前很多专业人士都预测，疫情管控放开后，国内将会出现新一轮的报复性消费。但已过去的2023年上半年，报复性消费没有出现，很多市场、领域、行业、产业仍在恢复中。现在看来，需要给中国经济以足够的时间。
这里我说消费市场不旺，不是那种各地的夜市市场，而是整个消费市场，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疫情后不但没有迎来报复性消费，反而迎来了报复性存款。黄金市场价格在不断上涨，“中国大妈”始终是黄金市场的主力，其本质就是要保值。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居民存款增加了9.9万亿元，把钱存入银行仍是大家的首要选择。有个现象没有引起专家们的足够重视，那就是经过3年疫情后，大家越发感到存钱的重要性，只有把足够的资金放在名下，才能应付工作和工资的变化，才能应付企业突然的“爆雷”和关门，才能应付疾病等突发的各种生活“麻烦”，即使没有这些，人们开始更加注重个人财产的保值，如何“止损”“减损”，成为人们捂住手头积攒下来财富的重要选项。
我们看到，在以往四十多年时间里，有多少先富阶层实现了个人财富积累。在货币宽松的时候，有多少人渴望的不仅仅是财富的保值增值，而是实现个人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即使中国股市很乱，但依然有人不断投入其中，人们对拥有个人财富太渴望了。炒股、炒煤，炒房，炒黄金等，有多少人活跃在资本市场，很多过去人们想都没敢想过的事情，在不断上演。
历史常常就定格在那一刻。留心中国资本市场的人，眼前可能还浮现着一张经典照片的画面，那个由120万股民上演的疯狂一幕，那个令多少人终生难忘的长长队列以及此后的“深圳8·10”事件。由此人们对实现个人财富的幻想全部被激活，包括上海“杨百万”，长春“疯狂的君子兰”以及史玉柱、牟其中等那个时代的创富“神话”。
如今，一方面是居民日渐升级的存款热情，另一方面是居民不断下降的消费欲望。如何促消费，如何让资本市场活跃起来，如何止住可能出现的房地产市场下行是关键问题。中国政府自今年6月以来，在密集出台相应政策。可以说，这些政策一方面是确保经济的健康稳定，另一方面其实也是满足居民对手中财富保值增值的愿望。
人们还发现即使有诸多利好的政策，但人们的消费行为却越来越趋于理性，尤其是股市、楼市、公募基金和银行理财产品等传统投资品种亏损增加，创业也变得更加困难，民间投资不旺，很多传统的投资项目已没有什么吸引力了，由此投资选择减少，民营企业更加谨慎，规避风险成为重要选项。
个人财产是否会出现新的分化，或已处于十字路口，难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在此时，粗略回顾45年来中国个人在追求财富过程中所走过的路，可能会更有利于我们来重新认识财富，以更大的视野去创造财富。
在此之前，有必要明确一个基本概念：个人财产和私有财产。其实私有财产就是指属于个人的财产，要说区别，私有财产是和公有财产相对而言的，而个人财产是和集体、共有的财产相对而言的。还有种说法，个人财产是为使用而产生的，私有财产是以交换为目的产生的。
历史的刻度
历史是有刻度的，在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上，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就是重要的历史刻度。
1978年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了“拨乱反正”，由此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1978年，我认识的钱，只有人民币，有一分的、二分的、五分的、一角的、贰角的、五角的、一元的、贰元的、五元的和拾元的，我见到最大的面值钞票是拾元钱。能让我满足的就是花1角8分钱买一块稻香村的五仁月饼。
1979年我已上高中，高中和大学的课程中，我接触了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让我知道了什么呢？概括起来是四句话：第一，价值是劳动创造的；第二，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创造的；第三，企业利润和资本都是工人的剩余价值转化的；第四，无产者联合起来，把资本家打倒。而无产者的定义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占有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为生的雇佣工人。《共产党宣言》中有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大学毕业后，我始终在想一个问题，全世界无产者要联合起来做什么？显然是要成为“有产者”，要摆脱贫困，过好日子，要有属于自己的财富和财产。当然在20世纪80年代，在我头脑里既没有“有产者”的概念，其实也没有多少个人财富和私有财产的概念，更没有资本的概念，只知道渴望和羡慕“万元户”，“万元户”让我知道积累这样规模的个人财富对于我来说是多么地遥不可及。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平均收入仅有74.67元人民币，其中2亿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低于50元人民币。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1角1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1角3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到1角4分钱。另有一些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年，有三分之二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20世纪50年代，有三分之一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20世纪30年代。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重要的分水岭，是中国共产党人勇于面对现实，放弃过去对发展社会主义的偏见认识，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选择，并显示了共产党人的巨大政治诚意，从而迎来了新的发展。