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岁摇滚老炮儿，从浪子变佛系中年：我每一天都活在天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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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钧今年54岁，
人称中国流行摇滚教父，
跟许巍、张楚，并称“西安三杰”。
今年8月，他参加《披荆斩棘》第二季，
一曲《私奔》，唤起了一波人的青春回忆。


郑钧在披荆斩棘的第一次表演


郑钧第一次亮相，演唱《私奔》
过去他因一袭长发和高颜值，
获得“摇滚圈木村拓哉”的绰号，
节目播出后，“郑钧年轻真的很帅”登上热搜。
印象中的高冷摇滚男神不见了，
我们看到他的另一面：
在宿舍里戴着猫耳朵头箍，敷面膜，
“拿起话筒很酷，丢下话筒很逗”。
有粉丝还戏称他是“喜剧摇滚人”。


采访前，他正在房间里看一部叫《在西部的一百万种死法》的荒诞西部片
今年9月中旬，他在排练间隙，
接受了我们的采访。
如今的郑钧，剪掉了一头不羁的长发，
不抽烟、不喝酒、吃素食、练瑜伽。
他神情轻松，相当佛系，
“我算是个‘朋克和尚’，
我的人生之旅就是一个自我治愈的过程。
这几年，每一天觉得都像在天堂里生活着。”
自述：郑钧
编辑：陈星
责编：倪楚娇




参加披荆斩棘，也没有想证明点什么，挣点钱是真的。我们家庭文化可能有点太散漫了，想给孩子做个榜样，证明一下爸爸也比较努力。
第一首歌唱《私奔》，是疫情期间，大家都想跑出去找个地儿呆着，这首歌可能唱出了大家的心声。
问我想不想赢？我没有竞赛的压力，想赢也没有用，确实是有时候我是希望我的队友能高兴。对于我不能控制的事，我基本上就属于无所谓。我能控制的，是把自己的事做好，把一首歌改编好。


四位“表面功夫”队员，日常很松弛
我们的队名叫“表面功夫”，是有点反讽的。我跟信、郝云、马頔，第一次就一见如故在一起，比较投缘，就是大男孩的这种性格，嘻嘻哈哈开玩笑，不想活太严肃，放松一点，别活得太紧张了。
参加这个节目，最大的体会就是原来说“卷”就是这个意思，在期间我终于体会到在大厂上班的感觉是什么样，音乐人的搬砖生活，也不过如此。
节目的总导演说，我们对你期望很高，你是郑钧，你是写过《赤裸裸》的人，如果你都放弃了，我们怎么办？我当时觉得挺感动，好吧，我就又造起来。
我自己都吃惊，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这么勤奋做一件事儿。


跟信一个宿舍，一人一个床垫
早上醒来，喝杯咖啡后化妆，连滚带爬的。有时候早餐也来不及吃，胡乱吃一口，背着吉他就上车，去排练房。有时候收工晚了，哥几个叫外卖，吃烤串，喝酒聊天，拉弄到一两点，就睡觉。
我是比较幸运的，分配到两个人的寝室。我跟信哥一人一个床垫，完全像回到大学宿舍的感觉，我记得我的大学寝室也是不太见阳光，朝北的，黑咕隆咚的挺好。我跟信哥睡觉之前会胡聊，聊一些家长里短的，或者一些镜头前不能播的（笑）。


郑钧在披荆斩棘中和大家打成一片
突然大家回到了都没有家庭，没有孩子的环境，开玩笑也像大学时候男生之间那种没心没肺的，很亲切，很温馨，也很让人兴奋和刺激。
老王（王菲）给我录了一段打call的音频。真实的情况是我自己真的没有找她，是节目组和我的团队，背着我去找的王菲，所以我还骂了他们，为了这个事跟他们急了。我跟老王是很多年的朋友，我特别不愿意麻烦自己朋友做这些事。但老王给我鼓励，我还是很感动的。


“虽然参加节目很累，但有种在天堂梦游的感觉”
每天收工太晚，家人早就睡了，和他们视频不了，只能抽空发个微信，告诉他们“我还活着”。 我儿子他在综艺里看到我的时候，他就觉得好玩在里边，挺骄傲、挺开心的，我们俩关系好像还更好一些。他比较认同我。
我太太很赞同我参加综艺，她跟我说，你不能老待在你的舒适区里，要去试一些新的东西，比如你去参加一下这种节目，在这种状态中挣扎一下，感受一下真实的生活。
虽然参加节目很累，但有种在天堂里梦游的感觉，有种激情澎湃的拼搏的感觉，挺年轻的。




