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澄清：农商行灵活度不足 省联社治理结构需改革

证券时报记者 田牧
“我觉得现在各地农商行最大的问题不是客户的问题、贷款的问题、存量风险的问题，而是治理结构的问题，没有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去做。”数字普惠金融资深专家、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原秘书长刘澄清在近日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普惠金融在乡村推进的主要抓手是农村金融机构，但目前包括农村金融机构在内的中小银行整体存在较大风险隐患，刘澄清近年来一直在调研和推动地方农信系统发展，谈到农村金融机构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时，刘澄清做出如上回答。
刘澄清认为，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要与金融“五篇大文章”结合到一起，共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面对新的形势和挑战，包括监管部门、各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下称“省联社”）、农村金融机构都需做出诸多改革和调整，来适应新变化，找到新办法。
省联社治理结构需要改革
证券时报记者：遍布全国乡镇的农商行、农信社是我国农村金融工作的主力军。您近年来一直关注和调研国内许多地方的农村金融机构，在您看来，农商行、农信社在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刘澄清：我国的农信社（农商行）回溯起来已经有70多年的历史，在农村金融领域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一直扎根乡村，没有离开过，所以也一直是金融领域支农支小的主力军。在数字金融发展之前，农信社在农村的网点和人员都是最多的，这也成为它们主要的优势。
农信社的发展与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农村经济好，农信社也会跟着发展；农村经济发展放缓了，农信社就会遇到困难。现在经济环境在调整，农信社体系也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和风险，需要改革。
证券时报记者：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列为当前和今后金融工作的一个重点。我们知道，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中小金融机构各自的实力、经营情况和面对的挑战各不相同，农商行及村镇银行风险和问题相对更多。您认为当下主要面向农村的中小金融机构，普遍面对的问题、存在的风险主要是什么？
刘澄清：我认为普遍的问题还是在省联社治理结构改革。
我去各地农商行调研，发现那些农商行的董事长、行长们的手脚被束缚。不少农商行是民营的，没有国资入股，但它的董事长、行长任命也不是由股东决定，而是由省联社决定。
在今天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农商行的高管们个人虽然有能力，但他们的灵活度小，没有多少空间给他们施展拳脚。我看到很多农商行的董事长、行长，他们压力很大，就是省里面给的压力，每年要完成很多指标，但同时却没给他们相应的职权。
我认为现在各地农商行最大的问题不是客户的问题、贷款的问题、存量风险的问题，而是管理结构的问题，没有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去做。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使现在的风险化解完了，以后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普遍的问题，比如业务能力问题，很多地方存在人浮于事、员工效率低下的情况等。
证券时报记者：目前关于省联社治理结构的问题，是否已经在进行改革？
刘澄清：2023年开始，依照一省一策的方式，一些省份的改革已经开始。根据我的观察，因为经济环境的变化，地方政府目前防风险的责任更重，这种情况下想要有一个突破性的改革很难。
一些地方的改革是将下面的各个小的农商行组建成联合银行，变成一个集团，把所有的资产都集合到一起，主要目的还是防风险。但从管理角度看，前面提到的问题依然没变。
可能等到经济形势更稳定，风险充分化解之后，才有可能就治理结构的问题进行大的改革。
政府和监管
要更包容、务实
证券时报记者：在您调研走访的诸多银行中，有没有比较好化解风险的经验、案例值得推广借鉴？
刘澄清：在化解风险方面我认为江苏做得很好。江苏的省联社改革做得很早，也比较彻底。苏南以常熟农商银行为代表的几家农商行，改革以后发展都不错，至今依然保持着很强的竞争力。当然，这也和江苏的农村经济发展好有很大关系。苏南的乡镇企业发展一直都是比较领先的，它的农商行相对也就比较好。
我去江苏省内的农商行调研，感觉江苏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比较包容、务实、高效，其他很多省份在向它们学习。
证券时报记者：业内有观点认为，目前普惠金融在农村的推进方式部分已经过时，不适应当前农村社会经济的实际变化情况和市场需求。您怎么看？
刘澄清：普惠金融整体的服务方式的确是要创新了。过去几十年，尤其是偏远乡村，人口流失严重。这种情况下不单是农村金融机构要调整，监管要调整，相应的经济体制也要进行调整。
我一直主张，除了现在的商业银行以外，乡村一定要发展合作金融。现在浙江、福建很多地方在做，大学生返乡创业很活跃，和村集体或已有的农村合作社一起，推动乡村建设，吸引青年人才返乡。现在农商行和农信社已经不是合作金融机构了，它们只是穿着“农装”的农村商业银行。而合作金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赋能，去中介，和农民在一起。
证券时报记者：在新的形势和变化中，接下来普惠金融工作在农村的推进应该把重点和方向放在哪里？
刘澄清：中央已经明确指出接下来普惠金融要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就要求银行不能总把目光盯在贷款上，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的中低收入群体和微型企业主不单需要贷款，银行要提供全套金融服务，即普惠金融五大体系建设：支付、存款、贷款、保险和理财。
同时还要重视金融消费者保护、消费者教育和赋能，在数字化过程中避免数字鸿沟。
第二个方向就是金融“五篇大文章”，在农村一样有很多要做的。在乡村全面振兴、美丽乡村的建设中，就需要绿色金融参与进来。农村的养老问题也需要金融机构参与，探索一些新模式。
证券时报记者：再回到农村金融机构身上。如您前面提到的，农村金融机构是支农支小的主力军。但在当下中小银行风险逐渐积聚的情况下，农村金融机构要如何审视和寻找自身在今后普惠金融工作中的角色与定位？
刘澄清：首先还是省联社层面在管理上要敢于放手，相信下面农商行的董事长、行长们。
监管在制定普惠金融政策时也要高质量。比如最近提出的普惠信贷，在制定考核指标时要精准，应该以客户数（越多越好）、单笔贷款金额（越小越好）和纯信用贷款占比（越高越好）三者为主，同时在同业对比时依照银行规模类型分层衡量。如果这样制定，很多中小银行就会很兴奋，大行和中小银行间的“内卷”也会得到缓解。
农商行自身还是要创新。客户在变化、在成长，你也要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