如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就是一条发展路径的选择，这个路径就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从我自己长达三十多年对中国个体私营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的观察和研究来看，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界点”，之后的四十多年，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重新认识“私”、承认“私”、鼓励“私”、确立“私”、发展“私”、壮大“私”的经济发展史，是充分尊重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是对每一个个体的人的“解放”。经过45年来的改革开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最初的“放两年再看”，到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两个毫不动摇”，对民营经济认识的推进，也是共产党人充分尊重人们的改革实践，不断地把各地的实践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然后形成法律加以确立和明确的结果。中国经济向上的斜线非常明确清晰，紧随相伴的就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形成和不断发展、壮大，所有的个人财富和私有财产都在这一向上的斜线上产生的。
如果把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分为上下两场的话，前20年，即1979年到2000年，是全面实现对人的解放，实现个人对财产开始不断追求的过程；后20年，即2000年至今，是实现对资本的解放，是私人财产不断巨变增长的过程。
因为个人财富的积累，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买买买”；民间投资喷涌，民间资本格外活跃，由此带来中国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实现今天“56789”的巨大贡献。
应该说，其中这既有人民的创造性，也有政治家的胆识，更有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精神。
有谁还会记得，在1978年中国还没有一家私营企业，甚至连民营企业的概念都没有，全中国所谓14万人（户）个体经济，也就是修自行车的，修鞋补鞋的。10年后，才真正有了个体私人企业发展的数据。
留给历史的几个重要概念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共产党人清楚地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明确了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45年来，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方向。
至今人们还对1979年1月的那场“五老”火锅宴津津乐道（注：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宴请了五位老工商业巨子：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和古耕虞）。与“五老”会面时，邓小平提出了“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的著名论断。邓小平在与五老谈话中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邓小平对搞经济建设求贤若渴，他深知，原工商业者手中有钱，有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多年的亲属和朋友。钱要用起来，用谁的钱，显然要用“资本家”的钱，这在当时是非同小可和不可想象的，要让戴着“资本家”帽子的人去当经理、当顾问，要用有管理经验的人，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这些话是对五位“老资本家”来谈的，是对长期受打击、受排斥、受批判、受管制的原工商业者来谈的，显然非同寻常。
“五老”在与邓小平交谈时，还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要把戴了多少年的“资本家”的帽子摘掉。邓小平耐心听取了“五老”的建议，并代表党中央明确地表态：“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
为了在更大的范围内回应“五老”的建议，几个月后，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更加明确指出：“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也已停止13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劳动者”这一概念的明确，对原工商业者来说，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提法问题，是公开为资本家“摘帽”，同时也是给他们的“政治礼遇”。
人们至今都记得小岗村那“豁出去”的契约，一张纸条，十七个指印，三方图章，一片血红。这份小岗村生产队二十名农民代表签订的契约，至今还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正是小岗村的惊天之举，打开包产到户的禁区。
到1982年年底，全国大体上已有80%的农民实行了包产到户，粮食丰收，产量增长。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基本瓦解。1984年人民公社宣布解体，至此，人民公社及其下属生产队基本退出历史潮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体制，标志着突破单一公有制的探索取得一次重大的胜利，而包产到户，其实就是对“私”最大的承认。
包产到户正式昭示了由此而产生的个体私营经济，尤其是自有资本和自主经营权的“自我支配”。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随之出现两个意想不到的情况，一个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即原来的社队企业逐步发展为乡镇企业；另一个是在农村出现了专业户及其协作联合体，流通领域出现了长途贩运。私营服务业和个体工商户已出现，有多少能人开始单干，自己做买卖，自己开工厂，个人财富由此开始增长。