90年代初，摇滚乐刚传入中国


20岁出头的郑钧
我做歌手，完全是个戏剧性的故事。有时候我觉得就像有个人在写剧本，有只命运之手在推着我。
我父母都是非常传统的人，我的父亲是个农学院的工程师，非常正直善良，我母亲是大学老师，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郑钧和哥哥、母亲
7岁那年，我父亲患病去世，母亲一个人用56块工资养活两个儿子。我哥哥很早熟，从11、12岁开始，就成了家里的主心骨，对我很严苛。当时，不听话就要挨揍。
我从小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反叛意识跟玩世不恭的这种劲在。我初中、高中就经常打架，高考的时候还复读了一年。
差不多80年代末，当时我们那批年轻人就认为一切都有可能，似乎你可以成为任何样的人，似乎是突然醒过来的感觉，充满生机。我也有一种强烈冲动，想要干点什么。




在杭州念大学的郑钧
当时我在杭州电子工业学院读大学，我学的电子、外贸、机械。一位外教老师在课上放了摇滚乐，当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说这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东西？
摇滚乐它太像我自己了，我的潜意识跟我的性格就跟它完全一致的。我跟被雷击似的，直接燃烧的那种感觉，我就疯了。


罗大佑、崔健、唐朝都算是神级人物
我真正遇到最强烈的谈恋爱的感觉，其实不是跟任何人，是跟摇滚乐。在当时，罗大佑、齐秦、王杰，完全就神级那样的人物。崔健、唐朝、黑豹，我当时觉得这都是在另外一个星球上的人。
我说我要成为一个 rock star，写歌、出唱片。现在想想，似乎是神经病，但是当时我真的觉得可以。
所有周围的人说：“你疯了！”当时只有我第一个女朋友，鼓励我说，你唱得真好听，你有一天一定会当个歌手的。我买了一本《和声学》和一把红棉吉他，开始自学音乐，还组了一支叫“火药”的乐队，在学校的晚会上演出，流窜在杭州各个大学。


在草台班子演出的郑钧
我的亲戚遇到我妈妈，和我妈一聊我的现状，大家都叫我放弃这幻想，干点正事，完成学业，好好找个工作，不要干这些。
那个时代最美好的就是人有勇气。我为此放弃了大学的学业，退了学回家后，每天写歌弹琴，像着了魔一样。在西安的两年里，我还去过草台班子演出。当时就是因为班子里有一台1万多的吉他，每次演出完就供着，我就冲着那台吉他，才加入班子的。
我完全不知道路在哪，在娱乐圈我们谁也不认识，北京的唱片公司在哪边，都不知道。那时候也没有互联网，信息是阻断的。
后来我去了北京，我流浪睡在街头，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当赌注全压进去。


在北京录唱片的郑钧
当时我身上没有钱，在北京就睡街心公园。后来在四哥的帮助下，在北京西单租了个平房。我还记得那个平房在西单，是个钉子户房子，一片全拆了，那个房子在瓦砾之中，但有水管、厕所，甚至还有电话。
终于要见香港唱片公司的老板了，我当时衣衫褴褛的，在北京的四星级大酒店，叫松鹤酒店，我去到房间里，看了一圈，蔡国庆也在。
后来唱片公司对我的音乐很满意，决定跟我签约，跟我约在人民大会堂见面。我准时到了，老板一页一页给我读合同，但一个字没听进去。一下子预支了3000块的版税，拿着3000块钱，我一路骑单车回西单，抱头痛哭。




第三张专辑《第三只眼》，横扫了中国50多家电台榜首
1994年，我出了第一张专辑《赤裸裸》，多火真的不好说，反正挺火的。每天去公司的时候都是一箱一箱的信，从全国各地寄过来。
我是最早签给海外五大唱片公司的艺人，签给香港宝丽金，就是后来的环球，所以经常去香港，各种宣传跑通告。
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奇怪，我说为什么你们歌手都要干这些事，买手店买衣服，服装造型“咔咔”拍照，从早到晚，每天忙。九几年，那时候内地谁有这样，就没人这么干。
那时候没有任何操作，没有人会买热搜，一切是野蛮的自然生长，也没有什么争名夺利的，完全没有这个概念。


谢霆锋、冯德伦、郑钧，在北京同台演出
当年去南京做宣传的时候，所有当时最火的DJ轮番请我吃饭，每天我做完节目收工之后，一起出去逛街吃饭玩，特别单纯，特别纯粹，谈的全是音乐，和特别文艺、理想化的东西，那时候特别快乐。
里面的《灰姑娘》，最早我们公司都没有选上这首歌，说这歌调太低了，太慢了。最后是电台DJ自己喜欢，就在电台里播播播，给他播到排行榜第一名去。