包产到户，可以说为中国私营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提供了土壤和发展空间，实际是新时期中国个体经济的“序曲”。此后，中国市场中产生的一大批民营企业，很多都是来自农村，从农村走向城市，如刘永好三兄弟，鲁冠球，张宏伟等。
个体经济出现后，由承包鱼塘引发了剥削的争论，当时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搬出《资本论》认为雇工8个人以上，就产生了剩余价值，就算剥削，就是资本家。其实，马克思在书中只不过是举个例子而已，但人们非要作为“金科玉律”。
在雇佣上首当其冲遇到问题的就是“傻子瓜子”年广久。1981年，年广久开始雇工炒瓜子，最初雇了4个帮手，发展到1984年，年广久雇佣的工人已经达到103人，加上他儿子开的分店雇工达140多人，年广久早已成为名扬在外的百万富翁。这在当时引起了震动，针对各方的担心，邓小平在1984年的中顾委会上明确地说：“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你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
当时政府采取的也是“看一看再说”的办法。正是“放两年再看”和“看一看再说”，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的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就是这样被“看”出来，个人财富和私有财产的积累，正是这样打破过去的限制而实现的。7个人还是8个人的争论是到了1987年中央“五号文件”的发布（注：《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才得以休止，文件明确：允许存在。中国共产党对雇工问题的鲜明态度，使得人们更加放心大胆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并很快呈现出城乡个体经济遍地开花、迅速发展的新局面。
1983年，在全国发展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安置城镇青年就业先进代表座谈会上，胡耀邦发表《怎样划分光彩和不光彩》的著名讲话，他鼓励个体劳动者说：“一切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劳动都是光荣豪迈的事业”。讲话中鲜明表示，党和政府鼓励个体、私营老板干光彩的事，做光彩的人，对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广大劳动者不向国家伸手，为国家的富强，为人民生活方便，作出的贡献，党中央对他们表示敬意、表示慰问。耀邦的讲话就如一团火，“烧”得城市里很多能人都坐立不安。
第二天，国内很多媒体都刊发了胡耀邦这一热情洋溢的讲话，在大连老虎滩公园照相的个体户姜维后来回忆说：很多个体工商户是一边看报纸一边不停地哭，说：“总书记说我们是光彩的。”
“光彩”由此成为那个时代特有的一个“概念”。由此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几亿人，开始了自己的“光彩事业”，大胆地去实现对个人财富的追求。
理直气壮地争做有产者
在45年的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中国人在追求个人财富的道路上，也有过“在低潮中徘徊”，反对意见一时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号提出，是要推行资本主义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一时席卷各地。在当时困扰了全国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有很多人即使是小买卖也不做了，开工厂的想着怎么关门，要不怎样转到别人手里，有的带着钱跑到国外先躲躲看看，把企业就留给看家的孩子，还有很多企业想着各种办法去戴“红帽子”，以免受到冲击，这样能贴上“公”，就可以不姓“私”了，这就安全了。
更有甚者，直接把自己的企业就全部捐给政府，如江苏的蒋锡培就把企业捐给了集体，由此使得自己的企业有了“集体所有制”的名分，由此戴上了“红帽子”。戴着“红帽子”的蒋锡培，到了1992年小平南方视察谈话之后，才放心大胆地干。之后，经过4次的经营体制改革，在2002年，他通过回购股权办法，才又成为企业的资产拥有者。
有资料显示，1994年中国私营企业最保守的数字是100万—150万户，但在工商局登记的只有43.2万户，那其余的100多户，都“藏”了起来，都躲到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去了，戴着“红帽子”，也能享受到比私营企业更多的待遇和优惠，“不露富，把肉埋在饭碗底下，这样吃着安全”。但也有很多戴“红帽子”企业的老板，吃了“红帽子”苦头和麻烦。
关于“红帽子”企业的很多问题，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之后得到了相应的解决。十五大报告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无疑使私营经济地位比过去“补充”的角色，有了更大的提高。十五大还指出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这使得民营企业主在企业发展中增强了信心，很多红帽子企业纷纷“摘帽”。1999年修宪，把十五大的精神，通过法律进一步明确，这是所有制平等的又一次进步。
这之后，关于私营企业主可以入党问题的解决，新的社会阶层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身份的明确，都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民营企业创造财富的勇气。从1992年小平南方谈话到2000年个体私营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形成“喷涌”之势。
很多学者普遍认为，以2002年11月8日中共十六大召开为标志，中国私营经济发展跃入一个新阶段。十六大首次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和“一个统一”。同时，鼓励一切创造财富的力量，并且正面评价了“资本的力量”。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结合的资本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人们。”这诗一般的语言，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创富的热情，对“资本的活力”有了积极的认识，对“资本”不再有政治偏见。
由此人们创富的热情被全面激活，人们对实现个人财富的积累更加心潮澎湃。有产者不仅是劳动者，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个人财富快速积累的20年也由此全面一路高歌，买车、买房，个人财富前所未有的增加。2010年前后，老板买私人飞机、游艇，在国外买企业、买庄园，全球并购案不断上演。
在中共十六大代表中，9位是民营企业家。江苏远东集团董事长蒋锡培就是以民营企业家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十六大。也就是在这次党的代表大会上，面对中外记者，蒋锡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现在不怕当有产者，还要争当有产者。”浙江飞跃集团邱继宝作为十六大代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他说，“‘两个毫不动摇’，让我们对私有财产更放心，让我们民营企业的信心更加坚定。”
2003年初，一个意外的事件引发全社会对财富的质疑，那就是山西李海仓遇害事件。当时社会上对李海仓事件有着不同的声音，由此而引发社会对财富的大讨论。社会公众的目光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一是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二是财富的品质问题。对财富品质的质疑，已从李海仓事件，转到近年来对整个民营企业家财产的质疑。人们普遍认为：这个世界的为富不仁和仇富并存，各有各的问题。先富阶层已成为众矢之的。
应该说，一个明智的社会应该为致富提供更宽松的空间，还财富以本来面目。尊重那些通过合法手段诚实致富的人，意味着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承认。本着这样的认识，善待富人，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让更多的人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正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义。
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仍然在继续中，构建一个和谐的阶层关系显得尤其重要。如何协调从无产者到有产者这一财富和身份的变化，至今仍是中国的一个社会问题，其中的冲突仍未化解，对富人和创富阶层又有一些认识问题没有解决，由此时不时就出现各种杂音。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富人并不是贫富差距的根源。
有关创富群体有“原罪”的争论，这些观点将个别企业的偷税漏税，个别的企业主官商勾结造成社会腐败等等问题都推给民营企业家群体，算在私有财产的拥有者身上。尤其是近几年来，很多人把有产者视为有问题的企业家，并形成“你是有产者就应该有问题”这样一个可笑的逻辑。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高票通过《宪法》修正案，这是我国现行宪法自1982年颁布以来的第四次修正。这次修宪的重大突破就是“私产入宪”。此前，全国工商联曾三次提交修宪提案，从1998年开始，历时六年，呼吁“将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这份提案被称为“开共和国历史先河”。
第四次修宪明确“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法律上的定位，标志着我国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开始从一般的民事权利上升到宪法权利，受到国家大法的认可与保护。这也在基本制度层面上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进一步铺平了道路，而个体私营企业或者说民营企业是最大的受益者。
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高票通过的《物权法》，“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这部法律的通过，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政治文明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也使得民企更加放心地去创造更多的财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贡献力量。
“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
如把中国民营企业45年来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做全面的观察和研究，就不难发现从2008年到2018年，是中国民营企业财富增长最迅猛的10年，政策的红利、经济全球化以及数字经济给民营企业带来突变，现在看来，这也是个人财富快速增长的10年，时代的发展大势和私有财产几何式的增长完全吻合在一起，时代偏爱了中国追求财富的梦想。
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在高速运转时，也掩盖了诸多问题和矛盾。早在2008年之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就明确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尤其是民营企业，需要考虑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但2008年出现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的政府大规模刺激政策，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经济转型的压力，让企业忽略了转型的必要性。