《赤裸裸》MV
像《回到拉萨》、《无为》这样的歌，完全是灵感制作；《赤裸裸》那首歌，是写给摇滚乐的情歌；里面有一首《商业社会》，现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特别感触，我说我是个预言家，现在才是真正的商品社会时代，买和卖变成了我们生活中主要的内容。
那时候大家的娱乐没有那么分散，出来一个作品或出来一个歌手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听，所以很聚焦。


在人均不过百元月薪的90年代，郑钧一张唱片的版税就能够达到七八十万
到了《第三只眼》的专辑，差不多当时卖了50万张，能算到前几位的销量。通货膨胀来算，那个时代10块钱现在100块，现在正经的卖实体的500万张，应该算得上。


1996年，郑钧已经开始用电脑制作音乐
当时我的制作人是个台湾地下音乐人，那时候我在全中国没有见过人用电脑做音乐。1996年，他拿着一个苹果286级别的电脑在做采样，我第一次见，我都傻了。
我说我也去买个电脑。当时北京有一家苹果专卖店，一个苹果电脑大概五、六万很贵。他们说，你要用这个苹果电脑干嘛，因为别人买电脑都是做广告公司做设计用的，你用它干嘛？我说我要做音乐。
我俩编曲的时候有很多新的想法，尝试一些民族色彩的东西跟摇滚乐和电子的结合在一起，比如《路漫漫》的前奏就用了秦腔，像《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用了佤族的长腔。
《第三只眼》那张唱片确实有点实验性质的。有一次我去日本演出，当时日本音乐人，他们也很吃惊，居然有中国民族音乐和摇滚乐的结合。 后来也有很多做音乐的人跟我说，说钧哥，那张的编曲、创作对我影响特别大。


郑钧的歌曲已经成为经典之作
现在，除非是要演出唱这些歌，我才会重新听我写的歌。平常我很少听，甚至不好意思听自己的歌。
我有一个观点是，歌本身是有命运的，它是有生命力的，就像一个小孩一样，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是谁把它带到这个世界而已。
像《灰姑娘》、《私奔》这样的歌，虽然是我写的，但是它们后来的火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它能成为那样的一个经典的东西，你拦不住。




郑钧早期以一袭长发为标志造型


当时的郑钧是顶流，各种媒体采访
94年、95年开始到零几年，有名有钱了，开始进入名利场，声色犬马，夜夜笙歌开始。 我才二十几岁，跟老狼、晓松，那时候真的算顶流，人人都围着你转。
那个年代，大家都没钱，工资只有几百块钱。我卖唱片有点钱，但没有结婚，也没有家庭负担，就没有要存钱买房子，什么都没有。所以跟朋友们去玩，全部造掉。
我们那时候属于有钱就去捧场，三里屯恨不得就我们给它养起来的。三里屯第一家酒吧Swing开业的时候，我跟高晓松就去了。我还记得我们晚上喝了酒不走，老板没办法，穿着个军大衣就在旁边凳子上睡着了。
在北京最火的迪厅，每天晚上开大包房。现在想起来，其实算是报复性消费。


郑钧去到哪里，都有粉丝簇拥
那段时间身体也特别差，根本不运动，没有任何养生的概念，经常左手抱着酒瓶子，右手拿支笔就写歌。越睡不着觉，就越沮丧，越沮丧就越创作，越刹不住车，又越睡不着觉，恶性循环。
每天这样生活，内心其实有点失望。传说中的摇滚明星就是要这样生活吗？难道这就是目的地吗？那几年，我最火的时候，也是最不开心的时候。之前一直在爬山，觉得山顶上风景特别美，拼尽一切努力爬到这里，但一切原来就这样，很失望。


Kurt Cobain 27岁时吞枪自杀
摇滚乐手有一个27岁魔咒。吉他之神Jimi Hendrix，涅槃乐队的Kurt Cobain等等，在27岁，在他们最巅峰的时候，最火的时候，名利双收了，可能也是他们最困惑、最痛苦的时候。
这些天才级的创作人，音乐只是他们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都是非常真诚的人，他们的整个创作之旅都是在寻找一个人生意义跟答案的过程。
如果没有一个排解的方法或者一个出口的话，人会选择非常极端的方式来结束痛苦的。所以他们有些选择了自杀，有些因为某些原因英年早逝。
包括我自己，在27岁的时候，也是我自毁意识最强，或者说最困惑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是有很严重的抑郁症或者焦虑症，最严重的时候，对水、空气都过敏。
只是那个年代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谈论什么是抑郁症或焦虑症，只觉得你就是无病呻吟，你干嘛呢，喝顿大酒就没事了。