到2018年之后，民营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已全面显现，虽然中央已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但民企在资本的“游戏”中，已很难转身。大量的钱在手里的，都难以实现转型，没有钱的，转型更是无从谈起。
而在2016年前后，实体经济就已经面临了很大的困难，由此，整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同时在互联网金融监管风暴之下，民营金融资本迎来新一轮的优胜劣汰。
也是在2018年前后，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的杂音出现，比如“私营经济离场论”，对“所有制中性”的争议，民营资本的是与非，资本的“属性”等等。一股暗流试图否定和动摇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把诸多社会问题归于市场经济、归于民营经济，归于个人财富的追求和积累。
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时专门强调：“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2023年3月6日，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别委员时，习近平再次强调党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变”，始终把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
从中共十六大到中共二十大，始终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这就是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决心。
中共二十大，可以说是首次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在民营经济发展这一问题上用“发展壮大”四个字，这是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都没有过的提法，以往都是“鼓励、支持、引导”、“促进发展”或者“健康发展”。“壮”显然是要高质量，“大”把规模做大，有抗风险能力。
留心的人会看到，在不久前“发展壮大”四个大字直接出现在文件的题目上，大家热议的“民营经济31条”全称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早在2004年，国务院就颁布“非公经济36条”，2010年出台“民间投资36条”,2019年“关于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28条”，加上最新的“民营经济31条”，四份文件共计131条。有新的提法，有强调，但四份文件中都能找到保护私有财产、支持民间投资、保护个人财产和产权的表述和含义。很显然党和政府深知，要增强民营经济的发展信心，就是要让大家对私有财产放心，有安全感，有法律的保护。
“发展壮大”，其实就是鼓励民营企业家，发扬企业家精神，勇于创造更多财富。这些财富不仅属于个人，按照资本社会化理念，这些财富的积累也有益于全社会。这些理论上的问题，多年前就已争论清楚，但近年来，一有“风吹草动”，一些人就再次翻腾出来，使得很多对此前经历不清楚的人不知所措。
在我看来，不应只看财富的所有制，也要看到财富的用途。整个社会的财产不应只分为公有和私有两大块，而应分为公有公用、公有私用、私有私用、私有公用四大块。私有公用财产名义归所有者所有，实为社会公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资本社会化，包括为社会提供就业岗位，为社会创造产品，为国家创造税收。所有者并没有消费这些财富，这些财富对所有者来说，不是提供享受，而是增加责任。
我个人始终认为，这些早已被历史和实践证明的东西，就无须再去证明，对待这些问题，必须要旗帜鲜明，不能模棱两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不争论”“不折腾”，同样符合社会大众朴素的政治感情，大家知道，争论不起，折腾不起，无休止地争论下去、折腾下去，我们不仅错失发展机会，同样会让已拥有的财富消失殆尽。
经过45年的发展历程，民营经济在致富创富这条道路上需要形成理论总结，从而指导实践。
我们还应该清楚地看到，当下，私有财产也并非只有私营企业所有，中共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谈到“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问题，简言之，普通人财产性收入也是私有财产其中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疫情期间，政策层明确向全世界说出“中国有6亿人，月收入仅1000元”的“实情”，最近北京一研究机构发布数据，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有9.64亿人。
这些数据都在提示我们，我们要实现财富梦想，实现共同富裕，还需要不断地努力和奋斗，不断地扩大、增加个人财产性的收入。而民营企业不断发展是整个社会财富增加的重要源泉，因此“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正是“有的放矢”。
如何增强民营企业的信心？法治是关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个人财富需要法律的保护。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民营经济发展信心需要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正如民间所说的：纠正一起错案，胜过制定一沓文件。
创造财富，让更多人成为有产者，是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路径。要实现财富的增长需要靠自己双手的创造，也需要坚定地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发展道路上，不断奋发有为。
除此别无他途。
（作者系中国民营经济50人谈成员，资深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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