郑钧坚持了10几年的瑜伽，他曾在布达拉宫前做过瑜伽
如果后来没有寻找到治愈我的方式，没有这十几年的禅修、瑜伽，我想我也撑不下去，我肯定自杀。
后来我写过小说，拍过电影，做CEO，还有开发app……其实都是在玩，我觉得人生这个游戏里，有很多角色，如果我只打这一个角色的话，每一关打死再来一遍，还打这角色的话，太无趣了。
人生的最宝贵的不是说你有钱和有名，而是你有机会去尝试不同的事情，各种相遇、相爱，各种成功、失败，都很宝贵。




郑钧自觉近几年性格变温和了
我是一个天蝎座，自我特别强大。
我内心住着分裂的两个人，有一个叛逆狂热的小朋克，也有一个与世无争，喜欢隐居的一个老僧。年轻的时候小朋克冒出来的时候比较多，现在老僧冒出来比较多，有时候他俩一起出现的就比较分裂。
最近，我一直特别想找一个山洞，去那边住上一个月，体会一下真正的闭关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能在山洞住，那都是属于身心状态都非常强大的才行，我特别仰慕能够做到的人。
有时候也会想一想不现实的东西，我想去火星，但买船票的钱确实不够，钱够的话，我也想跟马斯克他去一趟。


郑钧一家三口


2022年郑钧和妻子刘芸迎来了结婚九周年纪念日
我现在的日常，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每天起来打坐瑜伽，接送孩子上学，把孩子教育好，把长辈父辈赡养好，跟芸姐高高兴兴的。
我跟芸姐一个动一个静，我演坏人，她演好人，就是严父慈母。芸姐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家里很多事都是她来，装修、吃什么、喝什么，买东西，日用都是她来负责，我就负责配合。
没参加综艺之前，我是每天一部电影的。每天也听各种音乐。
我的家里到处都摆着吉他，我就随时能抓紧地弹奏。到处都摆着蓝牙音箱，连我洗澡的时候也会听歌，因为音乐对我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一种精神食粮，没有这个的话，我的人生实在太无趣了。


郑钧在近两年出了2张原创专辑
近5年的我就出了两张专辑，《听上去不错》和《两只口罩》，挺高产的。这些歌都是在疫情期间写的，回头看这几年，它是一段我们人生中非常难忘的经历。
第一张《听上去不错》是关于我自己的，概念更多的专辑。我在写歌的时候，习惯独处，因为独处的时候人是有智慧的，群居的时候，人是欠缺智慧的。
里面的《雍和宫的月亮》，比较符合我的状态，喜欢安静Inner peace的，像我喜欢宅在家里边，自己跟自己，与明月相处，甚至有点不食人间烟火。


2021年郑钧参加“我是唱作人”节目
第二张是我参加“我是唱作人”的时候写的歌，做了一个录音室版本。我把这个专辑起名叫《两只口罩》，封面是我画了一幅画，拿两只口罩支撑出一个爱心的样子，和相拥在一起。
有一首叫《ai ma huo》的，是一个灵感之作，可遇不可求的神来之笔。其实很早的时候，我曾经想写一首跟藏区有关系的爱情歌曲，写了第一句就写不下去了。我改了一个思路，我写一个跟信仰有关系的。因为我这些年在学禅修的东西，就把我学过的一段佛经，藏语的，梵语的，把它加进试一下，有点命运的意思。
还有一首《青春的葬礼》，是有一次我过生日的时候，高晓松他们都来了，大家喝了酒，哭哭啼啼的，在回忆过去。原来我们20多岁在一起玩的景象都没了，现在一聊起来都是孩子老婆怎么样，和各种生活不容易，像向青春告别的一个葬礼一样，我们的青春就到此结束了。
我就把年轻时候的种种画面写在里边。年轻的时候，有人跟你爱得死去活来，你要为她发誓刀山火海，最后你始乱终弃了，一定会辜负别人跟自己。我们那个时代，或比我们更早一点时代的人听这首歌，会有感觉，因为他们的青春就是这么过来的。
有一首歌叫原来名叫《happy Ending》，现在改名叫《斯德哥尔摩》。我觉得其实大家在凡间，都像病人一样，都在折磨自己，内耗。
就像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因为天天写歌创作，生活不规律，神经衰弱很严重，就去看各种医生，中医、西医各种偏方，就不行。现在自我治愈了，就把这种经历写出来。


“等综艺弄完，我要好好享受生活”
我曾经规划过人生，后来都失败了，我发现规划不靠谱。人生就是一个很神奇的旅程，你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觉得我的人生之旅就是一个自我治愈的过程。
这几年我觉得非常高兴，特别开心，我每一天觉得都像在天堂里生活着。没有什么任何焦虑、担心、纠结的时候，开心是很简单的事。现在每天出门，都会感恩。
等今年这些综艺弄完之后，我要好好陪陪孩子，享受生活。